文艺学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实现了飞跃的历史发展，中国人民豪迈地进入了新时代。 文艺事业适应了社会的进步，大为繁荣，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创作、评论、研究

内容提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产，是我们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们这个时代就要有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理论生产主体，他们的文艺理论生产启发我们既不能过分依赖现成的文艺理论资源，也不能忽视对文艺现状的关注，同时还要拓展我们观察文艺的胸怀。文艺理论生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非职业性的文艺理论生产李涛，吴世永，台州学院文学院，浙江临海317000李涛(1969—)。长期以来，我们的视野基本上没有离开过这个科学论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这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重新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问题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总体性的人类解放的理论和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两个方面相对应。这种情况涉及一个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界曾经争论过的议题，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否存在一个完整的体系?简单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本文不赞同那种“断简残篇”说，即简单地否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存在完整的理论体系。（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

当下社会呈现的全新的艺术特质，一方面使经典美学思维主导下的美学研究范式越来越言不及义，一方面现实境遇又促进了消费性审美话语的生成。消费文化语境中美的有力——社会经济层面上的整合能力，与美的乏力——意义深度与审美自律的缺失，都共存于当下现实。对流行的消费性审美话语的研究不能缺失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判。

“人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是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人民优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的结晶。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石，围绕这一根本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作家、作品和读者以及批评标准诸方面总结和提炼出一些富有特色的理论观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时期中国文论所关注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热点有着某些契合性上。其中，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充分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促生与推动的作用。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更具前瞻性和远期性的理论目标是，其强大的生命力当应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回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继承革新”、“形象”、“典型”、“创作方法”、“文学语言”、“文学体裁”、“文学风格”等概念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范畴系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典型性成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构成论、接受论，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思想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蔡仪的《新艺术论》是中国现代第一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在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重要创新，对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文学理论研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和研究在国内文学理论研究中尚属未开拓的领域。关于世界文学的研究和辩论是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卡萨诺瓦的《文学作为一个世界》集中论述了她的世界文学观，从中可以看到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些显著特色。这种理论突显了后现代思想改变现代思想重视的时间维度，在空间维度上展开理论思考的特色，同时它回到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话题，表明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面对当下文学问题，整合当代思想资源时，十分注意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实际联系。卡萨诺瓦的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文论建设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阿多诺的“漂流瓶”在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中被打开，理论政治策略的规划与否定辩证法和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之间的对话纠缠在一起。否定辩证法从20世纪70年代“一个巨大的失败”扭转为90年代“辩证法的楷模”与“我们时代的分析家”，阿多诺成为詹姆逊理论话语中一个游荡的幽灵。它既希望直面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实，同时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下有效性，所以否定辩证法既可以是“失败”也可以是“楷模”。在对阿多诺接受的当下语境中，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辩证法阐释体现了詹姆逊发掘马克思主义当代阐释效力的努力。

内容提要：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吸收和借鉴形式主义，进而对二者进行辩证综合是他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基础，渗透到了他的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全过程。詹姆逊认为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是一种“元评论”，这种评论把历史、政治和形式看作是三位一体的，并把“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对象。三、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学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元评论，它的阐释学和诸如伦理的、心理分析的、神话批评的、符号学的、结构的和神学的等等阐释方法都有所

文章首先勾勒了该哲学著作的结构和主要内容,梳理了该书作者张一兵对阿尔都塞的问题式、症候阅读和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文本学解读的最新观点,对张一兵关于阿尔都塞的方法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文本研究的质疑、洞见和创新性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张一兵在研究中所展示的文本学方法论、刻意打造的另类写作方法和策略以及别具一格的文本风格的学术价值、意义和影响进行了评论。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奠基者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一直被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瑕瑜互见，既有机械教条的一面，又有发人深省的思想洞见。本文比较分析了考德威尔与恩斯特·布洛赫、赫伯特·马尔库塞、吕西安·戈德曼、西奥多·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视角上的共同之处，以昭示他的思想原创性和预见性。

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科学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文论和美学命题并没有全部被直接挪用，上面所提及的中国现代文论命题不全是直接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论命题。杰姆逊在谈到很多西方现代文论例如后结构主义的历史时指出，有的虽然不能归属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但它们并不能远离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们“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杰姆逊关于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强调，一方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另一

