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詹姆斯·约翰逊是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对话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吸收形式主义作为参考，并将两者辩证综合是他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基础，渗透到他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的全过程中。 詹姆斯·约翰逊认为基于“辩证思维”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是“元评论”，该评论将历史、政治、形式看作三位一体，以“形式意识形态”为研究对象。 该方法基于对他关于历史形式与内容关系的各种理论的反思、批判和发展，建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诠释学，挖掘了文本深层隐藏的“政治无意识”意识形态。 詹姆逊的学术研究方法借鉴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判。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阅读文学？ ”应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者认真思考和解决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元评述/形式/意识形态/解释学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研究”[项目编号: 11CZW0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要项目“文学文本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12JJD750020]与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次主题“西方文艺学、美学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IFYT12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建刚、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是文学理论与美学研究 ； 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森对中国文论和美学有很大的影响，自1985年北大演说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等领域的许多问题都与他密切相关。 2012年12月再次来到中国，在北大发表了题为“特异性美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演讲，使中国詹姆斯·约翰逊热潮再次达到了高潮。 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詹姆斯的追踪研究已经取得丰富成果，他的新着《辩证价格》(情人节ofthedialectic，2009 )和《资本论》第一卷( representing capital:acommentaryonvolumen ) 但本文关注的不是他最新的着作，而是他的文学批评理论、方法和实践。 文学研究是他学术的起点，为他今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方法一直贯彻着他学术研究的始终。 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理论和批判方法很有特色，对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和批判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但是中国学界对此并不十分重视。 海登·怀特认为“詹森不仅是对立，还是真正的辩证批评家”。 他认真接受其他批评家的理论，而且基本上不仅仅是和自己有共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 相反，他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的着作特别感兴趣。 他评价一个理论，是因为他知道这不是推翻对立思想的能力，而是在最强有力的批评家中引入有根据、洞察力的思想的能力”(白196 )。 肖恩·荷马也认为詹姆斯的贡献是“反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可能性和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情对话的必要性”( Homer 5)。 他吸取了这些异质的理论流派和思潮，用马克思主义融合在一起。 在所有理论来源中，最重要的是形式主义(包括俄罗斯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詹姆斯·约翰逊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点，吸收和借鉴形式主义，特别是结构主义，使他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明显的结构主义特征，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史上仅次于巴赫金的最重要理论家。 在借鉴和吸收形式主义的基础上，辩证整合两者是他的方法论基础，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 另一方面，“辩证思维”和“元评论”从理论起源的角度来看，影响詹姆逊思想形成的最大的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德国理论，以萨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 詹姆森从中学时代开始就熟悉德语和法语，在德国的留学生活为接受德语和法语理论思潮奠定了基础。 这两种思潮被认为是俄罗斯形式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但詹姆斯森认为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本身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一部分，它们的形成本身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詹明信5 )。 更正确地说，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就没有结构主义者的回答。 马克思本身也是形式主义者，从结构主义上分析资本主义(杨建刚王弦78 )。 事实也是如此。 