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陶渊明名作《闲情赋》从属于汉魏六朝文学中的一个独特谱系，该谱系的大部分文本则依靠唐代类书得以保存。基于这一认知，对这些文学文献进行文本复原便成为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前提。通过与《闲情赋》的构造、文辞对勘，该谱系作品能够大体上获得文献层面的拆分复原，重新建构起特定文学谱系的原初形态。而在此基础上，更能够对《闲情赋》的旨趣，以及汉魏六朝文学生产机制获得新的理解，进而提出中世文献构造与文体性相互支持而展开的新研究范式。据此我们可以对《闲情赋》及其谱系给出一种新的主旨解读：这些作品并不是在泛泛表达追求异性以及求之不得

经史文本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许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文学文本具有不断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过程，预示着文学研究的出路，主要在于通过揭示文学文本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原因、历程，总结文学文本形成与衍化的基本规律，方法可以是“文献呈现”，也可以是“理论阐释”，但无疑都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古代文学文本产生之后，文学文本的首要特征，并非历史文本的“实录”性质与经学文本的政治教化功能，而是能打动人心，触发不同读者产生相似的情感联

近年出版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收录最近数年洛阳出土墓志３８８种，多具学术价值，但其中所收《唐右豹韬卫大将军燕郡夫人独孤氏墓志铭》实乃伪志，系今人据《全唐文》直接刻写上石，而又有所窜改，此手法与以往据出土墓志翻刻、挖改而作伪有所不同。墓志题作“唐右豹韬卫大将军燕郡夫人独孤氏墓志铭”，《全唐文》作“右豹韬卫大将军赠益州大都督汝阳公独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铭”，志主实姓李，而此方墓志改成独孤氏。以上几点足以证明新出《唐右豹韬卫大将军燕郡夫人独孤氏墓志铭》为伪志，其所抄袭的文本系《全唐文》所收张说《右豹韬卫大将军赠

宋代的访碑读帖潮流是黄庭坚写作《书磨崖碑后》的间接动力，也是读者解读浯溪书写的文化视野。由浯溪书写可看出，地方书写所描绘的空间是“第三空间”，营造出许多立体化、标志性、符号化的文化景观，并反过来彩响人们对同一空间的现实认知和历史记忆，其间的自我认同与空问塑造是相互定义的。纵观自宋迄今的浯溪书写，影响最大者莫过北宋黄庭坚《书磨崖碑后》一诗，后来者对黄庭坚的诗意无论同意、反对、引申，皆由黄诗生发，诚如南宋刘克庄所咏：“无端一首黄诗在，长与江山起是非。以上就是黄庭坚感慨“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的广阔背

义例学是作为经学的春秋学的核心内容，在经学史上颇具创新意味的中唐春秋学，也对义例的总结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春秋集传纂例》（以下简称《纂例》）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唐春秋学包含着复杂的内涵，而这种复杂性，正是在围绕义例的讨论中，得到集中呈现。例如，“公即位例”，啖助就取《榖梁》“继弑君不书即位，正也”这一包含鲜明褒贬之旨的意见，而不同意《左传》史学化的解释，《左传》认为庄公、闵公、僖公之不书即位，是由于因特殊原因而未行即位之礼，啖助认为此说“妄也”。[2]关于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著作，张

内容提要：虽然姜夔的生活方式与其他江湖诗人大致相似，但世人对他的评价往往较为正面，许之为具有晋宋风致。目前传世的诸江湖诗集，据初步搜集，比较完整的，共有十几种，其中大都收有姜夔的诗，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在当时和后世批评家的心目中，姜夔的身份就是江湖诗人，这一身份认定，有着普遍的共识。姜夔与范成大的相识是通过杨万里，而姜夔认识杨万里是通过蕭德藻。[42]即使是姜夔自叙中所特别提到的曾经长期依附的张鑑,所谓“旧所依倚，唯有张兄平甫”，他也有“平甫见招不欲往”〔姜夔有一首诗题为《平甫见招不欲往》）之时，可见他与张

内容提要：“文学知识化”，是文学将知识当作写作的重心和目标，文学成为展示各种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载体，这是文学史上的一种特异现象。辞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主流文体，历来对它的写法有“骋辞”、“体物”等概括，而其实质无不归结于“博物”，博物化即是知识化。范晔《后汉书》中写及的“博物”人物更多，他们有谷永（“前世博物道术之士”）、夏贺良（同上）、伏无忌（“博物多识”）、曹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郑兴（“好古博物，见疑不惑”）、贾逵（“博物多识”）、胡广（“博物洽闻，探赜穷理，六经典奥，旧章宪式。语言文字学：汉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文学遗产》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出版《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古文学文献学》等专著十余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先唐文学研究，应当遵循何种文学理念，面对研究对象，是以现今之文学观念予以观照，或是深入当时之“现场”以当时之价值理念、审美标准给以审视，又或是就以上二者而折中之。仅在“文学”的名与实层面，很遗憾，普天下最终选择了留学美国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中对“文学”的定义，而非“上

