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较广泛的符号学视角，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复杂纠葛、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模式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与解释效果问题。 从符号学的维度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体现了“集体失语”的状态。 如何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语言的诠释力，如何构建具有当代合法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瓶颈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符号学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研究——以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为重点”( 12AZD091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傅其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国内外都面临失语危机。 原因复杂多样，其中之一是文学解释的合法性问题。 这不仅意味着理论本身的语言能力，也意味着理论抓住文学现实的效力。 文学理论的解释力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未来的命运。 从世界视野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危机不断，但在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语言符号学的现代境遇中以新的形态和强有力的诠释力建立了合法地位，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理论语言空间的重要维度，在现代文学实践活动中熠熠生辉。 这种发展、创造、对话的理论姿态为解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的正当性危机提供了许多启示。 本文从比较广泛的符号学①(语言、形式、描述、结构等符号学要素)的角度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正当性和解释效果问题，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复杂矛盾、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模型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缺失，探索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三条本土化路径 一、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文学实践相结合的语言，在中国文学解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当时文学解释正当性的重要基础。 但是，随着社会经验的变革、知识语言的推进和文学实践的变迁，现有语言体系的解释力越来越枯竭。 这不仅是理论没有关注实践的问题，也是理论本身的说明力问题，是理论真正对话性丧失的问题，是理论本土化的缺陷问题。 我们在实践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忽视了后者与符号学的复杂矛盾，这种矛盾不断推动着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和变革。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符号学看似各自独立，互不交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强调物质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性，一是以符号体系为主旨，阐明了重视符号意义的规则。 但是，两者实际上生死纠缠，见面迟迟互相敌视，纠缠在一起。 敌视、批评和吸收都是互动的。 列宁、托洛茨基、巴赫金、赫拉普京科等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的纠葛中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文艺理论。 列宁和符号学发生了激烈的对话，他在批判符号论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阐明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哲学体系，确立了反映论和实践论文艺思想。 奥地利学者马夫的感觉复合物理论及其相关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彭加拉的思想和俄罗斯数学家尤什凯维奇的观点倾向于实证论和符号学。 列宁认为，马赫对“一定核心”身体的中介作用是感觉的形成机制，从而使物质成为贝雷特这一“裸体抽象象征”。 ②彭加勒的符号学思想认为，自然法则是人为“便利”创造的符号，约定“彭加勒具有普遍意义，许多人和所有人承认的东西称为客观”。 ③尤什凯维奇提出“经验符号论”，从经验符号论的角度发表了现代唯能论。 这些马哈主义者追求经验真理论，重视符号形式和规律，强调“逻辑先验”，追求数学函数关系表达，寻找因果论的“一切形式”，实际上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但列宁严厉批评这一点，认为这些观点“幼稚而惊人”、“纯粹是胡说八道”，否定唯物主义的客观真理，转向唯心主义，“我们的尤什凯维奇流程有多天真？ 他们把什么“符号论”作为真正的新商品，但是有些学识的哲学家直言不讳地说“转向了批判唯心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本质是承认康德和休姆的共同基本思想，而不是重复康德的主张。 因为否定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而不是从自然界，而是从主体、人的意识中引出某种“经验条件”，引出某种原则、公设、前提”④因此，列宁在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彻底否定了具有符号学特征的马赫经验主义思想，并否定了后者的基本概念。 “恩格斯的感觉和表象不是物体的“符号”。 因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应该反映出“影像”、“图像”或者“符号”，列宁设立的反映论和符号论的基本界限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的基本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可以说影响了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符号学、形式论的长期争论。 在激烈复杂的论战中，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产生了具有重要世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论着，典型的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等。 托洛茨基1923年出版的杰作《文学与革命》第五章是《诗歌的形式主义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理论层面鲜明地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符号学的问题。 他坚持列宁的观点，认为形式主义学派是唯心主义艺术理论。 “对他们来说，太初就是语言。 对我们来说，太初的事情了。 语言出现在事件之后，就像那声音的影子。 ”但托洛茨基和列宁断然拒绝的态度不同，他充分认识到形式主义学派的重要性，认为形式主义者的一些探索完全有益，“在宣布形式是诗的本质之后，该学派将自己的任务归结为诗歌作品的词源和句法特征的分析(实质上是描述性的、半统计性的条件)，重复 被这种形式主义者称为“不遵守规则”的诗的科学和诗学的部分工作，必然是必要和有益的。 托洛茨基的文学观整合了形式主义符号理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具有形式和社会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等着作依然深刻批判形式主义，展开“正面交战”，指出唯心主义的错误，但他充分认识到形式主义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科学也应该感谢形式主义者，感谢他们的理论成为认真批判的对象，马克思 ⑧他批判西方各种形式主义语言学类型时，特别关注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符号内的联系和重视逻辑规则的符号学观点。 他把语言哲学融合在彼此的交战中，重建形式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创造性地构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意识形态学的符号学奠定了基础。 如果任何语言都有对话性的话，语言的意义总是与特有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相联系的价值观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语言包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有符号性。 “意识形态的一切都有意义:它是代表性的，代表性的，它取代了其他存在的东西，也就是符号。 处处没有符号，处处没有意识形态。 ”文学的意识形态是“物体变成了象征”。 因此，文学作品、语言、符号意味着与意识形态融为一体。 由于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与语言符号学对话的因素，其理论获得了创新性和深刻的诠释力，甚至得到了符号学领域的高度赞同。 