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金永兵，北京大学中文系 ； 马克思说:“问题是公开的，勇敢的，左右着所有个人时代的声音。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现实的声音”。 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问题，这些重大问题不仅要求个人牵引，也要求实现对时代问题的思想和理论表达，形成自己的理论命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实际上是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革命武器和批判武器，面对中国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主革命现实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效地实现了当代中国文论的历史使命，形成了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阐明效果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命题，如、 文艺“何人”问题、文艺“源”与“流”问题典型问题、文艺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文艺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问题、文艺阶段性与无产阶级文艺党性、人民性问题、文艺普及与提高问题、民族艺术与中国风格问题、现实主义文艺诸问题，可以说这些理论形成了革命历史时代独特的文论语言。 的确，这些文论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但经过仔细分析，它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运用，古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文论和美学命题并非全部直接运用，上面提到的中国现代文论命题并非全部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的文论命题，有些是中国社会的特定文化 在此，马克思主义不应被理解为抽象的存在，它总是存在于各种历史的具体理论实践中。 杰姆逊指出西方现代文论，如后构造主义的历史，虽然不能归属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但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 “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培养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的问题”。 “人们可以远离历史谈论结构主义文本本身的价值，但是如果想在更大的上下文中阐明问题的经过，就必须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框架”。 詹姆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要求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结合自己的时代问题进一步开展和拓展理论思维。 抽象地主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固守某一教义和某一时代的理论命题和理论表达是不容易的。 但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空中浮现出来的思想，而不是固定下来，就需要具体的理论实践，必须深入地根深蒂固时代的具体问题的阐明。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还是中国现代文论，许多问题和命题本身至今仍具有现实的解释力，换句话说，其“问题性”依然存在。 例如，“为谁而写”的问题，今天的理论界已经不再提出“工农兵”的方向，但是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时代并没有消失，决定了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决定了时代的价值方向和精神高度。 这个问题已经转化为新的理论命题产生了新的活力。 比如《新左翼文学》、《人民美学》、《基础故事》等一系列理论命题并不总是正确的，但表现出来的还是“为了谁而写”、“为什么文学是人”的文学理想和价值诉求。 同时，新时代必然存在着新的时代问题: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全面扩张、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全球恐怖主义和生态危机等超越冷战和核影响成为新人类问题等诸多重要时代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理论是其价值和效应 不言而喻，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个问题上固守传统理论，缺乏大胆创新。 我们回顾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除了特定的历史回路，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建设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锐气、力度和解明力不足。 究其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未遇到过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挑战，与前瞻性成熟的理论命题有关，而长期以来，大量研究精力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和中国现代文论的理论命题研究中，因此非常重要。 缺乏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强烈责任和深入研究，努力容易走向本主义，没有现实的问题意识，单纯的温故难以新的发展。 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迎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高潮，当时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文艺所谓的“写实”真实性问题、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等暂时性的理论热点， 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某种程度的理论“混乱”达到了“逆”的目标，发挥了思想革命的作用，但这还不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作用和贡献。 当时的讨论和争论本身也没有提供多少新鲜的内容，没有超越前人，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没有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和命题。 因此，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大量流入，这些略旧的理论语言和理论问题感到“阅读不新鲜”，失去了效果。 在这些与西方新潮理论的冲突和交战中，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逐渐处于守势，受到西方新潮理论创造的话题和热点，如“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等的牵引和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理论的固定力、自主性和提问能力。 而且，这些新潮理论本应被改造和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机成分，但由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能形成自己的理论命题，不能吸收这些新潮理论成分，甚至会招致它们的喧嚣，从理论问题本身到人才、学术资源，都是现代中国马克思
自然科学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存在形态，但不用说，人文社会理论解释了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现实。 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的持续，唯物主义也必然改变自己的形象。 在此，革新是事实上的求爱，回避这个革新的使命是懒惰主义。 以詹姆逊为例，他说“贯穿我着作的框架来自我所在的时代本身”，这个时代的“变化当然是经济社会方面，如全球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论”、“给我一个不可动摇的框架，看它与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逻辑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詹姆森关注的时代变化和时代问题在他那里有着现实的结合。 说到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批判，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的任务是使用批判性武器，真正完成文化的批判和建设。 这里不是“离别革命”，而是现在不是昨天，而是面对新的时代命题，其理论重点必须有一定的过渡。 “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据时代的需要将自己的理论转化为“文化哲学”，尽管存在很多问题，其成就值得我们反思。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在我看来，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寻找当代中国的时代命题，用马克思主义框架去审视它们，形成自己的理论表达。 例如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学文化身份的关系问题、人道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者主体性确立问题、文学个性与公共价值问题、文艺形式革命与意识形态问题、大众文化与艺术生产问题、消费文化时代文化消费平等权问题、主流文化与文化指导权问题等， 这些问题都不是以前文论所经历过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论如果不深入思考和解答，当然不会让与理论阵地和理论指导权。 作为时代政治和思想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是时代现实的特殊观察视角和思维路径，只有作用于其存在的时代才能表现其独特的价值。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找到时代的真实问题，形成理论命题，以“用语革命”实现现代形态文论语言体系的构建。 注释:①马克思《集权问题》、《马克思气体全集》第40卷289—29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