《汉书·五行志》"五行传"之"说"的底本是刘歆的《洪范五行传》之论说,其特点是以五行相生次序改变了传统的《洪范五行传》的"五行"部分的文本结构,而与之相对的刘向《洪范五行传论》采用的还是传统的五行相胜的行序。刘歆《春秋》灾异说的师法新变主要表现为引数术方法入六艺之学,其基础是刘向、刘歆父子创立的五德相生德运说。【关键词】《洪范五行传》。【点击阅读】刘歆援数术入六艺与其新天人关系的创建——以《汉书·五行志》所载汉儒灾异说为中心。

蒋士铨前后论诗观念具有一定变化，这显然与袁枚的影响有关。但应当注意到，蒋士铨的诗歌趣味与袁枚是有一段距离的，虽然他论诗根于主深情，有性灵诗学的种子，但直到晚年，都坚持以道为本，且对江西诗家较为优容，与袁枚的诗学旨归殊有不同。通观之，蒋士铨虽可视为性灵派中人，但他的一只脚其实还在圈子外。一袁枚、赵翼、蒋士铨以诗相唱和，后世称乾隆三大家，实则才学各有所擅。与袁枚的不傍门户、不立宗旨不同，蒋士铨既然有门户有宗旨，就不能不对诗歌提出特定的要求，而论诗的门槛也自然较袁枚为高。本来蒋士铨的诗歌趣味与袁枚是有一段距离的

在多种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的统摄下，二十世纪“佛教与占代文学”的研究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衍变历程。前期主要是在西方知识体系的参照下，参与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不少文学史著作甚至以佛教的传入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共和国建国后，由于宗教被视为“鸦片”，“佛教与古代文学”的研究淡出研究者的视野。随着二十世纪80年代方法论探索、宏观研究和文化热的兴起，“佛教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迅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二十世纪的“佛教与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二百余部专著和一大批论文，在佛教文学的综合研究、

明代才子汤传楹因明亡而逝，遗作《湘中草》得著名文人尤侗整理刊刻而存世。尤侗《钧天乐》传奇取自他与汤传楹的友情以及科举生活经验，演绎了个人的怀才不遇之情，以及与才有关的因才而厄、恃才而骄、抱才而死、才情共生等命题。明末才女叶小鸾和著名文人金圣叹各以不同方式影响了尤侗的艺术构思，构成了《钧天乐》传奇的特殊价值所在。一、汤传楹其人及与尤侗的友谊汤传楹（1620—。”[22]可见，汤传楹确有其独特之处，而尤侗借助一系列带有修辞色彩的文学文本所表达的欣赏、所进行的标举，不但素描出一位历史的汤传楹、才子的汤传楹，也塑

唐代宗族处在中国古代宗族的转型期，是中古宗族与近古宗族的交会之处：它在南北朝时代中古宗族衰变的基础上，基于隋唐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一方面继续着南北朝以来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中古宗族的衰变，同时又开启着宋元以后近古宗族的历史。这些变革的直接结果是剥夺了世家大族的入仕特权，也剥夺了旧有宗族集团的政治权力，既不试可以以世族任于中央、州郡，又不能以宗族之力量被辟用于郡县，宗族的政治凝聚力大为消解。总之，中国古代的宗族形态，经过唐代的嬗变，完成了从中古宗族向近古宗族的转化，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唐代的宗族形态既不是

内容提要：自元一统以来，南北新声大炽，周德清力黜《广韵》，而有意依托北曲重构新的音韵系统，使之跻身为“中原雅音”，并明确标举北乐府为一代正音，南曲不过亡国之音。因此，在周德清笔下，并非所有北曲皆能称之为乐府，“彼之能遵音调，而有协音俊语可与前辈颉颃，而谓‘成文章曰乐府’也，不遵而增衬字，名乐府者，自名之也”(“中原音韵自序”）。而周德清则依托当下的金元北曲——即以之绍继北宋词统，以为元（北方诸俊）得之于金（元好问），金得之北宋（苏轼）——试图重构一种新的音韵体系，使之跻身为中原雅音，元曲（在“成乐府”后）

政治权力无疑要干预和影响经典的传播与建构，或禁毁，或删改与重新阐释，或造典与神圣化经典。从政治发展之历史流程和经典的建构与传播之历史流程来考察经典与政治的关系，经典与政治权力处于同流和不同流的不断调整之中。即使经典与政治权力同流，亦有经典与政治同质之中存在异质之细微区分。考察政治权力与经典的关系，我们还必须看到，经典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政治权力会影响到经典的建构和传播，同时还要看到经典对政治权力的影响甚至对抗。其三，经典与政治权力虽然同流，亦

《庄子》评点有诸多贡献，尤其是“引诗入庄”，成功地将诗歌理论嫁接于《庄子》文学批评

文艺发生论、文艺思维方式、文艺功用论以及性情论、地域文艺论等,是与谶纬文献密切相关的文艺理论。因此,它不仅特色鲜明,而且由于两汉(尤其西汉中后期至汉末)经、谶纠结的思想环境,对于汉代文艺观念演进的强大影响力,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摘要】李白杜甫优劣的讨论发端于唐代,随后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经典命题。其意义不仅在于对李优、杜优、李杜不可优劣三种基本思想的阐发,而且在二人优劣论析的背后还负载了才与学、才与法相关理论的思考,并成为判定优劣的主要理论尺度。【点击阅读全文】李杜优劣论争与才学、才法论。

