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唐诗不少名篇在历代的校注、评赏过程中存有误校、误解情况。有鉴于此，择其要者，结合版本、史实、诗歌主旨及艺术特征等进行考释和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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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有大量的辞赋论著，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赋论在赋的经典化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关联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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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刘勰与萧统都重视祭文一体，但二人的祭文观存在着差异，表现在《文心雕龙》不论祭古人文，《文选》不重潘岳祭文两个

一般认为，与楚同姓是屈原至死不离开楚国的主要原因。这一说法的理论依据可追溯到《孟子》的“贵戚之卿”与“异性之卿”说。考察先秦文献，辨析《史记》相关内容，厘清“姓”与“氏”的发展沿革与《史记》中姓氏使用的规范，从中可见，屈原“楚之同姓”说不符合先秦姓氏制度及《史记》的书法体例，不能用来解释屈原终不离楚的原因。深入探究屈原行止当另寻路径。

《阅微草堂笔记》不少作品由一叙述者(“言”者)讲述，而辅以一个或若干个议论者(“曰”者)评说。这一叙议相生、主从相伴的多元化“言”—“曰”结构既彰显了叙述者主导的基本倾向，又通过不同议论者的评说，丰富了情节的阐释空间，形成了一种“主见”与“异说”相互生发的叙事策略。此一叙事策略，突破了在传统史传“传记+论赞”结构影响下形成的文言小说叙事模式(《聊斋志异》的“小说本体部分+异史氏曰”即为典型代表)，具有更为开放的、多元的、甚或有意不确定化的意义指向与思想格局，实为纪昀在文言小说创作中的重要贡献。从本质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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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汉书·二疏传》呈现出仕、退隐及养老的特殊风采，为后世士人树立了典范，影响深远。这种生活方式，反映在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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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清代布衣文人为清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影响了清代诗、词、文创作风气的转移：如孙枝蔚、吴之振、厉

先秦诸子著作多写在八寸短简上，故常被称做“短书”，指的是包括儒家在内的所有诸子著作。汉代的“短书”概念与先秦不同，主要指儒家作品之外其他诸子“虚妄不实”的文献。“说”有大小之别，“小说”从“说”分离出来以后至两汉之际，桓谭等人将“短书”与“小说”联系起来，使得“短书”的含义既具有汉代“短书”的一般意义，还在狭义上指那些由“小说家”撰作的“小说”。《汉书·艺文志》为认识汉代“小说”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在西汉人看来，汉儒“经传”与“史传”作品中看似与“小说”有关的文献却并不属于汉代“小说”范畴。

《诗经·国风》中描绘了许多性格鲜明、内涵丰富的男性形象，这些描绘以“德”为评判标准，侧重孔武有力的外在描写，注重威仪之美、德行合一的形象塑造，显现出其对宽厚仁德品质的推崇。男性形象的描绘有其特定的尚德和田猎等文化成因，寄寓了作者对男性群体特征的审美趋向与价值判断。

在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我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市民视角上，而基本忽视了对乡民故事的考察。南宋洪迈的文言小说集《夷坚志》中乡民人物类型众多，故事题材丰富，可谓中国古代小说乡民描写之集大成者。具体分析这些有关乡民的作品，不仅可以看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基数最大的这部分人的生存状态，而且可以进一步探讨我国民间社会的教化观、信仰观和道德伦理观。

中华民族经历巫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历史阶段长于西方，文化的神秘性更具普适、丰赡的特征，再与意象思维的诗情画意相融通，独具别情异调和天然神韵。中国小说叙事的神秘性表现于故事、结构、气韵三个层面，呈现为时空、梦境、法力、星相谶语、万物通变、感应果报、神秘数字、避讳避祸等八种形态。它来自于人的有限感知力的无限比拟、联想、推延；来自于对天地、神兽的崇拜和巫觋、术士、僧、道以及普遍人的个体神秘性体验；来自于诸种体验的结果：巫文化，万物有灵、天人合一观念，仙道、僧佛文化等；来自于神秘体验所沉淀成的民族无意识和思维定式。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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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薛涛/女性意识/女性审美视角/自然之美/女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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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唐女诗人薛涛的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在文学史上尤其是女

