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隐喻与转喻的连续体观为唐诗中隐喻和转喻的翻译提供了新视角。唐诗中隐喻和转喻的互动关系外化为特殊的隐转喻和转隐喻现象，是诗人隐喻思维和转喻思维操作互动的结果。翻译唐诗中这些隐转喻和转隐喻现象，要以强调译语读者最大相似体验和最佳相似体验为内核的认知等效原则为依规，采取保留源语喻体以及隐喻与转喻互动关系、变更源语喻体以及隐喻与转喻互动关系、舍掉源语喻体以及消解隐喻与转喻互动关系等三种可行路径来进行。

　　内容提要：在宋代，华夷之辨已经失去了以华化夷的含义，而主要指对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的坚守、捍卫。南宋孝宗时期，华夷之辨思想中含有浓烈的民族排斥的观念，形成一种种族或文化

　　与平安时代就被日本诗人推崇的白居易相比，日本诗人对于李白、杜甫的学习起步略晚，约始于五山文学初期。虎关师炼（1278—1346）在《济北诗话》中称“李、杜上才也”，开日本诗人

　　五山文学是日本汉诗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其汉诗创作以镰仓室町时代“五山十刹”的禅僧群体为主。以诗僧为主要创作群体的五山汉诗，与倡导“苦吟”、工于炼句的晚唐诗歌多有

西汉文学的时间断限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西汉文学的主要业绩表现在辞赋、文章、诗歌三个方面。辞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汉代文章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其中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春秋》“大一统”观在秦汉时期的再度彰显,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人心向背和历史发展大势。文章从四个方面就此一问题展开论述：一是追溯《春秋》“大一统”观的思想渊源,二是考察《春秋》“大一统”观的历史内涵,三是分析《春秋》“大一统”观的政治诉求,四是纵论《春秋》“大一统”观的文化呈现。文章的结论是,在《春秋》“大一统”观的统领下,秦汉思想家和文学家顺应时代要求,积极有为,凝魂聚魄,强化了我们共有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文化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本文对唐五律句法作出全面系统的梳理，首先分出简单主谓、复杂主谓、题评三大类句型，然后找出每一类中最重要的句式共十种，一一加以详细分析。通过与先唐五言句式作比较，作者试图判断这十种句式究竟是化旧为新，还是翻空出奇，从而确定它们各自的审美特性。末节在理论层次上归纳上文对十种句式的分析，揭示唐五律诗人如何开展全方位的句法创新，不仅实现了齐梁五言所追求的“圆美流转”之理想，而且还超越视听之域，创造出“境生象外”这种前所未有的诗境。

宋代南渡后，“退居”普遍存在于士大夫生平履历中，自行择地、营建住宅成为不少退居士大夫的居住选择。南渡士大夫营居地址选择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并有从流寓向定居过渡的趋势。南渡时期士大夫居所书写具有世俗性和超越性，是士大夫审美情趣的外化体现。同时居所书写也折射出士大夫群体徘徊于江湖、魏阙之间的矛盾心态，凝聚了他们关于个人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思考，对士大夫群体研究有重要意义。

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一直聚讼纷纭。这一问题最近再次成为《儒林外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商伟、郑志良等学者或从《儒林外史》的写作方式等方面来寻找解释，或以新发现的宁楷《〈儒林外史〉题辞》等资料为依据，强调“幽榜”这一回为吴敬梓原作所固有，重提“五十六回”说。综合《儒林外史》版本、人物原型等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通过对新发现的宁楷《〈儒林外史〉题辞》等资料的研读，我们可以判定《儒林外史》的原本应是程晋芳所说的五十回，从种种迹象看，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深为了解的宁楷很可能是萧云仙故事、“幽榜”等内容的窜

北宋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提出了“庄子阴助孔子”说。其主要根据是《庄子·天下》论述天下道术时，自列于一偏，而独尊孔子。然而，《天下》篇并非庄子自著，且庄子之道与孔子之道在大本大源上并不相同，所以从学理上判断，“庄子阴助孔子”说缺乏客观论述，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是，从宋代士大夫精神的视角来观察，苏轼的“庄子阴助孔子”说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由于苏轼等人在北宋士大夫精神中注入了庄子思想，从而在北宋时期形成了“士大夫化庄子”这一士大夫精神的新范式。这一士大夫精神的新范式在后世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

唐宋时期，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接受方式大致经历了仿作、选编、评点三个阶段，分别以晚唐贯休和宋初田锡等人同题仿作及宋人员兴宗的戏作、五代韦縠《才调集》和北宋姚铉《唐文粹》的选编、南宋葛立方特别是朱熹等人的评点为节点。这一过程，伴随着不同时段受众“古风”观从模糊到清晰、从泛化到具体、从偏误到矫正的变迁，并展示出两个方面的特殊性：一是诗人主导风格对其另类小众作品的遮蔽，易于形成某一时段的接受空白；一是受众接受方向与诗人对作品的自我期许，往往形成严重错位。就《古风》三百余年接受史而言，朱熹之评点具有承前启后、矫

