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墨子》把用来论辩的故事称为“说”，促成“小说”概念的产生。《墨子》“说”体故事是其书最具情节性、可读性的文字，通过其中的志怪，可以窥见先秦志怪小说的内容与特点；关于名人轶事的编排，促成战国轶事小说的繁荣。墨家拉开了“饰小说以干县令”的百家争鸣的序幕，也开启了战国杂家小说创作的精彩纷呈。
【关 键 词】《墨子》/“说”体/先秦小说
【作者简介】 董芬芬(1968—)，女，甘肃庄浪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一、《墨子》之“说”与“小说”概念
在论及论辩方法和技巧时，《墨子》提出了“说”的概念。《经上》篇说：“说，所以明也。”《小取》篇又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说”，是用来解释事物原委、说明意义的故事。如《贵义》篇说：“主君亦尝闻汤之说乎？昔者，汤将往见伊尹……”则“汤之说”，就是汤往见伊尹的故事。又《明鬼下》在讲述杜伯杀周宣王的故事后说：“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其中的“若书之说”，指书中那些鬼神赏贤罚暴的故事。《墨子》的“说”，是指用来证成自己学说、宣扬墨家主张的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故事性强，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既是立论的材料，也是论辩的方式。
《墨子》把论辩用的故事称为“说”，在战国其他诸子那里得到认可沿用。《庄子·天道》篇桓公说：“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就讲了自己斫轮的故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宋玉就讲述了自己与那个“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东家女的故事。《韩非子·内储说上》云：“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其说在……”式的表述在韩非《储说》各篇中较多，“说”是指文中用以解释经文的故事。其中的《说林》、《储说》，是“说”的汇集，“所谓‘储说’，即将许许多多的‘说’储聚在一起，藉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所谓‘先经后说’，一般上都是‘经是事理，说是故事’”[1]285－286。所以，“说”是诸子论辩文中最具故事性、戏剧性、可读性的文字。
“说”，还成就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体概念，“小说”一词就是由“说”而来。《庄子·外物》篇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本指那些“辁才讽说之徒”的“说”[2]。在庄子眼里，其他诸子都是见识浅陋的“辁才讽说之徒”，他们的“说”，与任公子钓大鱼的境界有天壤之别，故称“小说”。“小说”表面上是庄子对“辁才讽说之徒”们“说”的贬称，引申意义指那些不同于道家思想、不能达于至道的其他诸子的学说。汉人把这一概念作为虚构性叙事文体的专称，也是深得庄子“小说”之三昧。《汉书·艺文志》谓小说家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刍荛狂夫之议”，与庄子“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表述的意思基本一致，所以，庄子“小说”一词，是后世虚构性叙事文体“小说”概念的创始。《汉书·艺文志》所录古代的小说家中就有五部以“说”为名，充分显示出“说”与“小说”的渊源关系。汉代刘向所编的《说苑》、《新序》也是这种“说”的汇编，一则一则的故事，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是“带有一定古代小说集性质的书”[3]2－4。再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实在是一以贯之的一条线，这种叫做‘说’或‘小说’的文体，显然是产生于先秦，且一直影响并延续到后代的”[4]。所以，《庄子》是“小说”文体概念的创始，而“小说”一词又源自《墨子》的“说”，也毋庸置疑。
诸子讲道理、明观点的“说”，包括历史故事、逸闻琐语、神话传说、小说寓言等。后世没有一个能涵盖这些内容的概念，既然战国诸子名其曰“说”，我们也就索性称其为“说”体(有学者已经在使用这个概念①)，“说”体可以概括诸子用来论辩的所有叙事性材料。《墨子》“说”体是指墨家用来宣扬思想、学说的所有叙事性材料。直接论证自己的观点，未必能达到目的，而援引其他故事，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墨子》“说”体故事与先秦小说关系密切，本文主要从先秦志怪、名人轶事等题材小说为例，尝试论之。
内容摘要：墨家拉开了“饰小说以干县令”的百家争鸣的序幕，也开启了战国杂家小说创作的精彩纷呈。三、《墨子》“说”体与先秦轶事小说《墨子》“说”体中涉及许多名人轶事，其中关于伊尹、晏子及孔子等历史人物的故事最为著名，是先秦轶事小说的雏形。墨家把名人轶事作为论辩的武器，还加工、改编或虚构一些名人的故事，本出于壮大门派、打压别人的目的，但在文学上却引发了战国诸子轶事小说的创作高潮，之后的《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不约而同效仿墨家，或采旧说，或创新作。《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这只揭示了一部分小说的创作情况，也有相当数量的小说是应诸子论辩的需要而创作的，明人胡应麟的“小说，子书者流”[8]374的说法从某种程度揭示了诸子同小说家的依存关系。
关键词：小说;墨家;故事;孔子;晏子;庄子;轶事;鬼神;人物;明神之志 作者简介：二、《墨子》“说”体与先秦志怪小说
《墨子·非命中》的“三表法”，其中“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墨子》论辩故事中有许多来自“天鬼之志”，这是《墨子》“说”体中最能体现墨家本色，“异端”色彩最为浓厚的地方。