从《明清小说研究》所发论文来看， 2001-2011年间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出现一系列可喜进展，当年学术回顾中的一些针砭发挥了一定作用。为进一步扩展古代小说研究视野，提升古代小说研究的科学品格和当代价值，今后应在古代小说与诗词文等抒情文学、古代小说与现当代小说之关系等两个方向作更为深广的开掘。如鲁德才《谈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李忠明《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与小说文体的形成》、闫立飞《历史与小说的互文——中国小说文体观念的变迁》、程国赋《论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文体意义》、孟昭连《口传叙事、书写。[5]刘勇强.作

化禅法为诗法，杜甫多用之。以暗合云门三句而言，杜诗“函盖乾坤”之法，在理、事、情上体现出一与多的圆融无碍。随波逐浪之法，自净其心，应机接物，不仅表现在立意造句，还表现在脉络安排与创作理念上。至于截断众流之法，更是杜诗的一大创造，具有出人意表、跌宕多姿的艺术效果，开启宋诗之一法门。

【内容提要】宋元之际，于济、蔡正孙所编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是一部既有集成品格又有鲜明特色的七绝选本。【关键词】《联珠诗格》/日本五山七绝/中国文学经典/海外传播【作者简介】谢琰（1983-），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第三，也许因为七绝诗相对容易入门，也许因为宋末江湖诗派原本擅长七绝，也许纯粹是于济、蔡正孙的个人喜好，总之《联珠诗格》全书只选七绝。《联珠诗格》对五山七绝发展的影响五山七绝大致可分为镰仓、室町两个时期：镰仓七绝承接平安朝七绝，进行了较为明显的开拓。中国文学经典海外传播的路径与原则上

孔颖达的文论体系是在对《诗经》等经典的解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目的是将其作为理论工具，使《诗经》的教义更具客观性、合理性和张力性，重树经学的权威。他标举“诗人救世”的诗学纲领；贯通情志说，矫正汉魏六朝以来的悲情观念；赋予比兴新的内涵，使内蕴的义理外化；借重语境说诗，增加经义的可信度。这种价值取向；赋予有唐一代的文学以严肃、健康的主题，预示着盛唐气象的到来，即便是到了晚唐衰乱之世，诗人仍然不忘孔颖达的“针药”之讽喻，用心唱着挽歌。因其文论带有鲜明的经学特质，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审美的发展，但他仍不失为一位卓越

中国古典小说图像本始见于元代，鼎盛于晚明。清嘉庆以降，由于木刻版画技术的衰落，小说图像本渐趋式微。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洋照相石印术的传入与普及，古典小说图像本呈现出复兴景象。诸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小说名著，均出版了多种石印图像本；单部小说的插图数量，较之清代中后期木刻本大幅增加；久已消失的情节插图，重新成为小说图像之主体；众多海上职业书画家的参与，使得小说图像绘制艺术有了显著提高；而五彩石印术的应用，又催生了一批珍贵的小说彩图本。总之，照相石印术乃

政教中心——中国诗歌的一个主要传统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有导源于汉代的几个重要论点，影响着两千多年的诗歌评论，也指导着两千多年的诗歌创作，这就是所谓“风雅”、“比兴”、“美刺”、“讽谕”。所以尽管汉儒错误地把内容十分丰富的《诗经》这一部诗歌总集，强行纳入政教范围之内，把部分具有政治内容的诗，以偏概全地代替了全部诗作，而且在总论诗歌和政教的关系中，片面地夸大了政教作用，但他们所建的诗论，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诗歌创作的一些现实状况。迄今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在社会中无所不在，是最大的现实，也可以说政治是现实的

