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经史文本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许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文学文本具有不断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过程，预示着文学研究的出路，主要在于通过揭示文学文本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原因、历程，总结文学文本形成与衍化的基本规律，方法可以是“文献呈现”，也可以是“理论阐释”，但无疑都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古代文学文本产生之后，文学文本的首要特征，并非历史文本的“实录”性质与经学文本的政治教化功能，而是能打动人心，触发不同读者产生相似的情感联系，从而去追求崇高与优美之心的文学审美力与鉴赏力。
关键词：文学文本;碎片化;尚书;学术;伍子胥;文化;文学研究;文学作品;原始文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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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文本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许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自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关键词：完整性 碎片化 经史文本 文学文本 不可靠性
作者简介：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民国孙德谦曾提出“古书之中，有同载此事而其义则各异者”、“古人立言，各有宗旨，得其宗旨，则文虽从同，用意各异”（《古书读法略例》）等说法，这实际上涉及到雷同文献在古书不同文本中的意义问题。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文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先唐文学研究，往往面临文本问题。原因无他，主要是文本的作者与成书时间存在很多争议。文本的“不可靠”，当然不能妨碍我们的学术研究。但如果总是依赖“相对可靠”的文本，我们又不时对自己的研究忧心忡忡。文本选择上的举棋不定，似乎除了放弃研究之外，别无他途。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研究成果仍然层出不穷，文本的再解读、再阐释仍然不断增加。这说明，学术研究自然有一套对付“不可靠”文本的规则。 古代文学研究者经常提倡方法论上的学科“融通”与“打通”，这未尝没有道理。但是，考虑到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经学、史学具有相对的界限，而文学尚未完全脱离经史文本的事实，开展先唐文学研究，还是应该注意到三者的区别。从当前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的实际研究情况看，“诗”与“文”的研究范围，基本上涵盖了经史子集的大部分作品。从书面文学的角度考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本的来源，往往与四部文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先唐文学研究而言，本时期的文学文本主要来源于经史文本。本文即从文学文本与经史文本的关系入手，考察文学文本产生的过程与发展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方法论问题。 为方便研究，我们有必要对几个概念加以说明：所谓“经史文本”，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传统“四部”意义上的经部与史部文献文本；所谓“文学文本”，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四部”分类概念产生之后中的“集部”而言。所谓“完整性”主要指的是在“原始文本”基础上，后世通过不同手段对文本进行的意义演绎、信息层累、材料增益等造成的文本再解读、再构造现象；所谓“碎片化”，就是后世在“原始文本”基础上，通过删减具有时代色彩的细节，保留具有时代共性价值的“意象”，从而符合后世文化需要和现实价值的文本再创造。二者都带来了“次生文本”问题，且可能存在两个向度：一个是文本构成上的“完整性”与“碎片化”，一个是文本内部材料使用上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内容摘要：经史文本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许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文学文本具有不断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过程，预示着文学研究的出路，主要在于通过揭示文学文本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原因、历程，总结文学文本形成与衍化的基本规律，方法可以是“文献呈现”，也可以是“理论阐释”，但无疑都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古代文学文本产生之后，文学文本的首要特征，并非历史文本的“实录”性质与经学文本的政治教化功能，而是能打动人心，触发不同读者产生相似的情感联系，从而去追求崇高与优美之心的文学审美力与鉴赏力。
关键词：文学文本;碎片化;尚书;学术;伍子胥;文化;文学研究;文学作品;原始文本;政治 作者简介： 一 经史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 古代社会对异变有丰富的文献记载。灾变、星象、谶纬、童谣、五行等等，都有大量文献保留下来。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对同一文本中记载的同一异变，后世往往有不同的解读与阐释。例如，《尚书》记载的“雊雉升鼎”，在汉代典籍中多有记载，但西汉与东汉对这一记载的解读已有很大差异。《尚书•高宗肜日》记载：“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1]孔传云：“言至道之王遭变异，正其事而异自消。”孔传“有雉”与“异”，亦符合《尚书》原意。而《竹书纪年》记载：“二十九年肜祭，太庙有雉来。”亦符合《尚书》“越有雊雉”说。但是，《尚书序》却称：“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原文“有雉”与《尚书序》“雉升鼎耳”，有很大出入。宋钱时《融堂书解》也注意到“经止言越有雊雉，而序云飞雉升鼎耳而雊”这一差异。这说明：《尚书序》对《尚书》文本的解读发生了变化。 《尚书序》的解读，又见于《史记·殷本纪》。由于《殷本纪》祖己之言，与《高宗肜日》大致相同，有人认为司马迁的解释，就是全录《尚书》，就是对《尚书·高宗肜日》的具体解释。[2]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史记》的记载，与《尚书序》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对《尚书》的“二次解读”。这说明，先秦时期，存在两种材料流传：一个是《尚书》、《竹书纪年》记载的“有雊雉”或“有雉来”说，一个是更加详细，具有“本事”考证性质的《尚书序》、《史记》所记“雉升鼎耳”说。《殷本纪》虽然详细记载了祖己的话，恐怕也是先秦史记著作的另一种记载。即《殷本纪》对《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的解释，应早有流传；以“雊雉升鼎”对《尚书》此段材料进行解读的明确记载，也是先秦既有的文献，如《尚书大传》中，在“有雉飞升鼎耳而雊”之后，有孔子明确的点题“吾于《髙宗肜日》”，这是明确对《尚书》的解释。《尚书大传》的文字，与《殷本纪》有很大不同，但二者都是对《尚书》“越有雊雉”的本事解读。这说明，“雊雉升鼎”是固定的，但具体的本事阐释，可能并不唯一。由此推测：“雊雉升鼎”文本的出现，实际上是《尚书大传》一类的“书本事”文献，结合《史记》一类的“史本事”文献，对《尚书》的重新解读。 对《尚书》文本的解读，之所以会发生此类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后人对《尚书》记载已经不易理解，需要进行“本事”一类的考证与解读；一个是后世结合其他相似文本记载与当时的文化思想对《尚书》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此类“解读”，实际上都有“误读”的成分，因为它与原始文本的记载产生了距离。这样可以更容易让人理解，且更具故事性与历史传奇色彩。这就大大增加了此类解读的文化或历史的“衍化”与“层累”。 文本“误读”，经过不同学术渠道甚至下层士人传播，以讹传讹，从而造成了文本的“讹传”。这种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本“误读”与“讹传”，就在原始文本基础上，形成了“层累”的文化“再解读”与“再阐释”，在长期的流传中，必然逐渐遮蔽文本的原意，形成新的“次生文本”。甚至很多情况下，后世学者会将“误读”与“讹传”的“次生文本”，直接等同于“原始文本”，其目的是在保持文本“完整性”基础上，更进一步“虚饰”或“扩充”，以使文本更为“圆满”和“系统”，同时使得本派学术著作更加神圣化或更增神异性。文本的“误读”与“讹传”，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与传播。道理很简单：这种方式产生的文本，显得结构更为丰满、情节更为完整，并且与具体历史事件的结合使得文本更为可信。例如，“雊雉升鼎”显然比“有雉”更具有故事性与神秘性，容易满足受众的好奇心理，更容易在各阶层社会群体中“口耳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