索绪尔似乎并不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形式主义者也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论战的对象，法国构造主义者不仅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而且其本身“从马克思主义中获益良多”( Jameson “PHL” 102 )。 因此，后来很多构造主义者在避开马克思主义时，后构造主义达德里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和依恋。 因此，与巴赫金一样，詹姆斯·约翰逊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发展，结构主义就不应该“排斥之外”，而应该“把现代语言学的这一新发现与我们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 Jameson “PHL” vii )。 正因为如此，詹姆斯同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研究，相继出版了研究书《马克思主义和形式》和《语言的笼子》。 ①为了从另一侧向下钻研，深入研究了结构主义，得到了完全不同、理论上更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 Jameson “PHL” vii )。 詹姆森理解到“以不同的立场对话真的是很复杂的事情”(詹姆斯信5 )，“方法论问题间的紧张和冲突总是打开大哲学问题的门”(詹姆斯信11 )。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进行对话不仅是学术兴趣，也是他的有意识的学术选择和探索。 詹姆斯·约翰逊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凝视俄罗斯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并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用“符号转换”( transcoding )方式将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部分 可以说萨特给詹姆森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门。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使他成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结构主义使他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刻的结构主义色彩。 在这个意义上，道格拉斯克尔纳( Douglas Kellner )称詹姆斯·约翰逊的理论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与新法国理论的独特整合”。 詹姆森认为其他批评方法多数是封闭的体系，但以辩证法为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是多元开放的，非常包容性的。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与众不同的独特思维模式，理由只在于此，并不是因为你自己主张发现了真理。 马克思主义的“特权”总是介入不同的理论符号之间进行调解，它是全面的，不及这些符号本身”(詹明信22 )。 所有的理论都是说明，但在这些说明模式中，“马克思主义说明学比当今其他的理论说明模式有意义的优先度”(詹明信146-47 )。 作为“不可超越的地平线”，马克思主义“明显接受敌对或不兼容的批评操作，在自己内部规定信任地区的合法性，消除它的同时保存”( Jameson “PU” 10； 詹明纸148 )。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解释模式，结构主义的“语言交流”、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和“利比多”、荣格和神话批评的“集体无意识”、各种伦理学和心理学的“人文主义”等所有理论解释模式都没有绝对优势。 马克思主义吸取了所有这些理论，可以为我使用，成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 詹姆森做的是确立涵盖了其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 詹姆斯·约翰逊把这种想法称为“辩证思维”( dialectical thinking )和“思维的平方”。 综合詹姆逊关于辩证思维的许多论述，可以在辩证思维指导下得到文学批评三个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研究、研究者立场的思维和研究过程中的方法、概念和范畴的反思。 一是“强调环境本身的逻辑，不是强调个人意识的逻辑”，其特征是将研究对象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进行研究，将研究对象“历史化”，二是“寻求始终以霸权的形式存在的历史故事，不断神秘化，马克思主义历史故事本身 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批判方法有“辩证批判”或“元评论”。 ②这个评论是“评论的评论”，赋予我们的不仅是“批判的武器”，还是“武器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是“元评论”。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信仰共产主义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很多事实上，做元评论工作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搞马克思主义”(詹姆斯信20 ) 这样，“元评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方法论，成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象征。 在此基础上，詹姆森提出了他的话“永远的历史化”！ 这不仅仅是口号，还成了方法论。 任何批评都不能忽视历史的存在。 应将研究对象纳入历史语境中，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也是詹姆斯从头到尾研究的视点。 “从六十年代末期到现在，詹姆斯把文本的历史维度和历史读书放在特权地位上，他把自己的批判实践带到历史屠房里，使批判词离开学术象牙塔和语言笼子，经历了学术领域的荣耀和变动，“历史”一词是这个过程的象征。” 他用这个历史观点凝视俄罗斯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 索绪尔语言学，以此为基础的俄罗斯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致命缺陷，就是抛弃历史，把自己关在“语言的牢笼”里。 因此，要超越形式主义，就必须增加历史的维度，把社会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詹姆斯·约翰逊表示:“通过首先查明符号和模式的存在，强调分析者自身的地位，通过文本和分析方法一起检验历史，只有[……]或者牺牲类似的东西，历史意识，构造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这两个双胞胎，明显无法比较的要求 只有这样，结构主义才能打破这个“语言的牢笼”，将文学和语言开放到历史上，回归到文学和语言的意义层面和意识形态功能。 