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人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起点和归宿“人民”是基于超越阶级和阶级的联合体，“人民优势”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结晶。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围绕这一根本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作家、作品、读者和批评标准等方面总结和提取了有特色的理论观点。 【作者简介】胡亚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个不断形成的批评模式，有责任向世界推出具有自己理论特色的概念和话题。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来看，“人民”的核心概念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起点和归宿。 “人民”这一概念纵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继承与发展的文学批评史，认为“人民”是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所以忽略了这样的重要概念，也许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重视阶级和意识形态。 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强烈感到有必要系统整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人民”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中多次提到“人民”，其内涵也随情况而变化。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了古希腊氏族部族的“人民大会”这一组织形式。 “会议上，人们——男性和女性站在周围，有序地参加讨论，影响其决定”。 ①这里的人民指的是整个社会。 马克思也提到“人民”，说到“巴黎的全体人民——男人、女人、孩子——凡尔赛军攻入城镇后，一周的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了他们事业的伟大。” ②这里的人民是指与旧统治者对立的革命大众，属于社会多数。 后来恩格斯指出“人民是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这里的人民已经不是社会的众多人，而是阶级的集体。 恩格斯接着结合各国革命历史来区分“人民”中的阶级。 小农说:“是目前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 ......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是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资产家，特别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 恩格斯确实是无产阶级，但农民和小资产家只是革命的伙伴。 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人民”这一概念被革命的主力无产阶级取代了。 马克思说:“人民，或者说(如果用更正确的概念来代替这个普通的混合概念的话)无产阶级……他们已经成为公认的力量。” ④詹姆斯·约翰逊曾经分析过马克思气体强调阶级和当时的时代有直接关系。 马克思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对立更加尖锐、更加清晰的世界，无论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都投射出各自阶级互相对立的明确模式”⑤。 当然，当时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马克思加斯没能深刻考虑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来实践。 列宁在书中经常提到“人民”，他认为这是区别敌我的重要概念，通过这一区别寻找革命支持者和支持者。 列宁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即人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⑥“布尔什维克总是从人民群众中夺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政权。 绝对不是从“自觉的少数”夺取政权”。 同时列宁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士兵进行了具体的历史解释。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士兵是否属于人民阵营取决于他们对旧政权的态度，如果他们支持旧政权，和旧政权妥协，就面向“人民”的对立面。 列宁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在俄罗斯革命中的伟大贡献。 “俄罗斯现在的自由是通过这些“流氓”而赢得的，他们拼命走上街头，在斗争中牺牲无数，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不是自由，反而是死亡”的伟大口号。 人民的这些行动都是“流氓”的行动。 俄罗斯的整个新纪元以人民的热情取得并支持”，列宁暴露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动摇性。 “立宪民主党人并没有多次证明。 他们是否依赖人民，阻止人民革命的高涨？⑨列宁还指出，这些资产阶级政党以“人民”的崇高名义，要警惕人民的利益脱离所显示的欺骗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人民”概念取得了新的发展。 “人民”的概念在中国社会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被视为革命性的阶级集合，是基于阶级和阶级的联合体。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特征和革命需求，将革命主导力从无产阶级扩展到以工农兵为代表的各阶级人民，“占总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 ......这四种人，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为了适应中国社会政治需求和阶级阶层比例的变化，“人民”被赋予不同时代的内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赞成、拥护、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层、阶层、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范围”( 11 )。 “人民”成为最广泛劳动大众的代名词。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人民在中国社会的主体地位，特别是执政党后，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 一切为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成为执政党，也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根本宗旨。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把“人民”放在优先位置是基于中国国情的选择。 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其社会结构不是两极，而是多层次、层次和职业并存。 近代以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得很复杂，早期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单靠阶级概念很难说明和实现革命目标，必须得到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支持。 “人民”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可以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政治智慧和求实精神。
