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庄子·至乐》所见之髑髅非中国之本土文化，而是佛教传入中国南楚以后庄子受到影响而引介入文学创作的。《至乐》篇吸收了佛教文化中以髑髅寄死生一理的文化观念而有所延展，形成了《至乐》篇独特的思想。而《至乐》篇之髑髅佛教文化因子说明庄子一派文化渊源的多样性，同时说明在道家文化的早期，佛道就已开始融合。此外，《至乐》篇也再次证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最迟当在战国庄子之前。

唐代的献赋活动延续了汉魏六朝的献赋传统，同时在唐代文学和政治的新因素的作用下，又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显著特色。初盛唐文人的献赋活动非常活跃，从帝王到朝廷文士乃至一般的文人都有献赋之作，形式也较前代更为灵活多样。从太宗朝到玄宗朝，献赋之作在功能上经历了从讽谕到颂美的转变，在数量和规模上在玄宗朝达到了全盛。和中晚唐的衰落相比，初盛唐献赋活动的兴盛可以说是唐代士人文学活动的重要现象，也是认识唐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角度。

宋代出现的地名百咏，固然存在文体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但在更大的文学史视野下，将之置于文学和地志相互动的跨学科层面予以考察，则它与都邑赋、竹枝组词等多种文学体类异中有同，都体现出较自觉的采风、补史的地志书写目的，在功能意义上可归为同一种文学创作类型——“地志文学”，在明清两代尤为兴盛。更重要的是，借以宋代地名百咏为发端的近世地志文学的考察，可以梳理出在古代文学的向外互动发展中，存在一个从地志文学化折返到文学地志化的过程，而宋代恰是这一折返过程的时间拐点所在。这一文学史特性的转向，一方面与文学理论自觉和史学理

1842年，随着通商五口岸的开放，上海迅速崛起为中国的商贸巨埠和工业中心，租界设立后华洋混杂的城市风貌又使其俨然成为充满摩登气质的西方文明飞地，不仅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投机家和淘金客，也成为周边城乡居民开眼界、长见识的最佳游历地。应运而生的乡愚游沪小说以陌生化的叙事策略及颇具贬义色彩的詈词称谓凸显了都市与乡村间的隔膜与对峙，同时反映了身处城乡文明夹缝中的近代文人在叛离“物质乡土”的同时又留恋“精神乡土”的矛盾心态。这一悖论对现当代文坛的农民进城小说构成了一定程度的辐射及影响。

新时期以来，人们对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李渔的评价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本文反思鲁迅先生之视李渔为“帮闲”，此李渔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命题，试图对李渔其人作出相对公允的评价。本文认为，李渔与那些以帮闲为职业的人并不相同，他的思想、个性等等其实有着诸多很不“帮闲”的地方；“帮闲”主要是李渔人生后期的社会形象。李渔之沦落为帮闲，主要归因于他竭力崇尚享乐、奉行趋时善变的市井实用主义人生哲学及由此形成的人格上的“无特操”。

从弃逐文化角度看，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晋国的骊姬之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案例以进谗为手段，以夺嫡为目标，以戕害并驱逐异己势力为表现形态，最终导致了太子申生的被逼自杀、申生之弟重耳等人的被逐出亡。一方面，申生“敬顺事上”却屡被谗毁，“将以悦亲”反受辱身亡，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了“家天下”政治之复杂和残酷，说明了“愚孝”、“愚忠”之不可取、不可为；另一方面，重耳历经十九年的政治流亡以及终成霸主的经历，既展示了异于申生的别种选择及其谋求自救和他者援助的艰辛努力，也再现了“弃逐——救助——回归”这一弃逐文化的基本母题。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

《河岳英灵集》的编纂分为四期，初选在开元末，诗人数和诗篇数均不可知。第一次定稿在天宝四载(乙酉)，诗人三十五，诗一百七十首。第二次修改定稿在天宝十二载(癸巳)，诗人三十五，诗作二百七十五首。第三次定稿也在天宝十二载(癸巳)，在诗人数上有了大的删减，而作品数仍维持在一个高位。其所收作品“起甲寅”，约以王湾甲寅年(开元二年)及第设限。日本古抄本《文镜秘府论》中的“叙”是认识《河岳英灵集》成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在传统蒙古人的音乐观念中，浩林·潮尔（即呼麦）也是模拟“山林溪谷之音”的产物。四川雅安博物馆藏汉代啸俑1“一声能歌两曲”:长啸与呼麦在音乐形态上的同一性在音乐形态上，长啸与浩林·潮尔的吻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五声音阶的调式特征、一口气旋律与拖腔的吟唱特征以及二重音乐织体的结构特征。二重结构的音乐织体是长啸与呼麦最主要的吻合之点，也是二者最本质的艺术特征，这种艺术特征的吻合在人类的声乐艺术中是独一无二的。蒙古民族的呼麦艺术作为人类原始音乐世界的活化石，为我们研究长啸艺术的历史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西汉赋家大都曾任郎官。武帝重用郎官赋家，使之参政议政，于是他们在“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内朝政治环境中，将赋作从个人咏怀抒写发展为国家政治之颂美，促成了赋、颂两种文体的结合；昭宣后郎官赋家逐渐被边缘化，沦为文学侍从。扈从娱乐之赋引发了人们对赋体价值的反思和讨论。成哀之后经学氛围盛极，在以经学培养郎官的风气之下，以扬雄为代表的郎官赋家对赋的讽谏功能做了新的探索。