《墨子·明鬼下》集中叙述杜伯射周宣王、燕简公杀庄子仪、袜子杖毙观辜、中里徼之死及句芒赐郑穆公十九年这五则鬼神的故事，前四则《墨子》说分别来自周、燕、宋、齐之《春秋》。据说墨子见过百国《春秋》[5]1197，但这百国《春秋》亡佚，后人无从知晓其面目，但就这几则故事来看，《墨子》所说周、燕、宋、齐之《春秋》，与正统史书大相径庭，倒很像志怪野史之类。如杜伯之事：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杜伯射周宣王事，《国语·周语上》内史过也有一句提及：“周之兴也，J2Y308.JPG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部。是皆明神之志者也。”这里的“明神之志”，就是关于鬼神的记载，应同墨子的“天鬼之志”一样，皆是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书籍。内史过说杜伯之事在“明神之志”，《墨子》说“著在周之《春秋》”，则这“周之《春秋》”即“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类专门宣扬鬼神赏善罚暴的志怪野史。
杜伯射周宣王的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细节描写引人入胜，散发着神秘、恐怖的气氛。周宣王之死乃历史大事，《尚书》却未有一字提及。《左传》也记载了内史过论神这件事，却无“杜伯射王于鄗”这句话。司马迁《周本纪》写周宣王之死，也只有非常简单的交代：“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6]145这些正史对《墨子》所说的杜伯射周宣王的故事未予采信，大概皆因其过于荒诞不经。
《墨子》句芒赐郑穆公十九年阳寿的故事，孙诒让以为其中的郑穆公“实当‘秦穆公’之讹”[7]227，此说正确。王充《论衡·无形》篇云：“传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十九年。”秦穆公是《左传》着重记载的人物，句芒赐年十九的故事不见于《左传》，大概也是出于“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类书籍。燕简公于周敬王十六年即位，是春秋晚期人，其被庄子仪杖毙之事《左传》、《国语》皆未载。王充《论衡·书虚》篇说：“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赵简子杀其臣庄子仪，其后杜伯射宣王，庄子仪害简子，事理似然，犹为虚言。”正史的作者，皆以其为不雅驯之“虚言”而不予采信。墨子说出于齐《春秋》的王里国、中里徼诉讼之事，更是带着浓厚的巫术、神判色彩，显得原始而诡异。让二人面对社神读自己的起誓辞，认为在神的示意下，羊会攻击那个有罪的人，中里徼的誓词未读完，就被羊当场顶死，这是巫术盛行时代曾采用过的断狱方法。《左传》记载了好几桩讼狱之事，都要求双方摆证据、辨是非，没有采用神判的荒唐做法。《墨子》中里徼的故事，不会出自官方正史。
所以，《明鬼下》所述出于周、燕、宋、齐之《春秋》的几则故事，实皆出于古代的“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类志怪野史。先秦人把志怪野史也称作《春秋》，如“古今纪异之祖”[8]377的《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9]7，《汲冢琐语》遗文有记周、鲁、齐、宋等国传说的，“看来还会有《周春秋》、《鲁春秋》、《齐春秋》等”[10]103。这些故事，内容迂诞，情节离奇，视其为历史，则失之荒诞，如果当小说来读，倒很引人入胜，能充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应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早期作品。周内史过、墨子皆如数家珍，说明志怪在春秋战国广为流传。《庄子·逍遥游》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庄子也见过齐谐的志怪，志怪在先秦的创作与流传，规模远远超出后人的想象。
先秦诸子“说”体中，大量援引志怪的，墨家最为突出。墨家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视其为信史。尽管显得荒诞不经，但古代早期的志怪小说，正是通过《墨子》“说”体保存下来一些片段，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先秦志怪的特点。
第一，先秦志怪多出自史官之手。墨子把记载杜伯射周宣王、燕简公杀庄子仪、袜子杖毙观辜、中里徼之死及句芒赐郑穆公十九年这些怪异故事的“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称为《春秋》，说明在墨家眼里，这些书籍同儒家经典中的《春秋》、《左氏春秋》一样，都是信史，都出自史官之手，可以当做可靠的历史典故援引。
《国语》的记载也可以印证这点。《国语》中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也多出自史官。《国语·周语上》内史过论神降于虢，“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丹朱是传说中尧的儿子，房后是周昭王的王后，几千年前的丹朱的神灵竟然附于房后而生下周穆王，现在又降于虢，真乃咄咄怪事！无怪乎柳宗元批评说：“妄取时日，莽浪无状，而寓之丹朱，则又以房后之恶德与丹朱协，而凭以生穆王，而降于虢……其为书也，不待片言而迂诞彰矣。”[11]1272－1273《郑语》中周史伯讲述褒姒的身世，也是“迂诞”非常：
《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史伯所引《训语》中褒之二君化龙的故事，是很早以前流传的一则志怪。褒姒的出生，竟然是这则志怪的延伸和演绎：二龙之漦在周厉王时化为玄鼋，使一女童无夫而孕，于周宣王时生下女婴，丢弃路上，一对卖檿弧的夫妇收留她并带到褒国，后由褒君献给周幽王，此即褒姒。史伯用这个故事说明天命亡周，不可逆转。《国语》因为记载了这些怪诞之事，受到柳宗元的贬斥，可这些故事皆出自周王室史官。内史过的“神明之志”，史伯所引的《训语》，皆是春秋以前史官们的作品，内史过和史伯也成为演绎新志怪的生力军。可见，先秦志怪许多出自史官之手之口，刘知几谓“史氏之别流”[9]253，应是比较客观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