但是，他不是放弃结构主义的合理核心，而是拒绝结构主义的非历史倾向，同时强烈肯定索绪尔、格雷茅斯和其他结构主义者的科学中立立场和批判方法( Goldstein 151 )。 他把这些理论和方法以“符号转换”的方式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释学。 克隆人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什么样的历史研究的最终方向是现在的政治，关注历史是政治的特征。 正如詹姆森所说，“一切都是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实际上，一切都是“到最后”的政治性的”( Jameson “PU” 20 )。 罗兰鸽为了批判萨特的介入文学，作为可以指向文本的游戏，认为阅读文本类似于性欲满足的身体快感和喜悦。 这种“文本的喜悦”与政治无关。 但是詹姆森认为这种喜悦和快感本身与政治是完全分不开的，所以将评论萨特和巴特的争论的文章直称为“快感:政治问题”( Jameson“pleasers”61 )。 他的“政治无意识”的主旨是“论证文学文本的政治解释的优越性”，将政治视点作为“所有读书和所有解释的绝对视域”( Jameson “PU” 17 )。 在詹姆斯·约翰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政治和历史紧密相连，互相表里相反。 只有以政治为导向的历史研究才有价值，同时只有历史性的政治批评很深。 但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审美的是形式的。 文学艺术的政治(在文学中表现为意识形态)和历史内涵包含在艺术形式中，通过审美形式的中介来表现为存在。 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中，政治(意识形态)、历史和形式是三位一体的。 与苏联的低俗马克思主义拒绝艺术形式不同，詹姆斯森认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以形式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批评家必须关注文学形式，就像关注文学内容一样。 因为形式不仅是艺术作品的“装饰”，还体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信息”( Roberts 4)。 艺术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是批评家首先需要以形式为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探索意识形态内容的前提条件。 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停留在形式层面，形式研究的最终方向是政治。 “我一直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读艺术作品，但没想到这是着手点。 相反，人们应该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的美学和形式问题，并在这些分析结束时与政治相遇。 [……]我希望能够跨越各种各样的形式、美学问题，最后做出一个政治判断”(詹明信7 )。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求“永恒的历史化”，认为政治才是“绝对视域”，但和形式主义一样，文学艺术的第一研究对象是形式。 不同之处在于形式主义只停留在形式层面，不能进入意义、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而马克思主义将后者作为形式研究的最终方向。 詹姆斯·约翰逊认为“融化社会的历史领域和审美性——意识形态领域是更有兴趣的事情”，但他对路加的爱情有独特的时间是因为路加“从形式上探讨内容”的方法是文学研究的“理想之路”(詹明信13 )。 因此，以辩证思维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创新是詹姆斯森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论。 正因为对形式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对艺术形式的普遍关注，詹姆斯·约翰逊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判方法，赢得了他前所未有的名声。 2008年，挪威的路德维希·霍尔纪念基金会授予詹姆森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被称为“诺贝尔奖”的霍尔国际纪念奖，对“社会形式诗学”“理解社会形成和文化形式的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王逢振91 )。 詹姆森自己也用“马克思主义和形式”、“历史”和“形式”概括了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何卫华朱国华2 )。 詹姆斯·约翰逊表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关注形式问题的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在内容和意识形态分析上下功夫，总是关注内容要素，即作品的思想？” 反映了什么意识形态？ 等等。 很少人研究故事的特征、作品采用的表现方法、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杨建刚王弦78 )。 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取得新进展应以“形式意义”或“形式意识形态”为突破口。
二、形式意识形态詹姆逊说:“最近的文学批评中，“形式意识形态”的观点，即表现一定意识形态倾向而非作品形式的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 Jameson “MP” 114 )。 伊格尔顿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判分为人类学、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四种模式，这四种模式中最具特征的是意识形态批判模式，这种模式不是简单分析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而是以“形式意识形态”为研究对象 这个模式之所以得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的普遍接受，是因为它解决了文学理论研究中长期以来崇敬形式与崇敬内容观念之间难以和谐的矛盾。 正如盖尔顿所说，“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第三次浪潮之所以被称为意识形态批评，是因为它的理论点在于探索可以说是形式的意识形态，避免了文学作品的单纯形式主义，避免了低俗社会学”( Eagleton and Milne 11 )。 