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其与原作的最大不同之点，是将马踹五娘、雷打伯喈的结局改为“一夫二妇，旌表门闾”的结局，充分表现了蔡伯喈的内心矛盾、软弱性格和苦闷心情，塑造了赵五娘这个善良纯洁、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责任感的悲剧典型。二、《琵琶记》创作的艺术实践超越了作者主观意图在《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中，作家强调了“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主张，声明他这部作品是着重表扬“子孝共妻贤”的，而对于另外一些描写“佳人才子”、“神仙幽怪”的戏剧，则一概斥之为“琐碎不堪观”。蔡伯喈和赵五娘是《琵琶记》中的主角，剧本是从他俩结婚之后写起的。《琵

从“述而不作”(孔子)到“作者之谓圣”(《礼记》)再到“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滞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曹丕)，从先秦到汉魏之际，中国古代“作者”观呈现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从原因角度看，这一过程与士人阶层社会境遇及身份意识的变化有密切关联，而从结果角度看，则与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文体意识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国古代“作者”观发生与演变的历史表明，“作者”这一称谓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蕴涵，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建构起来的概念。

复古派是明代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其诗文及理念多受到研究者重视，但对于其与处于共生态中“不振”之明词的关系及其作词和词学观念基本上没有得到关注。通过检索《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复古派成员作词情况，以相关资料进行佐证，发现明代复古派对明词演进既未促进也未阻碍。2.从复古派成员作词的根本意义来说，复古主将的词作对其追随者及其成员内部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少，虽有如戴冠和何景明词、王世懋和王世贞词、王九思与康海互和，但他们作词的缘起与复古派固有的诗文理念无关。47)的类似看法，但立足于复古主义思潮涌动的明代中叶，复古

在周代雅乐兴盛的同时，俗乐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打破了雅乐一统天下的局面，对推动音乐朝着多元化发展、丰富音乐表现技艺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俗乐的发展，一大批以从事歌舞、说唱、杂技表演艺术为业的倡优应运而生，而民间的专业歌手也相继出现。二、俗乐的流行与倡优、民间歌手的出现在歌舞艺术发展史中，倡优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地位低下，但是却对中国古代的音乐、舞蹈、杂技等表演艺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俗乐对周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早在史前时代出现的民间乐曲，是一种纯为抒发情感而随机创作的作品。由于一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文化学方法得到广泛运用。本文阐述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文化学方法的界定、渊源及其发展，在文献统计、归纳的基础上，分析近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中文化学方法运用的整体状况，总结其特点，探寻古代小说研究中运用文化学方法的价值、意义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本文从分析春秋时代的龟卜与筮占制度的人文性特点入手，对见于《左传》、《国语》等典籍中的春秋时代卿大夫解说龟。这种模式已经完全改变了此前因事命龟、据颂释象的僵化的礼仪写作模式，促使一种全新的文体——解说文——的生成。解说之文主要见于《左传》、《国语》、《周书》等文献①，其主要类型有两种：第一类是解说异常社会现象之文，第二类是解说卜。一春秋龟卜制度与解“兆”之辞的生成春秋时代的解兆之辞虽然也是在龟卜操演中产生的解说吉凶的言辞，但其行文格式已与殷商甲骨卜辞有很大不同。这首先表现在占卜仪式的操演者由专司其事的卜筮

吕向实为东平人，非泾州人，生卒年不详，卒年应该在天宝三年到至德二年之间，主要活动在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吕向并非如有的批评者所说“不知何许人也”，而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按吕向所撰写《豆卢公墓志铭》所题官衔为“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侍皇太子及诸王文章集贤院学士”，则吕向以正四品上之品秩行正五品上之中书舍人职事，其任中书舍人时间颇长，至迟从开元二十五年开始任中书舍人，直至天宝三年八月仍在任。《文选》次文类作家编序研究论宋代“《文选》学”衰落之原因科举视阈下的宋代《文选》传播与接受《文选》与文学理论批评纸刊订购

如何在汲取中国传统学术精髓、借鉴西方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开创新的文学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