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吸收和借鉴形式主义,进而对二者进行辩证综合是他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基础,渗透到了他的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全过程。詹姆逊认为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是一种"元评论",这种评论把历史、政治和形式看作是三位一体的,并把"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对象。这种方法基于他对历史上关于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的各种理论的反思、批判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独特的马

马克思通过对感性实践和全面的人的感觉的强调，把美学研究从重视感性认识引向重视感性活动，从而为20世纪美学中身体感知的勃兴埋下了伏笔。同时，马克思的感性论又与人的全面解放和对美好社会的企盼相联系，因而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指向此岸与当下的身体美学又有矫正意义。

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建构了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型，确立了中国文学理论前行的方向，同时也隐含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的问题。

西马文化现代性思想富有“多元性”，因为它依次研究了文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后现代主义和亚文化等对象，并且同时代的理论家对某种文化各抒己见，描绘出它的多面性。二、众声喧哗：西马文化现代性的特征之二西马的“众声喧哗”多指理论家们对同一种文化存在着争论和分歧，或是对某种文化产生相反的认知，或是就某种文化展开多向度的阐释。三、共同体：实现幸福之所其实，除了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身上的争论，西马还充斥着其他分歧，如欧洲知识分子与美国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歧视，前者讥讽美国文化是欧洲文化的继承者，自身毫无原创性，后者则自

本文以较为宽泛的符号学视角，从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复杂纠结、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模式来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与阐释效力的问题。如何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的阐释力，如何建构具有当代合法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瓶颈问题。一、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纠结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文学实践相结合的话语，在中国文学阐释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一段时期内是文学阐释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符号学失语事实上，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西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里程碑。《讲话》深刻阐发了社会主义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使命，创造性地回答了一系列有关文艺发展和繁荣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文艺工作划定了遵循、标示了航向。以全新的眼光关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以全新的政策关注“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

所谓大众文化其实是大众依据文化市场中的文化商品，有所选择地“再创造”，它是一种使用中的文化生产，也就是说其重心落在文化实践上，其意义有归顺认同、抵御抗争、冷漠中立化等多重意味，这使文化现实愈加色彩斑斓，而成为各种文化力量的演义场。当下，在文化现实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或在文化消费中作为主导性形态的是依托市场运作的大众文化，同时裹挟了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主旋律文化、高雅的精英文化、自娱自乐的民间文化，共同参与文化现实的建构，从而形成多元文化生态。当前的文化现实建构早就超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视野，也超

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过卢卡奇等人的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以物化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语言批判与美学批判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建构。马克思与批判理论的关系可以从物化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语言批判与美学批判四个方面来着眼。二、实证主义批判马克思的学说从根本上说上是反思的和批判的。他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也是在探讨其知识形成的历史条件：“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三

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建构了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型，确立了中国文学理论前行的方向，同时也隐含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的问题。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批评之所以否认文学研究存在着“内/外”之别而坚持所谓的“外部研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原本就是一种有别于现代文学理论的、自成系统的文学研究范式。那么，“这样做的代价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只是在方法层面上与资产阶级批评有所区别(用不同的分析原则处理同一类问题)，而在批评对象的理论构形这一关键层面上却丝毫没有区别”，其结果只能让这种马克思主义批评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在反思资本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中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仅用“社会学的”“历史的”和“政治的”理论话

一、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传播研究的引入美国媒介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相遇源于1930年代中期，即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因受到德国纳粹政府迫害而流亡美国。[16]美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接纳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文化研究”作为20世纪下半期对社会科学及人文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潮，其发生发展的历史与媒介研究具有先天亲和性，即文化研究诞生于20世纪后半叶媒介化的社会“语境”之中。这场理论整合不仅见证了美国媒介研究如何遭遇并在不同层面吸收英国文化研究的历程，而且拓展了美国媒

换句话说，在当代世界文艺理论运动的格局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获得了自己的特有身份，而且为人类文艺理论的未来提供了新的选择的可能性。面对这样一种局面，理论界和批评界有必要也有责任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必要也有责任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逻辑结构和形态体系上描述得更加清晰。总之，我们要防止“告别理论”的倾向，重建我们的文艺理论理想，加强文艺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总体质量和水平的跃升，用接地气的、充满创造力的、系统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形态，去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