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次会面资助项目“美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媒体文化理论研究”[2015M571208]。 作者简介:李613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 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体文化理论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 在这一论域中，以“文化工业”论为中心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研究”和以“积极参与者”论为中心的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媒体文化研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体文化理论的经典范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充分研究。 但是，对于世界媒体研究重要的美国来说，自20世纪上半叶传播学在美国诞生以来，长期成为美国媒体研究的主流，是以实用主义、功能主义为特征的经验主义媒体研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媒体文化理论长期处于边疆。 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媒体文化理论在美国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现代流变、核心论题和未来方向等，很少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其原因首先与美国长期以来强有力的实用主义思想传统密切相关。 其次是与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尤其是自“冷战”以来美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态度密切相关。 事实上，与主流经验主义媒体研究的诞生几乎同时，马克思主义媒体文化理论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发展起来:自此以来，美国媒体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三次相遇，经历了冲突和交流，形成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媒体文化理论的三个主要派系，即， 始于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移居美国成长的“批判传播研究”，始于1940年代末在美国产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始于英国伯明翰学派，1970年代末在1980年代初传入美国的“媒体文化研究” 当前，随着所谓“现代事业”的失败和“后现代转变”，以“道具理性”为主导价值的经验研究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媒体研究领域必须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以批判性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媒体文化理论。 作为对“回归马克思”任务的反应，我们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媒体文化理论，在整理和鉴定美国发生、发展及现代流变的同时，深入系统地挖掘其核心论题和未来方向。 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和引入批判传播研究的美国媒体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首次相遇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受到德国纳粹政府的迫害而流亡美国。 从1934年到1950年，法兰克福学派的基础——“社会研究所”在美国度过了长达17年的流亡期。 20世纪40年代该派成员的作品全部以英语出版，以美国大众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后，对大众文化的操纵性、极权性批判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关注的重要内容，成为美国媒体批判研究的先驱。 道格拉斯·克鲁纳表示，法兰克福学派是第一个在批判社会理论框架中系统分析和批判大众媒体化文化和传播的学派……其中大众文化和传播是社会化的重要行为者，是政治现实的中介人，因此是具有不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的现代社会主要机构 [1]从此，媒体批判理论开始影响美国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媒体研究。 1950年霍克海默和阿道诺在德国法兰克福重建了“社会研究所”，一些成员回到了德国，但同学派的正式成员都已加入美国国籍，包括霍克海默、阿道诺、马库塞和罗芬太 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影响了美国的媒体研究。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道诺将美国的“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 将“大众文化”取代为“文化工业”，是基于对大众文化“大众性”的否定。 在他们看来(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整体就是这样)，大众文化不是大众真正需要的文化，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意识形态化的，而且有欺骗被动消费者的效果，是在“民主”的涵盖下被商品社会操纵、物化的意识形态的产物 大众文化(或称“文化工业”)与传播媒体的关联是，传播媒体是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大众文化是大众传播媒体传播制造的“媒体文化”。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体系是由更自由的工业国、电影、广播、爵士、杂志等特色媒体形成的。” [2]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等文化产业形式在日常生活和休闲领域开拓时，当它们逐渐占据一个国家文化和传播体系的中心位置时，“媒体文化”成为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的主导力。 道格拉斯加纳用“媒体文化”一词来代替“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 “传媒文化”一词的优点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是传媒文化，表明传媒开拓文化，传媒是文化发行和传播的基本载体，表明大众传播的传媒排除了书籍和口语等旧文化模式 [3]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评与“大众传播媒介”对同质文化特质的批评相结合，他们的价值是“系统、持续地批评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 [4]美国传播和媒体研究引入批判理论的原因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移居美国，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深刻批判，以及美国经验传播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拉斯菲尔德的杰出贡献。 拉萨斯菲尔德表示:“这是一座通往批判性学术思想的多元桥梁。 希望(批判理论)与美式经验主义研究的融合能成为“说明知识和寻求新资料有用的挑战性问题和新概念”的源泉。 