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凌彰，中国社科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和中国翻译协会的会员，北京印尼邦加侨友会顾问和香港邦华校友会名誉会长。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华文化的古老源头和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现存《诗经》是战国时的毛亨和汉代的毛苌所编订而传下来的。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它有“风”160篇，“雅”105篇和“颂”40篇，共305篇。
最早译成外文的诗经是1626年在杭州出版的拉丁文译本。译者是来华传教的比利时人、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从18世纪开始，在西方陆续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和匈牙利文的诗经译本。在东方，早在中古时期诗经不需翻译就直接地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等通用汉字的国家。然而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等使用马来语（也是印尼语）的国家，至今尚未有印尼（马来）文的诗经译本。
为了扩大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弘扬中华文化，我从2005年开始本着忠于原作的宗旨，采取、先易后难、细水长流的方针，先将诗经选译成每句七言的白话诗，然后再译成印尼文。迄今已译出120多篇，也写了诗经赏析50余篇。同时在印尼的《呼声》月刊和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文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诗经选译和诗经赏析数十篇。
翻译的初步体会是：首先需要正确理解诗经的原文本意，并准确而完整地把它翻译出来。同时译文应力求简练和押韵。茅盾先生对翻译的要求说过很有指导意义的话，那就是：“需要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宋代诗人欧阳修对诗经的解读，也主张要以本文为依据，他反对臆测、假设、牵强附会和曲解原意等不正之风。
可以说，采取文本主义的学风是译好诗经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有些研究者仍有某种偏见，一种是对涉及爱情的民歌都看作是黄色歌曲，另一种是把诗经当作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史诗，认为经典诗歌不可能歌颂草民。受此影响，美国诗人宾纳、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和韦利等人的英译诗经大都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君子”译成“王子”（prince）把“淑女”译成“王妃”或“贵妇”（noble lady）。（参见吕叔湘编著《中诗英译比录》1980.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把黄河岸边从事采集水荇菜劳动的农村姑娘译成王妃显然不符合原文本意。
其次，要掌握有关诗经的时代背景和作者身份等相关内容。例如诗经产生的时间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奴隶制农业社会，山西的魏国征收双重税（劳役和实物地租）、河南的郑国商业较发达，民风较开放等等。由于“国风”多为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而且口头相传和年代久远，原作者已难以考证。但从作品中可以判断作者身份，如劳动青年男女、服徭役者、服兵役者、马车夫、流浪儿、留守妇女或没落贵族等。他们的诗作反映出古代社会的千姿百态。
第三，要正确理解、准确翻译诗经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词句。古代汉语已发展成一种书面语言，与现代白话文区别很大，需要先译成白话诗，并将它与外文译诗以互相对照的形式呈现给中外读者。以便推进双语教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从而达到文化交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例如：《秦风•权舆》中的“夏屋”并非大房屋，而是盛放牛羊祭品的大型青铜器。又如《秦风•无衣》中的“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有两种解读。一种是“你我穿着同样的战袍”上战场（指穿同样的军服或制服）；另一种是“你我共同穿一件战袍”（一件汗衫、一件战裙）上战场。显然前者较为符合实际和合乎情理。还有《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的“友之”和“乐之”是及物动词，可分别译成“善待她”“取悦她”，比译成“相亲热”“永相爱”较为贴切。因为《关雎》只写暗恋、单相思和未来的设想，没有互动的内容。
最后，译文应力求简练和押韵。将古文诗句译成有字数限制的七言白话诗，本身就有简练和押韵的要求，而译成多音节的拼音文字的外文诗大都是自由诗，但也要有韵味，这样才不至于译成散文。当准确、简练、押韵三者不能兼顾时，应首先坚持准确，因为忠实地表达原作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