苏轼诗歌所用韵部或窄或宽，所择韵脚或难或易，以及长篇古诗中自由转韵，都是服从其诗意表达的需要。苏轼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写作次韵诗，不但次别人之韵，也次自己之韵，这种写作方式虽受后人讥议，但事实上是因难见巧的特殊艺术追求，并由此产生了大量名篇。

　　作者简介：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强，北京大学中文系；廖可斌，北京大学中文系；杜桂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走

魏晋之时兴起了地记这一著述形式，其内容兼有人物传记与地理风俗两大部分。魏晋地记编撰的繁荣，对当时文学创作的观念、题材、修辞等方面均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地记编撰中所形成的文化意识和观察视角，潜移默化地重构了作家的创作思路和体物方式。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地记学者的文学作品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地记的内容和格局。这些作品在创作动机和题材上将地记与文学融合起来，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魏晋六朝文学与地记存在着密切关系，它们是魏晋时代文化同一性的不同表现形式。

古人通过北斗、晷影和星象等方法测算冬至，并以此为岁始岁终的标志。这种岁时系统并不需要考虑月相的变化，属于四时观念下的阳历系统，《诗经》中的《七月》和以“岁暮”为题材的诗歌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岁时观，而这种观念与当时的天文测算和农业活动息息相关。由于朝代更迭，天文测算技术不断改进，历法也不断更新，新的岁时观念也应运而生，旧的岁时观念于是逐渐被人们遗忘。后人在解读诗文时，脱离了当时的岁时语境，所以造成了古诗文解读上的差错。

唐宋时期，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接受方式大致经历了仿作、选编、评点三个阶段，分别以晚唐贯休和宋初田锡等人同题仿作及宋人员兴宗的戏作、五代韦縠《才调集》和北宋姚铉《唐文粹》的选编、南宋葛立方特别是朱熹等人的评点为节点。这一过程，伴随着不同时段受众“古风”观从模糊到清晰、从泛化到具体、从偏误到矫正的变迁，并展示出两个方面的特殊性：一是诗人主导风格对其另类小众作品的遮蔽，易于形成某一时段的接受空白；一是受众接受方向与诗人对作品的自我期许，往往形成严重错位。就《古风》三百余年接受史而言，朱熹之评点具有承前启后、矫

诗词曲辨体的格律、歌唱与曲调等标准，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歌诗的构成要素、形态特征与文体观念。“曲—词—诗”由艺到文、由俗到雅的文体推尊，“诗—词—曲”由文到艺、由简到繁的文体进化，遮蔽了更为丰富多样的文艺景观。我们应当根据诗词曲同源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打通诗词曲之间的文体区隔，反思文本生成的历史，重视诗词曲的综合艺术特征，将它们视为歌诗的不同艺术形态与历史形态，辩证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并由此重新思考戏曲、小说等文体的发生与特征。借助歌辞、艺术的研究视角，可以在整体性和长时段视域中促进相关史论命题的重释和文

历史上题画赋的出现远早于题画诗，是最初题画文学的呈现。而在演进过程中，自楚汉之后，晋唐时代由人物像赞衍为人物、山水图赋，宋、元、明三代题“经图”赋与文人画赋的并兴，以及清代大量题材广泛的题画赋的出现，构成了三大发展时段。而经义、物态与文学，既是题画赋呈像的主要类型，也是其创作范畴的突出显现；自然、空间与品貌，则为其书写体义，从而区分于其他的题画文学，并以赋体与画体的共相，构建起题画赋独特的阅读趣味与审美意义。

“文学”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概念，先秦“文学”指以礼乐为主的古典之学；汉代以降以汉武帝时期为界，经历了从经学之士到辞赋之士到“造命之原”的转变，当然，这不是说后者取代了前两者，“文学”具备了“造命之原”的职能后，其经学和辞赋的职责仍然存在；隋唐科举确立后，文学义界又与科举发生密切关系。总之，从共时的角度，“文学”概念本身存在着多层面和多层次的意涵，至少包括：(一)职官；(二)担任此职官的人员；(三)与此职官、人员相适应和相联系的才能，特别是与之相关的文体，三者均可称为“文学”。从历时的角度

汉末建安时期的诗文写作将基本合于后世文艺学观念的文学独立于经、史、子以外，这也是一般所说的文学的独立，随着文学写作的普及，对作品的评陟自然而然会发生，这就是文学批评，代表这个时期文学批评产生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对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发生原因的解释，有许多种观察视角，其中，除了总体条件构成且成熟外，有一种看似偶然的外在因素的刺激作用。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是产生曹丕写作《典论·论文》的直接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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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凌彰，中国社科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和中国翻译协会的会员，北京印尼邦加侨友会顾问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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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清代前期文坛上若干文人群落应运而起，有的衍变为流派。这些文学集群的存在，再次印证了“文可以群”的古义。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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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新出土的碑志当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杜甫其人其诗者不下于20方，这些资料，为探讨杜甫的家世生平、交游经历，解读杜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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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凌彰，中国社科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和中国翻译协会的会员，北京印尼邦加侨友会顾问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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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文心雕龙》的文学起源说是“文起于情”。这种说法与保留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古人对于性、气、情等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