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一)《毛诗》学的下移与元代民俗文化精神作为“一代之文学”，元曲终于在有元一代发展并繁盛起来，当然其中不乏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因素，但《毛诗》学的下移也在其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三)《毛诗》学与元代潜藏的求真务实精神在整个环境崇尚朱《传》的大背景下，另有一些《毛诗》学者还是坚持了求真精神，广泛搜集、整理前代的种种说法，并取优舍劣，用之于《毛诗》研究中，为朱《传》一统天下的沉闷学术氛围吹入一股新鲜空气。②关于朱熹《诗集传》应归入《毛诗》系统，我们有如下的两个理由：一是《诗集传》的底本为《毛诗故训传》，尽管朱子对

黄节首开学院乐府研究之风气，但其方法趋向于传统；同时的歌谣运动、新文学运动也有力地促进了汉魏六朝乐府研究风气的形成，并且在研究方法与观念上都与传统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此后诸家，或主要是以平民文学、白话文学的观念阐述乐府，如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诸家，或力图将传统的乐府研究与新的美学观念相结合，以达到更加客观、历史的研究，如梁启超、罗根泽、萧涤非、王运熙诸家。但从诸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学院式研究方法、传统的研究方法与新文学家式的研究方法，其实是相互交结一起的。本文主要从这样一些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上半期诸家乐

诗歌语义上的雄浑与晦涩，皆是诗人命运轨迹的呈现。决定诗人命途方向的，到底又是什么？

在馆阁翰苑文化的影响下，仁宗朝词体完成了从伶工、宫廷之词向士大夫词的蜕变，语言渐趋典雅，内容乐而不淫，抒情主人公逐渐转变为思致深远、气节相尚的士大夫形象，并由此奠定了士大夫词的范式，对其后的元祐词坛及词史发展影响深远。

在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中，被统称为明代“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四部经典小说长期处于彼此互文状态。研究“四大奇书”关联应兼顾“共时”视角虽然《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经典小说之渊源仿佛黄河之水天上来，令人难以确定一个诞生的具体年代，但它们各自以“最完整的形式流传于世”的时间段还是大致能够确定的。以往人们多用“历时态”视角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三国志演义》到《水浒传》、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等先后单向性的逻辑链条，在此我们兼用“共时态”视角，

《吕氏春秋》的议论很多都体现出辩证性特征，而涉及君臣双方时，这种辩证性表现得尤为突出，说明《吕氏春秋》有着明显的君臣和谐理念。这一理念的具体内涵是：臣属能够勇敢、智慧地进谏，能死义尽忠；同时君主也要能知人善任和善听。这种和谐理念在先秦诸子作品中独树一帜，表明探讨和谐的君臣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话题和哲学命题，而已成为策士文人的精神诉求和人生理想。这对于汉代文学影响深远。

摘要：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文学批评观念，主要见诸于《论语》中，更多的体现为对《诗三百》的评价。既体现了孔子的文学批评主张，也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儒家以诗教化的文学观念。中国文学在历史上总体走着一条“诗教”之道，归根结底是受孔子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二、兴观群怨的文学功能论孔子对《诗》的社会作用的见解和主张，主要体现在《论语•阳货》篇：“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孔子有很好的音乐素养，其正乐、乐教不仅体现出他自己的独特乐感、乐论，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既能演奏，如鼓琴、击磬、鼓瑟，又能歌咏，“三百五篇孔子

才华洋溢、自视甚高而对同人批评相当苛刻的李清照，在宋代是个异数。当时女作家不似明清时期那么受文坛接纳，没有鼓励、同情她的男士，更没有一群女词人可作为她的后盾，以一位女子单枪匹马地闯入男士的文学领域，李清照所面临的敌意，可从她自己的作品以及早期对她的评论中看到端倪。她逝世数百年后，议论依然莫衷一是，一般文人肯定她的才华，但对其不守妇道则不能原谅。可是到了清代，这分歧竟然得以化解，而化解的方式我们现在看来也似乎不可思议，领头替李清照“雪冤”的居然是一群很有名望的考据学家。李清照这一被重塑了的形象，民国时被写入

《战国策》文自高诱注时已涉及辞主问题，其后代有其人，以至于今。特别是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整理小组以为司马迁所未见，便将其与《战国策》、《史记》相参照，对帛书的一些“无主辞”予以归名，对《策》文的相关辞主更名。但如此做法，无论是对材料的性质、文学与史料的观念、文学与史料关系认识的理念层面，还是在具体论证方法层面，都存在一定问题。