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托洛夫在评价巴赫金时认为“米哈伊尔巴赫金确实是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最重要的苏联思想家，是文学界最伟大的理论家”，他超越了强调关注人文学和抽象语法形式的结构语言学，重视语言和历史的相互影响，“超越了形式和内容这种僵硬的二分法，意识到 ( 11 )钱汉语是《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的长篇序言《理论是常青——关于巴赫金的意义》，阐明了巴赫金符号学的重要地位，他根据伊万诺夫的论断总结说“巴赫金的符号学观点是在20年代提出的，但符号学作为受欢迎的话题知道是在50年代到60年代” ( 12)196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改革浪潮中不断进入符号学领域，逐渐改变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敌对关系，不仅出现了有影响力的符号学流派塔尔图学派，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符号学的融合。 赫拉普琴科的探索具有代表性，他提出的“综合艺术形象”概念充分综合了符号学思想。 他根据列宁反映论的构想批判了符号学本体论，认识到符号与符号系统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艺术形象与审美符号的相互关系是文学与艺术符号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 13 )综合艺术形象强调现实的基础性、独特的创造性和强有力的概括，审美符号强调约束俗成的规则、语义结构的稳定性、符号和对象的替代性，因此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 但在赫拉普琴科，两者关系密切。 “审美符号的产生依赖于艺术概括的需要，在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中，这些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典型的表现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而超感性的、非现实的则表现为固定观念的符号，表现为替代生活真实形象的条款和框架。 这两个过程彼此经常交错冲突。 ( 14 )在历史结构和符号学的严肃对话中发展起来的“历史诗学”，使赫拉普琴科成为“苏联国语学科公认的领导人和国际学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正当全权代表”。 ( 15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长期维持着符号学与迷烟的交战，这种严肃的对话性促进了苏联符号学的繁荣，迎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活力和力量。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强烈敌视符号学，而是积极介入符号学的语言、思维机制和学科意识中，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变。 詹姆斯·约翰逊的态度是有代表性的，“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把构造主义作为“拒绝之外”，等于拒绝将现在语言学上的新发现与我们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 我个人认为，对于结构主义的真正批评，当我们深入研究它，从另一面挖掘它时，必须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理论满意的哲学视角。 (十六)这种认真的“持有主义”形成了富有活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领土外的文学诠释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带来了阐释文化现实的深刻、敏锐和有效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开放的对话姿态积极介入符号学，获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解释力，不仅洞察了文学文本的符号体系，还洞察了文学的内在特征，接触了复杂的符号体系和社会历史的辩证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社会符号学、历史符号学、政治符号学等核心领域，促进了符号学本身的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融合产生的关键语言、语言体系、文学批评实践复杂、独特、新颖，既有结构主义符号学介入的阿尔图塞尔学派形态，也有与语义学融合的沃尔佩模式。 哈比马斯有普通话用学、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交际理论、基于克里斯蒂瓦的女性主义符号学的索绪尔、埃尔姆斯雷夫等视野下的反射、罗兰伯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符号学、符号政治经济学、大众文化符号学，威廉斯的符号体系的语义生产理论、盖尔顿的文本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融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形成，可以说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的生命力。 在此以詹姆斯·约翰逊为例，考察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融合的创造性。 詹姆斯·约翰逊在70年代初，以《马克思主义和形式》和《语言的笼子》两部着作为美国马克思主义和语言符号学对话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和形式整理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对阿道诺、本雅明、马库塞、布洛夫、卢卡奇、萨特等形式的关注和辩证解释，为詹姆森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奠定了基础。 詹姆森运用盖特和洪堡从普罗提诺发展起来的“内部形式”概念，建立具有形式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内部形式”概念是“在辩证过程中从这一瞬间向他运动，在时间中从外部形式向内部形式运动，因此它阐述了自己的运行机制 批评家就这样被召回到自己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形式，也是反映批评家自身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情景的形式”。 ( 17 )基于形式符号辩证法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解读现代文化作品有效。 由于这些文化作品不再是过去的现实主义类型，而是“几乎被遗忘的代码中的符号，甚至是自己认识不到的疾病征兆，是我们长期以来失去感官的整体性片段”，( 18 )这部文化作品叫做符号学的解读和诊断。 詹姆斯·约翰逊在《语言的笼子》中通过对索绪尔、俄罗斯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语言符号学的整理，一边看着语言符号模式的困境，一边充分认识到了其解释的效力。 他在格雷茅斯符号语义理论中发现了有意义的概念“转码”，构建了形式结构和历史、意识形态的复杂机制。 “真相就是转码，把代码替换成一个代码——我自己(根据格雷茅斯的相似说法)倾向于包含真相-效果，或者从这个概念转换出来”，( 19 )这样就可以从永恒的结构框架中解放出来，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困境也可以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符号 詹姆斯·约翰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包含了鲜明的符号学维度，对政治无意识的洞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对末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揭示、电影的地缘政治美学分析，显示了解释的敏锐性和创造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不仅批判索绪尔模式的符号学和皮尔模式的符号学，而且吸收这两种古典符号学的成果，独立思考更多样的符号学，不仅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解释力，也成为世界符号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沙夫的符号学思想成为世界符号学领域的重要成果，受到国际符号学界的关注。 在2004年Mieke Bal编辑的四卷书《记述理论》中，西洋马克思主义记述学、符号学模式是不可或缺的领域，被称为“政治记述学”，“因为记述理论本身是政治性的”( 20 )。 政治叙述学占全卷，涉及关系/修辞、政治、意识形态、欲望、时间等方面的叙述学、符号学的想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1990年代兴起后古典叙述学和“批判符号学”( critical semiotics)(21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古典叙述学中最有生产力的时期进行的探索。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而且随时保持与新文学理论、哲学社会文化思潮的对话，为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提供了借鉴的理论态度和方法论机制，大大有效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的多维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