就流寓文化而言，其创造的主体多为贬谪者，因为贬谪者多为政府高官、著名文人，如屈原、韩愈、苏东坡等，但流寓的含义要宽泛得多。群体、个体流寓兼而有之流寓从规模上可分为群体流寓和个体流寓两类。99）率大兵5000人北击匈奴，被匈奴8万军围困，弹尽粮绝，援兵不至，被迫投降，流寓匈奴20余年，过着困窘孤独的生活。武帝天汉元年，他奉命以中郎将身份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流寓匈奴19年。苏武是因出使而被扣留流寓匈奴。昭君流寓匈奴几十年，死后葬在匈奴（其坟墓称为青冢）。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的流寓者，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

内容提要：清代江南不乏英气勃发的女作家及风云气浓、壮言豪阔的女性诗作。清代江南女性诗作中的风云气，是她们“壮心”“壮怀”融入“壮言”后在文学上所形成的一种豪迈风格，得益于她们在江南文化场域中所接受的时代激发、乡土培养与文学传统，反映了她们根据历史情境改变而作出的文学反应、风格建构与规范调整。总之，清代江南女性诗歌中的风云气得益于清代女性在江南文化场域中所接受的时代召唤、乡土培养与文学传统，渐变于她们根据历史情境改变而作出的文学反应、风格建构与规范调整，贯注着江南女性试图通过文学语言铸造阳刚化生命姿态的气度

刘子翚诗歌的诗史性主要反映在其纪事诗、丧乱诗中。其《靖康改元四十韵》记叙自海上之盟至太原城破前的历史,书写了诗人自己在靖康改元前后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状态。《望京谣》运用直感性很强的语言将金人屠杀破坏的场面刻画了出来。《汴京纪事二十首》的前六首重在记述干戈战乱,后十四首主要是回忆太平衣冠。【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理学诗人论稿”(07FZW003)阶段性成果【作者】王利民，黄冈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楚天学者设岗学科特聘教授。

祖道仪式最初以“敬神”“娱神”为目的，之后宗教意味逐渐减淡，世俗性的“自娱”功能加强，娱神变为娱己，与神灵交流转而为社会人际交流，祖道简化为饯行，各种表达别离情感的艺术形式遂应运而生，并最终与古老仪式相分离。然而，祖饯仪式如何由宗教仪式转而为群体社交活动，此一过程中仪式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此仪式为个人道德形象、文学才华的塑造和展示营造了怎样的公共空间，它又是如何促成相关文体的产生？而当出行祖道送行仪式由强调“祖”而转为强调“饯”，宗教活动即转变为世俗活动，娱神变为娱己，与神灵交流转而为人群间的社会交流，

清代女作家咏史诗创作已然普遍化、群体化，达到了全面成熟繁荣、作者众多、体裁多样、见解精到的境况，这是女性文学创作走向自觉，甚至独立的重要一步。清代女作家在咏史诗创作中表达了她们的时代才名焦虑，渴望扬名显姓，流芳青史，彰显了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清代女作家咏史诗创作从其历史生成的自然形态大致可划分三段：明末清初至雍正朝为酝酿发展期，以方维仪、王端淑、吴绡、葛宜、徐昭华、柴静仪、倪瑞璇、毛秀惠、吴永和等为代表，一登场即以女性的细腻心思刻画出清代女性咏史诗的时代特点。清代有咏史诗创作的女作家，今以收录清代女诗人最

根据他的定义，中国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不仅在外在形态上犹如一个“块茎文本”，而且在思维上确实也蕴含着“块茎思维”必备的六个基本性能。《二十四诗品》并不属于后现代文本，然而它与“块茎”概念客观上存在的联系，不仅体现出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的东方化转向，也为借鉴后现代批评模式来重新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价值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应当看到，德勒兹的“块茎”概念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只是在思维和文本形态层面上具有着某些相似性，而两种思维的本性却存在着质的差异，因为德勒兹所推崇的块茎思维本身始终是以西方形而上

虞山毗邻申江，乃得风气之先，曾氏孟朴、徐氏念慈、丁氏初我、朱氏积熙诸贤，近承乡邦余绪，远效泰西流风，于沪上创设小说林社，译印东西说部百余种，其《小说林》专刊，得与《新小说》、《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合称晚清四大小说期刊，虽非宋椠元刻。虹隐楼日记载及的小说报刊杂志，多达数十种，诸如《新小说》、《小说林》、《绣像小说》、《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新报》、《中华小说界》、《小说丛报》、《小说海》、《小说大观》、《小说画报》、《说丛。此外，徐兆玮还曾先后购阅了蒋瑞藻《小说考证》、《小说考证拾遗》、《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