生活于晚清、民国之际的郭则澐以学者身份从事小说、戏曲创作，先作《红楼真梦》小说，继撰《红楼真梦传奇》，这一再度创作行为和文体转换反映了作者对解读红楼故事的执着与自信；从人生态度和所处时代来看，其创作《红楼真梦》小说和戏曲的主要用意并不在于这两种文学样式本身，而是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就晚清以来的世道变迁与文化发展而言，这种道德忧患和文化忧虑并非多余，更不宜以落后腐朽完全否定，而是含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

晚明文人传奇中节妇形象的大量出现与“有益风化”的戏曲创作传统、统治上层的提倡、思想界的颂扬等因素密切相关。与明初期传奇中节妇形象更多是囿于道德规范的伦理表达相比，晚明传奇中节妇的“贞节”具备了更多情感的内涵，由“为理守节”转化为“为情守节”。然而，女性贞节内涵“情”的注入是以强化女性贞节观为目的的。文人作家即便受到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颂情的同时不敢忘却“理”的存在，不约而同立足主流文化填充儒家女性贞节观内涵，将看似不相容的“情”与“贞”以“情教”、“情正”等理论统一在一起。一、晚明传奇中节妇形象概况晚

佛教东渐以后，佛教忏文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三条基本路径：一是源自佛教律仪制度的作为悔罪仪则的忏悔文。佛教忏文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晶，其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清晰而真实地反映了佛教传播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轨迹。一、佛教忏悔的本义与早期佛教忏悔文忏悔来源于宗教的悔罪观念与实践，几乎所有宗教都认为忏悔可以除罪。随着大乘忏悔经典的翻译与流传，忏悔逐渐由原始佛教维持僧团清净而行的仪式，发展成为佛教通行的修行法门，而忏悔经典中的文句自然也就成为早期佛徒信众口念称颂的忏悔文的雏形和范本。三、佛教祈禳斋会的

【内容提要】葛洪生于名门世家，虽青少年时家道中落，仍发愤读儒家经典，以继承家风、做一个正直人士为愿望。注释：①1977年在台北出版了梁云芪《抱朴子研究》(牧童)、尤信雄《葛洪评传》(文津出版社)， 1980年出版了林丽雪《抱朴子内外篇思想析论》(学生书局)、陈飞龙《葛洪之文论及其生平》(文史哲出版社)， 1989年又出版了蓝秀隆《抱朴子研究》(文津出版社)。相关文章道教文化向古代小说渗透的三个指向近二十年日本道教文学研究综述道教的仙歌及其文学价值唐代诗人接受道教的若干原因论葛洪的思想、著述及其价值纸刊订购

“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一、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宋人刻意为诗的意识充溢于他们的诗论、诗话中，代表性的言论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记：“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从诗学发展史和诗歌发展史的视角来看，元代诗学“自然”论的意义在于：在宋人的观念里，诗是诗人作出来的，元代很多论者反对这种观念，认为诗应该是自然生发出来的，它应该是自然的

【内容提要】杜甫在宋代受到極大推崇。杜甫《絶句漫興九首》、《江畔獨步尋花七絶句》、《絶句二首》等組詩中所營造的清新閑雅的意境群，對宋詞中典型意境的營造影響較大。《蔡寬夫詩話》記載王禹偁有詩暗合杜甫，便覺大喜，更爲詩曰“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老杜是前身”，可見宋人對杜甫之推重：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相关文章现代意境研究述评杜甫的别类才情及其诗歌表现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新时期杜甫研究述略文学接受过程论纸刊订购：010-82503438或8250344

清朝乾隆九年(1744)，杭世骏落职归田，以原西湖吟社和湖南诗社为基础，会聚在杭文人、诗僧，共结南屏诗社，寄情山水，歌咏太平。南屏诗社历经十年鼎盛期，延续四十余年，以厉鹗、杭世骏、丁敬等为代表，是“浙派”文人群体的重要基地。诗社文人诗僧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奠定了“浙派”文学艺术的基础，代表了“浙派”的成就，在清代文学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