学界对这位汉末东吴名臣的《易》学贡献多有述及，却罕有对其贬谪文化史贡献之探讨。据《三国志·吴书·虞翻传》，由于直言获罪，虞翻被贬岭南十八年，在这瘴疠之乡，他幽愤愁郁，云：“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虞翻此叹对后代士人影响较大，“自恨疏节，骨体不媚”是他的气节观，“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则体现了他的知己意识。这一感叹所发出的历史背景和他本人的人生遭际，不仅是我们横向考察汉末社会与虞翻本人的切入点，也是我们纵向考察古人气节观与知己

“三言”叙述者对明代官吏整体形象的塑造，体现了明末文人对个人欲求的绝对偏重和对政风世风的失望冷漠。这种文化心理的产生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历史原因：政治局势的影响，社会思潮的渗透和通俗小说文化属性的制约。
在“三言”以明代为背景的故事当中，官吏形象大多是由叙述者在改写故事时所独创、或者在本事基础上做了大幅度扩充使之丰满的，由此成为了“三言”小说视野中展现明代社会风貌的重要部分。在这些形象中，“吏”多数呈现出奸诈、贪酷的面貌；官员形象也以负面人格居多，有些甚至与其在本事中的面貌相比，受到了叙述者明显的矮化。即便

“《诗》曰”的出现是礼、乐教化功能相分离的结果，其使命经历了由“正音”向“正义”的转变，至战国、秦汉典籍用《诗》，“《诗》曰”二字代表的是假言以自重。而汉赋用《诗》四百余例，凡以“赋”名篇者皆不用“《诗》曰”类符号，这一方面是受调声制韵的诵“赋”之风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随着“王道之迹”的汩没与兴盛，赋家主体精神渐次回归的表现。这种语体结构选择现象所释放出的语言创造活力，便于重构赋作的意境空间，促进新的文本形成，从而加速了五七言诗体、骈体文以及骚体文创作的生成与兴盛。

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赋学界推出了几部重要的赋体文学总集，为新世纪的赋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献资料。下面即略作评介。

南宋初年，胡安国父子与陈渊就杨时墓志铭的写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便涉及双方对陶渊明的不同认识：胡氏父子主张以陶渊明的高洁比附杨时之贤，陈渊则认为渊明去就随意、不合于义，与任事行义的时代精神不相吻合。在宋代的陶渊明接受史上，胡氏父子的推崇、认同是常调，而陈渊的批评、否定当属别调。与陈渊批评陶渊明不同，胡安国认为陶渊明不以功名富贵累其心，体现了圣贤气象。与陈渊批评陶渊明相呼应，南宋初年的一些文人对陶渊明的态度也有所改变。陈渊、吕本中、李光等对陶渊明大不敬，这在宋代的陶渊明接受史上极为罕见，表明此时非议

清人诸以敦认为汉灵帝光和元年羊陟当已遭党锢之祸被禁，不在河南尹任上，疑《后汉书·赵壹传》赵壹于光和元年访河南尹羊陟的记载有误，受计并推荐赵壹的袁逢应是袁隗。但这只是据今所见材料作的推测。“光和元年”是赵壹生平中唯一的一个确切记年，是当时赵壹传说的要素之一，不宜轻易推翻。今有人张扬诸以敦之说，所列举旁证均属特殊情况，推断也有牵强武断处，难以信从。对《广舆记》所载赵壹上计京师之后，长安世室宗连长将季女嫁给赵壹事，以前因其见于记载较迟，重视不够。今考虑到这个因素，将赵壹生年定在汉顺帝永和前后，卒年定在建安前期。

