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初至30年代初，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初期阶段。 构建了这个时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20世纪早期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变革，确立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前进方向，同时暗示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的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20世纪初期【作者简介】季水川、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上海200020； 季水河、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季水河( 1954—1954年)、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比较文学研究。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1]。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几乎同步传播，同时中国化的进程也开始了。 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初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初期阶段，在此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诞生，逐步构建了初步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二十世纪初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影响的结果。 20世纪初至30年代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在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指导中国文艺实践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恶代英、萧楚女、沈雁冰、沈泽民、邓中夏、瞿秋白、鲁迅等。 这个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探讨了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阶段性、文学服务对象、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等重要问题，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1)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理论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首先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之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表现，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社会生活发展和历史过程的镜子。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这种文学观念应用到他们的文学批评中，他们对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人的评论特别强调这些作家文学作品的高度真实性，他们具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收集当时社会生活的所有历史，让人们认识当时社会生活的镜子一样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社会历史镜子的观点，对20世纪初至3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有了积极的反应。 陈独秀1915年发表的《今天的教育方针》一文指出“所有的思想行为都没有扎根于现实生活之上”，强调人们“应该尊重现实”这一“应该尊重现实”精神的“所见的文学美术家，说是写实主义，说是自然主义[3]172。 在此，陈独秀提出的“一切思想行为都不扎根于现实生活之上”，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相一致，本文中的文学艺术中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大致指19世纪以来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和创作方法。 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文学是什么》等文章中充分肯定了思想的存在，认为新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与生活密切相关，强调了“我们需要的新文学是社会写实性的文学”[4]129。 萧条女子是第一批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反映论观点来解释文学的人。 他的《艺术与生活》一文认为，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反映与反映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 “艺术与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是同一个人类社会的文化，是建筑在同一个社会经济组织中的表层建筑物，是随着同一个人类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变迁的。 生活创造艺术，艺术可以说是生活的反映。 ”402瞿秋白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家是社会的代言人。 只有社会的变动，并且影响思想，根据思想的变化，并且影响文学。 文学的变更不会影响思想，思想的变化不会影响社会”[6]在这里，瞿秋白在文学与生活、文学者与社会的关系中使用了“只是”这一不可否定的词语，表明了坚持文学在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上是如何坚决的文学与思想， 在思想和社会的影响关系上，使用“唯一”这个没有选择的词语，就可以看出文学在影响生活变化方面有什么样的立场。 鲁迅从文学家生活中的不同社会状态和受不同社会状态影响的作家心理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指出文学与生活的密切关系，认为不同时代的作家有着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声音，“产生新的时代、新的文艺”343。
(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极为重要，处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最核心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艺术与“以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的精神生产”相同[8]72，是物质关系的产物，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也具有政治属性。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政治属性观点，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初引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高度重视，结合中国革命的需求和文学实践发展起来。 陈独秀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文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认为文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必要。 “现在想革新政治，势必要革新利用这个政治家精神界的文学[3]291。 李大钊从文学审美特性与政治制度的关联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1923年11月13日在上海大学演讲的《社会主义解释》中，“艺术家最想发表的是特殊的个性艺术美，最后是平凡的。 所以现在，社会主义实行后，社会必然平凡化，在平凡化的社会中，有些艺术家不能指望艺术的发展。 其实在资本主义下，其下流的气氛、商人的倾向，怎么能容忍艺术的发展呢？ 我们想发表艺术之美，不推翻现代资本制度，不能建设那个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个性发展的机会。 [9]李大钊指出，文学和政治制度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商业倾向和恶俗气氛与文学审美和个性表现相反，社会主义希望避免这种气氛和倾向，为文学审美和个性表现提供机会。 1924年沈泽民发表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首次提出“为革命而艺术”的口号，强调文学家应该是革命家，深入革命运动中去理解无产阶级，创造革命的文学。 “如果诗人不是革命家，他就不能创造革命文学。 只有诗人有革命思想的人，他才能创造革命文学。 因为无论我们怎样称赞天才的创造力，文学总是生活的反映。 革命文学家自己没有参加过劳动罢工运动，自己没有尝过监狱的滋味，自己受过官吏的迫害，没有和满是泥的工人和农民一起睡在小屋里，曾经辛苦工作过，曾经被雇主和工人鞭打过。 他不了解无产阶级的潜在感情，不能创造革命文学”[5] 405—1927—1929年，鲁迅相继发表了《文艺与政治之路》、《魏晋风格与文章、药与酒的关系》、《现在的新文学概况》等文学与政治相关文章。 鲁迅认为，文学与政治有着复杂的关系，而“文艺与政治始终是对立的……政治维持现状，自然与不安定的文艺处于不同的方向”。 另一方面，“文艺和革命并不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安于现状的同样的东西[10]113。 文艺不能超越政治。 “即使是以前的人，其诗文也没有完全超越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7]516。 鲁迅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见解，在同辈中是先进的，他可以辩证地看待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指出两者的矛盾，指出两者的和谐。 1932年瞿秋白发表的《非政治主义》更全面地论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每个文学家都是政治家。 艺术——无论是哪个时代，无论是哪个阶级，无论是哪个派系，都是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影响着现实。 客观地说，一个阶级的艺术必定会组织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意志，表现出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这种阶级会影响到经过艺术指导的阶级(或者是想指导的阶级)，阻碍反对的阶级。 问题只是艺术与政治的联系。 [11]541瞿秋白的论述表达了三个含义:其一是文学家和文学家都有政治属性；其二是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政治和现实生活的政治；其三是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表现多样、暧昧和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