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政治权力无疑要干预和影响经典的传播与建构，或禁毁，或删改与重新阐释，或造典与神圣化经典。从政治发展之历史流程和经典的建构与传播之历史流程来考察经典与政治的关系，经典与政治权力处于同流和不同流的不断调整之中。即使经典与政治权力同流，亦有经典与政治同质之中存在异质之细微区分。考察政治权力与经典的关系，我们还必须看到，经典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政治权力会影响到经典的建构和传播，同时还要看到经典对政治权力的影响甚至对抗。其三，经典与政治权力虽然同流，亦有经典与政治同质之中存在异质之细微区分，由儒家的经典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可见一斑。
关键词：孔子;政治权力;庄子;儒家;经典与;影响;传播;仁义;主流意识形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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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经典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极为复杂。政治权力无疑要干预和影响经典的传播与建构，或禁毁，或删改与重新阐释，或造典与神圣化经典，然而，这种影响并非对所有的经典都有效。尤其是从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政治权力对经典的建构和传播，并不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从政治发展之历史流程和经典的建构与传播之历史流程来考察经典与政治的关系，经典与政治权力处于同流和不同流的不断调整之中。所谓同流，即经典在某一时期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非同流，则指经典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即使经典与政治权力同流，亦有经典与政治同质之中存在异质之细微区分。 关键词：经典 政治权利 建构 在经典的论争中，很自然分为本质派和建构派。前者把经典定性为它的内部属性，后者则认为经典是权力建构而来。其实二者皆有偏颇。作为传世的优秀文化遗产，从其文本自身说，它必须具备某些特殊的属性和品质，才有可能被读者接受，在历代甚至世界范围内拥有读者，受到重视，并对人类文化的建构和传播发生重要影响，做出贡献。然而，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如汗牛充栋，毕竟不可能全部流传下来，失传于世的亦不可胜计。即使流传下来，但是真正对历代不同地域和族群的读者形成重要影响、对人类精神文明发生重大作用的更是少之又少。精神产品具备了某些特殊的属性和品质，还只是具备了进入经典的文本条件，而能否成为影响读者和人类精神文明的经典，则缘于来自社会更方面因素的因缘凑合。俗语说：是金子总要发光。但是对于精神产品来说却未必完全如此。陶渊明一百年才被发现，到宋代才确定了他经典作家的地位。这一百年间，就是陶渊明这块金子被埋没的时期。因此，研究经典，我们不能不研究经典是如何被传播而确定的。在这方面，经典建构派确实做了很多极有启发意义的工作。旧有的时间检验说和跨地域跨族群说，确实有一种自然主义倾向，即把经典视为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形成的。而建构派认为：时间检验说是虚构主义的，是研究者想象出来的。而跨地域和跨族群说，则是理想主义的，也就是脱离现实的。这些理论都有其匡谬纠偏的贡献。我们承认经典有其普世价值，而且认为这是使经典得以超越时代和地域、族群而流传的基本品质。但是，经典的普世价值不是自然被读者接受的，是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族群读者阅读、选择而最终被确认和接受的。阅读和选择的过程，就是建构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效法迈克尔·泰纳一再追问，在漫长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使时间发挥作用的事情，考察在时间之旅中读者的阅读行为，阅读选择。 按照建构理论的观点，经典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建构起来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既然是建构，就应该是各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其中也应该包括精神产品文本自身的条件。然而一般来说，建构派是不承认文本自身作用的。建构派更多关注的是社会权力的竞争。这就有陷入到另一个极端的可能。而且，影响经典的传播与确定的因素，用权力是不能完全包括的。有些并不表现为权力，不能完全用政治的眼光来讨论经典的传播与建构。我们丝毫不怀疑权力对经典的传播与建构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对经典的影响。但是诚如诸多研究者所看到的那样，对经典的传播与建构有影响的，不仅仅是政治，还有来自学校和文化部门（不是指文化部那样的权力部门，而是指中国特有的文化事业单位，如媒体、图书馆等。文联和作家协会虽然也是文化事业单位，但是实际上所起的则是权力部门的作用，也应该是权力部门）对经典的影响。学校和文化部门对经典的影响，并不全部或直接表现为和政治相同的权力干涉。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又确实带有权力的因素和色彩，我们姑且称之为亚权力。最后，还有普通读者的阅读选择在经典的传播与建构中的作用。普通读者，在经典的传播与建构中发挥的是最终决定作用，但是很遗憾却被研究者忽视了。