汉魏六朝时期，谶纬神学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对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支配权，也对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谶纬神学尤其成为滋生志怪小说的温床。就思维模式以及创作机制、方法和内容而言，谶纬神学话语与志怪小说多有相近之处，虚构与志怪更是谶纬神学话语制作的两大实质特征，深刻影响了志怪小说的创作。

西汉昭宣时期汉赋观的嬗变跟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引发的社会转型有密切联系。当时朝野士人在盐铁会上讨论国事时表达了对文艺特性的看法，以文学、贤良为代表的儒生重视文艺政教功能的观念，在昭宣时期士人中获得普遍接受；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吏重视文艺审美娱乐功能的观念，获得了汉宣帝等执政者的欣赏。随着汉宣帝时期以王褒为代表的宫廷文人群体的集结，汉赋创作继武帝之后复兴，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在讨论中显现出并重融合而偏向于赋的美刺讽喻政教功能的趋势，开启了刘向、扬雄等对赋的艺术技巧与社会功用关系问题的讨论，

墨家拉开了“饰小说以干县令”的百家争鸣的序幕，也开启了战国杂家小说创作的精彩纷呈。三、《墨子》“说”体与先秦轶事小说《墨子》“说”体中涉及许多名人轶事，其中关于伊尹、晏子及孔子等历史人物的故事最为著名，是先秦轶事小说的雏形。墨家把名人轶事作为论辩的武器，还加工、改编或虚构一些名人的故事，本出于壮大门派、打压别人的目的，但在文学上却引发了战国诸子轶事小说的创作高潮，之后的《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不约而同效仿墨家，或采旧说，或创新作。《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这只

集唐诗是在唐诗巨大影响下形成的一种集句诗类别，产生于北宋，在南宋获得迅速发展，在金、元时期走向衰落，但最终在明、清二代走向了繁荣。集唐诗既在题材内容和近体诗形式上继承了唐诗的特点，又在咏梅题材、专题化和开创新形式等方面体现出对唐诗的发展。集唐诗的发展，是唐诗不朽的艺术魅力、诗歌追求“新变”的需要、历史上的“唐宋诗之争”以及历代诗人的连续创作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三、集唐诗对唐诗的接受集唐诗的每一个诗句都出自唐诗，因此可以看作是对唐诗的接受。四、集唐诗对唐诗的发展集唐诗虽然使用唐人的诗句，但毕竟是重新写

“属辞”是文辞的连缀，辞、事、义是《春秋》文本的基本层面，意味着对文辞史事的剪裁、排比，在叙述历史时选择准确词语表达其价值判断。“属辞比事”从史事文本写作基本层面出发，可以上升到阐释理解层面，形成反推史实的能动力，从而建构起一种互动式的研究方法。它还可以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特质的文学创作方法和文学研究方法，即苦心搜集研读各种文献资料，进而采取筛选、描述、分类、排比、概括、分析、综合等方法，来体会和把握古今中外相同的艺术思维，这也是一种具象到抽象，由审美体验到理论提升总结的研究方法。

翻案诗并非宋代文学的独特现象，至晚在西晋，翻案诗已经出现。一、翻案的内涵、手法与误解“翻案”原系法律语词，指推翻已定的成案。二、蔚为大观的唐代翻案诗创作翻案手法具备以后，唐代出现了众多的翻案诗作。三、翻案诗发生的根本原因诗歌翻案，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学创新。四、误以翻案诗为宋人所创的原因前文已云，虽然最晚到西晋时代，翻案诗的各种创作手法皆已显现，而且唐代的翻案诗创作蔚为大观，但“翻案”作为一个诗法术语，毕竟首见于杨万里的《诚斋诗话》(或许这一术语早已有之，然而文献不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第1

元代的“江南书写”既在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耕文化碰撞、交融过程中发挥着优质的媒介作用，又由于多族文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呈现出独特的意蕴，在南北文人的他乡视角书写中，被寄予了浓厚的乡愁情结，从而为传统的江南书写平添了不同的文化意蕴。