傅玄女性题材诗歌崇德的原因，既与当时的士风、世风及其身世经历、婚姻状况和个人性格思想有关，也是受其挽救当时颓风的创造目的影响的必然结果。除了时代和个人因素也有文学因素，即对《诗经》、汉乐府的文学传承。这种倾向和手法对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

对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的“性灵论”研究和阐述代不乏人，但既往论说有两方面不足：第一，失于零散；第二，失于泛说。在前人论说的基础上，以袁宏道《叙小修诗》为中心，比照宏道其他重要文献和李贽等人的文献进行阐释，更有利于对袁宏道性灵论的思想渊源、历史演变、精神主旨和内在逻辑进行梳理和解析。《叙小修诗》包含了大约同期的袁宏道书信文章的基本思想，它与李贽童心说具有直接的精神传承关系，但作为“性灵论”的纲领性文件，它深刻系统地表述了晚明文学打破礼教束缚、自由表现的精神追求。

唐代的献赋活动延续了汉魏六朝的献赋传统，同时在唐代文学和政治的新因素的作用下，又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显著特色。初盛唐文人的献赋活动非常活跃，从帝王到朝廷文士乃至一般的文人都有献赋之作，形式也较前代更为灵活多样。从太宗朝到玄宗朝，献赋之作在功能上经历了从讽谕到颂美的转变，在数量和规模上在玄宗朝达到了全盛。和中晚唐的衰落相比，初盛唐献赋活动的兴盛可以说是唐代士人文学活动的重要现象，也是认识唐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角度。

据文献著录，孟称舜所制杂剧有：《花前一笑》、《桃花人面》、《桃源三访》、《死里逃生》、《英雄成败》、《残唐再创》、《泣赋眼儿媚》及《红颜年少》。《古今名剧合选》与《盛明杂剧》系列(按：包括《盛明杂剧》初集、二集与有承绪《盛明杂剧》之意的《杂剧三集》)较为通行，后世刊行的孟氏杂剧或据这两种版本形态影印，如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或是以一种为底本一种为参校的排印本，如朱颖辉整理的《孟称舜集》。近现代学者在提到孟称舜剧作时，相沿着把《红颜年少》归于孟称舜名下，不过有的研究者会加上这样的字样，如傅惜华《明代杂剧全

“奇思”是古代文学创作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影响着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传播效果。奇思主要用于诗文批评，而在小说、戏曲等叙事文体批评中较少使用。“奇思”范畴在古代文学批评与书画批评中存在互文性，但由于表现媒介不同，含义又略有区别。一、奇思的审美特征奇思的审美特征首先体现为运思和想象的创新。三、奇思在不同文体批评中的使用情况自宋代以来，“奇思”广泛运用于诗文、戏曲、小说等诸种文体批评之中，但在不同文体批评中“奇思”出现时间、使用频率有所差异。奇思在文章批评中使用较多，但出现的时间晚于诗歌批评。总体来看，奇思主

本文从宋初城市格局的变化及其对词坛的影响这一角度探讨宋初词坛沉寂以及由沉寂转为繁盛的原因。从唐代至北宋初年城市一直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宵禁制，歌妓为主角的娱乐业受到限制。北宋初期的数十年，坊市制逐渐走向废弛，坊墙被商铺取代，夜市繁盛，娱乐场所遍布全城，歌妓的数量大量增加。由词曲消费者、演唱者所构成的市场极度膨胀，需要大量词曲作品以满足需求，在此社会背景下词坛迅速走向繁盛。

清代女性文学具有家族性、群体性、地域性特征，三者互为因果、相互依存，而地域性在三者中处于中心地位。女性文学的多元性、丰富性与文学理论的多层性、复杂性足以说明清代女性文学已经是一支独立成熟的文学分支，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女性文学内部的复杂与多样性，文学观念的丰富与多层性，都说明女性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系统，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特殊性，对于文学史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一地域内部女性文学群体的差异性则更能说明女性文学观念的多层性，这种多层性凸显出女性文学的丰富与多样生态景观。32)王琼希

在作品中，周公的历史贡献被遗忘，而他“制礼作乐”(婚姻六礼)给女性带来的痛苦令她们耿耿于怀，于是周公被塑造成心术不正的坏老头形象。我国虽早已进入男权社会，但母系氏族社会的遗迹却处处可见，桃花女故事正折射了这一社会现状。

以往人们没有将万历年间确认为文学盛世，与清王朝对整个明代的妖魔化及对明代文学的贬斥有关，也与人们受传统文学观念束缚及分科研究的学术体制有关。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有利于凸显万历文学的重要地位，有利于更完整地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脉络，还可能促使我们对传统的文学观念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