两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文艺与世界、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兴趣的基本维度，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不在其中。 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听到了国民的声音，文学“应该表达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 12 )。 文艺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是列宁，与蔡特金的谈话是“艺术属于人民”( 13 )，自由的文章指出“不是为一整天的贵妇人服务，而是为无聊又肥胖的“一万名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14 )。 当时俄罗斯在暴风雨般的革命斗争中，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解决”( 15 )。 理论实践性地建立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历史性地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肩上。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原则性问题”。 1936年11月22日，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发扬苏联工人大众文艺”，后来又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了人民大众，首先是为了工人兵，为了工人兵创作，为了工人兵利用”( 16 )，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艺方针政策等 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坚持发挥毛泽东以文艺为人民的思想，进一步扩大人民内涵，反复强调“我们的艺术是人民”、“人民是文艺相关者的母亲”。 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是他们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如果忘记、忽视、断绝这种联系，艺术的生命就会枯竭”。 (十七)文艺服务于最广泛的人民，这一基本原则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反思批评与资本主义为主要任务，人民或者市民只是他们救赎的对象。 围绕文艺和人民的根本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问题上，从作家、作品和读者、批评标准等方面提取了有特色的理论观点，丰富了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对作家艺术家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首先要强调立足点问题，作家艺术家要调整与人民的关系，把立足点转移到工农兵方面，与人民团结一致，体验人民的生活和感情。 “有前途的文学家艺术家，要走向大众，长期无条件地全力以赴工农兵大众”( 18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一些文艺工作者亲自进入人民大众，在人民生活中得到源泉，完成至今仍具有艺术魅力的杰作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不仅与文艺外部的各种关系有关，也与内部的许多因素有关。 事实上，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制约了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倾向、艺术追求以及语言风格的形成。 作家艺术家认为“要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引入题材、主题、故事、语言、诗情和画意”( 19 )，在作品中表现人民的愿望、利益和要求，其中描写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形象是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力的关键。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给拉扎尔的信中提出，应重点表现普通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 “革命中贵族的代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口号背后，隐藏着昔日皇权和强权的梦想——不要像你的剧本里那样注意，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尤其是农民的代表)应该构成非常重要的积极背景”( 20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了马克思这一观点 毛泽东在看完平剧《逼梁山》后，热烈赞扬剧组以人民群众为主要描写对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老剧的舞台上人民成了渣滓，由老爷爷的少爷们来支配舞台。 这段历史的逆转，现在你们再次逆转，恢复了历史的姿态，从旧剧开始了新的一面”( 21 )，普通的工人们登上了戏剧的舞台，再次逆转了逆转的历史。 不仅如此，根据“为人民”的原则，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仅要在文艺上描写人民的苦难，还要表现“新人物、新世界”，体现人民历史创造力和变革现实的自主精神。 邓小平在“祝词”中具体提出了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根本要求。 “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始人，表现他们的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着高尚的情操和创造能力，有着广阔的视野和追求现实精神的崭新姿态”，邓小平还谈到“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都要反映在文艺上”( 22 )。 这里的英雄人物应该看作人民的代表，他所依赖的是人民的力量，表现的是人民的声音，离开人民，就会被人民抛弃。 联想到现在的电影充满了帝王相、皇后妃的形象，描写以人民为主体的“新人物、新世界”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人们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但并没有长期充分享受劳动的成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创造了美，也创造了贫困。 以人民为文艺接受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另一个突出特征。 毛泽东在讨论文艺的提高和普及的关系的基础上，从人民的接受水平出发，指出“在上海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中心”，文艺作品的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和革命的干部。 ……各种干部、部队士兵、工厂工人、农村农民，他们识字、读书、看报、看不懂字的人、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收者”( 23 )。 对此，1980年澳大利亚学者庞尼·麦克道为翻译《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演说》而写的指导文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国首次将读者对象问题提高到文学创作的重要地位的人”( 24 )。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接受者”的概念，“接受者”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这与西方其他批评家和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不同。 另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他们作为人民的“接受者”具有积极创造性的精神，随着鉴赏水平的提高，对文艺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强调了人民价值取向，“对人民态度如何”成为批评的核心尺度。 邓小平说“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必须由人民来评价。” ( 25 )这与马克思年轻时提出的“人民自古就有作家的“资格”和“没有资格”的唯一判断者”( 26 )的论断不符。 某作品是否优秀，是否有价值，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传达人民的声音，得到人民的认可和赞同。 文学批评的作用是“把不符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变成符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 27 )。 在对文艺遗产的态度上，“首先要检查对人民的态度，对历史上是否有进步的意义，必须采取不同的态度”( 28 )。 评价作品的艺术形式，要以人民的需求为标准，提倡“新鲜活泼，让中国人感到喜悦的中国风格和中国风格”。 以上内容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判中国形态的理论构建中形成了独特的部分。 由于历史的限制和时代的变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有着落后和偏颇的观点，总之，这样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中把文艺解决为人民问题还是首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