而宋词在对西湖空间的多维书写中，呈现出多种“西湖意象”，展现了审美、政治、礼俗等多个层面的文化蕴涵。这既丰富了西湖的空间内涵，又促进了宋词的表现领域，呈现出“双重建构”的趋向，为宋词研究带来新的研发空间。

宋代散文中记录此类事务的城市桥记，数量较前代激增，反映出宋与宋前政治文化精英之不同构成，宋与宋前文化之不同属性。宋代桥记提供了许多有意味的政治、经济、社会暨宗教、文化艺术现象，如地方长官或带头捐款造桥修桥，或削减公款消费，节省行政经费用于桥梁建设，见出亲民利民已成为一些地方官员的努力追求。本文选择宋代散文中专门记录城市桥梁建设及其管理和维护事宜的一个特殊门类——城市桥记，即为特定城市特定桥梁度身定作的碑记，来对其所反映出的宋代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艺术的不同侧面作一些散点透视。宋代城市桥记中有意味

本文从分析春秋时代的龟卜与筮占制度的人文性特点入手，对见于《左传》、《国语》等典籍中的春秋时代卿大夫解说龟。这种模式已经完全改变了此前因事命龟、据颂释象的僵化的礼仪写作模式，促使一种全新的文体——解说文——的生成。解说之文主要见于《左传》、《国语》、《周书》等文献①，其主要类型有两种：第一类是解说异常社会现象之文，第二类是解说卜。一春秋龟卜制度与解“兆”之辞的生成春秋时代的解兆之辞虽然也是在龟卜操演中产生的解说吉凶的言辞，但其行文格式已与殷商甲骨卜辞有很大不同。这首先表现在占卜仪式的操演者由专司其事的卜筮

《汉志》“小说家”及其“小说”是在战国时凭藉文体自身潜力发展起来的、在“说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如《汉志》“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那样重义理，也不如史家之纪实，而是一种包括叙事内容的实用文体。《汉志》对“小说”“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艺术虚构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汉志》“小说”源自民间智慧，是本土小说的早期形态，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

与此同时，批评领域关于“以论为记”的争论持久而热烈，彰显的是宋人对古文文体发展流变所持的理念观点。记体文的变革，成为宋代古文革新中的成功典范，也是“宋型文化”作用于文学创作的生动体现。因为文体革新是古文革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文体革新成功，古文革新才能谈得上成功。宋代古文革新的实质是，增强古文表现力、创新古文技法、开拓古文疆域，让古文成为日常应用的主要文体。在以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为代表的古文革新中，记体文题材、写作技法、表现力、格局等方面都有大的进展，可谓宋代古文文体中异军突起，能显示宋文新成就、

而宋词在对西湖空间的多维书写中，呈现出多种“西湖意象”，展现了审美、政治、礼俗等多个层面的文化蕴涵。这既丰富了西湖的空间内涵，又促进了宋词的表现领域，呈现出“双重建构”的趋向，为宋词研究带来新的研发空间。

好问诗中有些自我重复的诗句，赵翼举出9例，潘德舆举出5例，经查实际有50余例。这些复句可分为名句重出、佳句复出、熟句重出三类，三类重复的方式各有不同，有效地抑制了复句的负作用。其复句多出现在应酬类、写景题画诗中，对其丧乱诗未构成直接损害。遗山诗多复句的原因是才力不足、晚年检点不够、应酬太多等。只要认真检点，就可以避免自我重复。

东南文学生态之形成，在总体上有两大表征：一是元末明初南北文化被隔裂；二是东南文人呈地域群落分布。这不仅成为当时文坛格局的基本框架，而且影响着元明易代之际的文学走向。明初广开仕进之路，多方文士征聘入朝，实现了以群落归附明廷，因使庙堂文事次第展开。但君臣都没有想到，竟然在不数十年间，弄得各地域文学消歇，中央庙堂文学亦顿衰。由此可知，元末明初东南各地文学群落，实成为当代文学的主体构造；而呈地域群落分布的东南文坛格局及其变动，又构成元明易代大转变时期文学活动的主线。这是一种罕见而特异的文学形态，与盛国时期的常规文