他认为“批判性学术思想有助于为经验研究者们提出挑战性问题和新概念”。 [5]根据1941年发表的《行政评价与批判的传播研究》，拉斯菲尔德认为批判研究使“复兴”的传播研究成为可能。 “如果有可能在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与经验性工作相结合的实际研究工程，那么有关人员、需要处理的问题以及最终这项工作的实效是非常有利的”。 [6]因此提出批判理论应该与自己的研究风格“行政传播研究”一起纳入美国的传播研究。 [7]拉萨斯菲尔德与马顿合作的《大众传播、流行感和组织化社会行为》，尝试将行政传播研究与批判传播研究结合起来。 正如西门森和韦曼所指出的，这篇文章是《哥伦比亚批判研究》的代表作，“全面反省了美国媒体对商业所有制，所谓资本主义霸权，反抗体制的批判如何被“结构性消音”。 不仅如此，他们还深入探讨了大众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社会、政治角色，考察了商业媒体如何维持资本主义霸权。 [8]同时，拉萨斯菲尔德以实际行动积极促进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行动是邀请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阿道诺参加其主持的“广播研究项目”。 拉萨斯菲尔德的《阿道诺计划》尽管最终失败了，“两阵营能够共同工作，至少能够在不同的条件下完成——几年后，批判性阿道诺在《权威人格》中成功与经验主义者合作”。 [9]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体批判研究，可以说美国的经验主义媒体研究具有真正的对立面。 我们知道，美国经验主义媒体研究的缺点是避免现代媒体和传播领域的价值、意义等最终关注。 法兰克福学派弥补了媒体经验研究的这一缺点——他们重视从价值和意义上批判性地分析美国的大众文化，美国的经验主义媒体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作了许多调整，例如他们强调了有限的实验室环境，从关注者和信息的正确关系来看，关注媒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兰克福学派是将美国媒体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的“非民主”特征，通过将强调欧洲“价值理性”的学术传统移植到强调美国“道具理性”的社会科学传统中，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家(如拉萨斯菲尔德)自主地进行经验主义传播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体批判研究，或者他们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严重影响着美国媒体和传播研究以及美国人的精神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20世纪60年代关于大众文化意义的讨论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媒体批评的积极反应。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一些传播研究利用制度结构的宏观分析方法批判了代表美国的传统经验学派，但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思想是不可避免的切入点。 [10]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美国媒体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相遇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美国设立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 我们知道，推广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传播组织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中，研究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机构的相互作用的媒体研究派系。 英国学者默多克和戈尔丁在《媒体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这一研究方向追溯到20世纪初的爱德华·罗斯和埃普顿·辛克莱，但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展的目的、系统的传播研究始于1940年代末。 1948年，左翼学者达拉斯密茨离开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参加了施拉姆创办的所长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 “此时，社会被冷战气候所笼罩，越来越大的大众传媒对传播研究的发现越来越敏感，史密斯谨慎地提出传播经济学课程，然后策划了完整的第一堂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 [11]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推广政治经济学课程。 [12]斯梅兹不仅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位正式研究者美国，也是世界性的研究者，为该学说在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随后的几年中，斯马茨完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工作:支持公共广播电视的研究，出版了对象商品的先行研究( 1951 )和第一本关于电子媒体的政治经济学专着( 1957 )。 史密斯离开伊利诺伊大学后，赫伯特·希勒从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商务研究局转入传播研究所，接受史密斯设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 史密斯认为，如果这一学派在美国媒体研究领域的逻辑确立了地位，那么赫伯特·希勒以过激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派增加了在美国传播研究领域乃至全世界的影响。 他为了推广研究领域提供了最过激和坚定的经济批评，那部着作显示了196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媒体批评的可能性和潜力。 史密斯和希拉通过不懈的努力，培育了传播政治经济传统的第二代学者文森特·莫斯科、丹西拉、奥斯卡·甘地、艾琳·米汉、曼朱纳斯·彭德克、斯图亚特·埃文、艾琳·马尼奥、斯托杰哈里、珍妮特·巴斯科等。 他们出现在70年代，在很多领域做了很多独创性的工作，其中还有传播现在美国政治经济学的骨干人士。 在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影响国际影响的第三代优秀学者尚未出现(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目前最着名的学者是着名的《富媒体，贫民主》书作者麦克查尼和《信息拜物教》学说的丹西尔)，不过 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其后的发展，为美国媒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批判维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当今媒体文化理论领域，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命题，如“媒体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对象商品论”、“文化依存论”、“信息拜物教”等，可以说是以深刻马克思主义为背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