唐调与宋腔，是宋词中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调：唐调是指词中以风韵擅长者，宋腔是谓词中以意趣取胜者。本文对宋词风调演变之轨迹探寻，或有启迪。虽然以时代为界，可以寻觅宋词的发展演变之迹，然未能对宋词发展演变的艺术风貌，做出精确的概括。邵祖平的这段论述，不仅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词的唐调与宋腔的概念，并将其艺术特征与时代分野，做了精微而准确的概括，而且对研究宋词的时代风尚与格调演变，很有启示。盖北宋词以小令为主，南宋词以长调为多。故北宋词多为唐调，南宋词多为宋腔。谈到宋词的发展演变，蔡嵩云有一段颇中肯綮的论述：宋初慢词，犹

清初顺治年间姚佺编选评点的《诗源初集》，是清初人选清诗中较有特色的一种。编选者秉持遗民的政治视角，选入和评点了大量的表彰抗清志士、抨击新朝暴政的时人之作，同时能针砭或剖析贰臣作家的有关作品，细腻分析失节者的复杂心态，对晚明和南明的士风和朝政，亦不乏尖锐的批评。选集中的作者，多为选家友人。凡此，构成了选评《诗源》鲜明的时代特色，亦体现了清初人选清诗的独特风貌和价值。

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作者的平民市民化，对“俗”认可的文艺观，以及诗画流通环节的商品化等几个方面。乡村题材是田园诗歌的常见内容，多为士人隐逸心情的载体。虽然它多是山水框架内的一部分，乡土气息与士人趣味交融共存，但已显示出绘画题材的改变，因为在以往的绘画中，本色的田家内容是少见的。文徵明诗歌题材的艳俗是明显的，如《题虢国夫人夜游图》、《题伯虎美人图》、《子畏画仕女图》、《十美诗》、《春闺》、《春夜曲》等。9)这是文的商品化，而绘画商品化的程度更高，据《吴门画史》统计，多数吴中画家都参与过绘画买卖。文徵明对绘画

正是苏州经济、文化、人才、出版等方面优势的丧失与资源的转移，上海才得以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小说中心。一、晚明苏州：吴地小说中心的形成苏州由于地域环境的优越，农渔业发展较早，到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二、晚清上海：吴地新小说中心的崛起晚明在苏州出现的辉煌，晚清在上海得以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晚明苏州与晚清上海作为吴地先后出现的两个小说中心，其形成机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是新小说中心对旧小说中心的取代，后者则是旧小说中心向新小说中心的移位。可以说，先到上海的苏州文人又带动起更多的人集聚沪上，这种“滚

清初关中诗坛创作之繁盛名闻海内，获得了朝野士人的一致推崇。李念慈是清初关中诗人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仕宦南北，交游广泛，诗歌创作成就突出，赢得了当时诗人普遍的尊重。其诗歌创作不但禀承了“秦风”独有的慷慨激昂之气，而且努力学习杜甫的“沉郁顿挫”之致，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清初风云变幻而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明清之际的“诗史”观念发生在满汉易代之际，遗民文人的民族情感与“天下”观念相激荡，其精髓远非讽喻上政或者暗合时事的文学原则所能括尽，而是着眼于诗与史在文化意义上的相通性，提倡以诗的形式保存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和道德情操，以为来日重建之根基。这样的“诗史”观念不仅肃清了宋代以来空言载道和审美主义文学的消极影响，而且重构了“温柔敦厚”诗教的理解模式，极为深刻地折射出士人阶层对于明室覆亡的自我问责以及对新朝官史将要遮蔽本民族精神命脉的忧患意识。二、诗史观念的深化明末经世文学思潮裹带着诗史观念一并复兴。相关文章明清人

王国维与胡适不仅都大致有从倾慕西方学术文化到回归中国古典的经历，而且因为这种经历在时序上前后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学与新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关节。

认为《文心雕龙》的出现是与两晋以来形式主义文学斗争的产物，刘勰提出复古的文学标准，“是回到更朴素、更接近于自然，而不以修饰打扮为美的社会去”。与先生早年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比较，本文对刘勰的认识有了新的提升。【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中国文学批评史【作者简介】朱东润(1896—。《文心雕龙》的前三篇是全书的纲领，刘勰提出了他的复古主张，但是他的目的只是“正末归本”，是以复古为革新。相关文章刘勰的人格境界与《文心雕龙》的人格理论刘勰与沈约考论《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述

词体唐宋之辨的核心问题是“唐词”与“宋词”在审美特征上的差异，它们在这方面近似于唐宋诗之别，即：内容上，“唐词”主“情”而“宋词”主“意”；技巧上，“唐词”重自然而“宋词”见人工；语言风格上，“唐词”含蓄而“宋词”发露。词体唐宋之辨这一论题，对于词史、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均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