唐宋元三代的单体总集编纂，从“网罗放佚”、汇聚作品，逐步向细分类别、鉴体辨体发展；从“删汰繁芜”、提供赏鉴，逐步向探讨规律、适于应用发展。单体总集编纂促进了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入，开拓了文体研究的创新体式，标志着新兴体类的确立与被认同，是唐宋元文体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对明清文体学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国家危亡的刺激，催生了改良小说共识，梁启超归纳总结了众人理论主张与实践，顺势倡导“小说界革命”，使小说提高到史上从未有的地位。作者、作品迅猛增多，阅读市场急速扩张。他推动近代小说发展的功绩应充分肯定，但将小说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观念与小说本性特质不符，他本人在数月后也舍小说而去。在作者、读者、出版与理论探索的共同作用下，小说逐渐回归本体，梁启超的主张也随之淡出人们关注的范围。

古典诗歌情景交融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天成的“无我”与人工作意下的“有我”是长期并存且互为消长的。在感受与表现相分离的条件下，大历诗人们改变了传统“因物兴感”、“触景生情”的创作路线，从既定情意指向出发来“缘情写物”和“移情入景”，并就选景、写景、构景多方面贯彻了这一基本方略，造成“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艺术效果。二、古典诗歌艺术从“无我”向“有我”之推移情思与物象的关系，或曰情景关系，实乃古典诗歌艺术中的一个核心命题。盛唐诗歌的情景交融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举凡诗歌艺术上卓有成效，确能将诗人的情意体

立足于近体诗的两大基本特征——语词构建与意象呈现，也就确立了唐诗语言学批评研究的标准：即诗歌的优劣与否，取决于诗歌“语词建构”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诗中以“语词建构”为表现形式的“意象”能否“呈现”令人感发的、深厚的文化情感。三、“语词构建”与“意象呈现”的诗性共融及立论意义陈植锷先生在《诗歌意象论》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他说：“所谓意象，是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个是声律)，或者说在一首诗歌中起组织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声律和意象。以上引述的这几则材料，皆从诗语构建的肌质之一——“声律”(或称音节、音韵

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造成了一大批文人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空间迁移，也随之造成了文学地理版图上新的文人群体分布。文人群体在新的地理空间的聚合也衍生了各种文人结社，这展示了文人们以群体的方式参与到新的文学语境的建构之中。诗社的地理分布变化展现了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段中文人心态的复杂历程。

方宗诚是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在其教育活动中，文学教育成为其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方宗诚的文学思想在文学本体论、文章功能与分类、文章风格及桐城派文学发展上既有承续也有创新，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一、方宗诚的文学教育实践方宗诚从事教育活动，主要以私塾授徒与书院讲学为平台。二、方宗诚的文学思想方宗诚的文学教育与其文学思想密不可分，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与教育活动中，方宗诚的文学思想逐渐建构起来，在文学本体论、文体分类、文章风格及桐城派发展上，既有承续也有创新。三、方宗诚对近代桐城派发展的影响作为桐城派文学理论的继

正是“小说”娱乐精神融入叙事性的杂史、杂传以及宗教宣传，才改变了后者的文体性质，使得它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传奇”。详论参见陈文新《论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传记辞章化：对唐人传奇文化属性的一种描述》(收入其《小说传统与传统小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韩云波《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以及拙文《论唐传奇的文化精神》(《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23)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认为“古义小说”(按：文献目录学分类中的“小说”

自清代以来，学界往往把“烟霞气”等同于“蔬笋气”、“酸馅气”，遂使这一僧诗评价术语偏离了本来面目。

在明清别集和其他相关文献中，亦保存了不少以钓鱼岛列岛为题材的诗歌。文学文献，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史料，而诗歌作品，是一个民族情感史、精神史的表现，对之应该予以高度重视。随着相关文献钩稽和考证工作的展开，一定还能够发现更多的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可以为这一重要的国家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佐证，同时为明清文学史研究拓展出一片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