提出“形式意识形态”的概念，把形式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多年来的争论的反应，也是他们之间进行对话的结果，这种批评范式的真正成熟取决于詹姆斯的批评实践 马尔汗“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之一，另一个难题是“文本与其外部领域的关系”问题( 21 )。 不仅是形式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非常重视形式问题。 路加说“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负责人是作品的形式，不是抽象的内容”(伊格尔顿28 )。 阿多诺在艺术上也认为“形式是理解社会内容的关键”( 394 )。 马库塞也关注形式问题，“艺术作品的诚实和真实，取决于其内容(即“正确”是否表现了社会环境)，不依赖于其纯粹的形式，是否形式化”( 196 )。 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中，原本内容所承担的艺术意识形态和社会批判性自然转变为审美形态。 詹姆斯·约翰逊在充分吸收形式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理论。 “这个“形式——内容”整体问题，既不是纯粹的局部性、美学性问题，也不是局部性、技巧性的哲学性问题，而是在各种现代语境中重复出现的问题。 [……]内容和形式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它们纯粹的美学意义，长期涉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Jameson “MP” xvii-xix )。 因此，解决形式与内容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形式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思黑格尔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关系为詹姆斯·约翰逊的再思考问题奠定了基础。 詹姆森认为一切都在双重对立的矛盾之中，我们的世界和事物的解释也依赖双重对立。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主体和客体、结构主义的能量和手指等。 “要摆脱二元对立，并不是消除它，而是总是增加它”( Jameson “MP” xiii )。 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二元对立是形式和内容。 “内容是形式的前提条件，形式也是内容的前提条件。 要克服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冲突(即使有效)，不能消除其中一方，而必须使其复杂化”( Jameson “MP” xiii )。 在他复杂化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建立形式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过程中，语言学家路易斯·耶姆斯雷夫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学启示。 根据埃尔梅斯雷夫的看法，某些形式可以有自己的内容，该内容可以区分为事件、人物、场景等内容，在某些特定作者修改形式再现现实的过程中，事件、人物等内容可能充满形式(白色207 )。 也就是说，在某些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形式上有内容，内容上有形式，实际上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不清楚。 我们简单地以体裁、文体、句法、修辞为形式，不能说人物、故事、故事是内容。 在现代主义作品中，形式可以说是内容，反过来说是成立的，现代主义作品的内容就是形式本身。 在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对立中单方面强调某一方，忽视另一方会导致一种歪曲。 形式和内容是以相互为条件的。 因此，解决形式和内容二元对立的唯一方法不是只抓住一方而抛弃另一方，而是使这种对立更加复杂化，分析两者的交叉和相互渗透关系。 在埃尔姆斯雷夫的两组对立，即表现/内容与形式/材料的分析模型的启发下，詹姆森提出了自己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模型。 他把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复杂化为四个对立，即内容的形式、内容的内容、形式、形式的内容( Jameson “MP” xiv )。 这4个组合已经涵盖了形式和内容之间可以构成的所有情况。 詹姆森说:“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它的所有组合和观点都反映了文学批评的类型，每个组合都具有各自的有效性，同时，从一些具有自己内在局限性的外界角度来看，从描述到处方的幻灯片中，每个组合都是为了追随作家而特殊的 ④所谓内容的内容，是指尚未具有现实文学形式的社会和历史现实，或者是内容尚无法表现出来，尚未扎根的阶段。 内容的形式是作家用抽象的观念来表现这种无形的原始生态现实的具体文学语言和艺术形式。 例如狄更斯以小说的形式反映贵族阶级的生活。 即使没有小说，这样的生活也是存在的，但它是不形式的。 小说把这样的内容变成审美的形式，变成艺术的对象。 作家赋予形式上的内容，这种内容的形式已经包括了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东西。 寓言是内容形式的最集中的表现。 形式的形式是没有纯粹内容的纯粹形式，康德所说的纯美形式。 詹姆森认为，过度强调内容和形式表现了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两个极端倾向。 把文学艺术和社会现实与经济基础单纯等同的低俗马克思主义和单纯实证主义属于前者，纯粹的艺术形式主义可以说是后者的代表。 绝对的指示内容的话，趋向于自然主义，但绝对的形式主义使艺术成为唯心主义和虚无的东西。 那么，要超过这两个极端化倾向，就必须关注第四种情况，即形式上的内容。 现代主义表面上强调艺术形式的变革，而其变异的艺术形式下隐藏的是社会批判的意识形态内容。 詹姆森对现代主义的艺术爱情是其根本原因。 他现代艺术形式分析的最终目的是阐明这种形式的内容。 詹姆斯·约翰逊把第四项，即形式上的内容(形式上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学艺术批评中形式和内容两项对立的最佳解决方案。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形式主要是叙事文本，内容是意识形态。 这样，形式上的内容或形式上的意识形态就会变成文本的意识形态。 马歇尔和伊格尔顿的艺术生产理论讨论的是意识形态是如何进入文本，进而成为文本深层的政治无意识。 形式的意识形态极其隐蔽，批评家深入分析文本，无意识地发掘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是詹姆斯·约翰逊确立马克思主义文本解释学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