总之影响经典的传播与建构的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二、亚权力的介入；三、读者的选择。而本篇文章重点探讨的则是政治权力与经典的传播与建构的关系。 在此方面，经典建构的理论已经有了大量的论著。而现有的研究成果一般所关注的是一个时期政治、思想的变化所带来的经典的变化。如佛马克和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就是如此。他们认为，经典的变化可能是由政治形势的变化所促成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在思想方面的权威性受到了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挑战，随后的漫长的世俗化进程为一类更具多样化的经典创造了空间。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在法国恰好与旧王朝的覆灭相吻合，它表明了世俗化进程的一种延续性和对传袭下来的政权形式的一种侵蚀。19世纪带来了首批面向民主政治发展的战战兢兢的尝试，这时，经典的进一步多样化和扩充以及一种较不严格的关于经典化的概念具有了可能。”[1] “现在必须探讨的问题是，当前在欧美所产生的经典的构成方面的危机是否与对现有的教会和政权的进一步侵蚀有关。我们可能会愿意给予这个问题一个肯定的回答，并且大胆地提出下述假设。世俗化进程的完成（或近于完成）和民主协商对君权的取代使得文学经典有可能或为一种遗物——对信仰它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象征之物，而对怀疑主义者来说它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古怪玩意儿。”[2]除了作者关于经典未来的预测尚待探讨之外，总体上看以上的描述是基本符合欧洲经典发展历史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总会有新的经典的诞生和加入，也会有一些旧的经典的淡出。但是这样的考察还仅仅是大体的描述，对政治权力与经典的关系，还应有更具体的考察。 无论古今中外，历来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经典，试图利用权力对经典的形成和传播形成影响。所以考察经典与政治的关系，当然首先要特别关注政治权力对经典地位形成及传播的干扰和影响。然而，政治权力对经典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怎样影响经典？还需要有更加实事求是的考察与评估。从政治的视角来考察经典与权力的关系，可以发现，经典其实并非如建构派所描述的那样，总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种紧密的同流关系。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应该是两种关系：同流的关系：经典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并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如中国古代的五经；异质的关系：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甚至形成对抗。正因为如此，一般而言，考察政治权力与经典的关系，既要看到政治权力对经典的影响，也要看到经典的独立性才较为全面。
内容摘要：政治权力无疑要干预和影响经典的传播与建构，或禁毁，或删改与重新阐释，或造典与神圣化经典。从政治发展之历史流程和经典的建构与传播之历史流程来考察经典与政治的关系，经典与政治权力处于同流和不同流的不断调整之中。即使经典与政治权力同流，亦有经典与政治同质之中存在异质之细微区分。考察政治权力与经典的关系，我们还必须看到，经典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政治权力会影响到经典的建构和传播，同时还要看到经典对政治权力的影响甚至对抗。其三，经典与政治权力虽然同流，亦有经典与政治同质之中存在异质之细微区分，由儒家的经典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可见一斑。
关键词：孔子;政治权力;庄子;儒家;经典与;影响;传播;仁义;主流意识形态;文化 作者简介： 一、政治权力干预之一：禁毁经典 政治权力对经典的干预和影响，首先表现为权力对经典的禁毁。这似乎很残酷，也似乎耸人听闻，然而事实就是如此。“阅读是一种力量，不消几个字就可以造成风吹草偃之势。”[3]阅读的力量，来自书本的力量，尤其是经典，凝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甚至蕴含着真理，自然会有对抗专制和压迫、驱除蒙昧、启迪民智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精神产品，报刊检查制度就是一种阻挠经典流传和维护官方权力的方法。“因此，各种各样的检查制度就是施展控制力的必然结果，而阅读的历史就被检察官一连串似乎无止尽的烟火所照亮，从最早的沙草纸卷到这个时代的书籍。”“斯坦贝克、马克思、左拉、海明威、爱因斯坦、普鲁斯特、威尔斯、海因里希·曼、杰克·伦敦、布莱希特与数百位其他作家，都受到类似墓志铭文般的致敬。”[4]即使在号称自由的美国，“我们的许多极富文学价值的著作——例如《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愤怒的葡萄》《汤姆大叔的小屋》以及《第二十二条军规》等，都在这个或那个时期遭受过查禁”[5]。纵观西方书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经典的传世史，就是一部经典的焚书、禁书史。 在中国，似秦始皇那样完全出于政治统治的焚书坑儒暴行，自然是个例外。不过此后的汉朝虽然惠帝废除了秦代延续下来的“挟书律”，但是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开了整个封建社会以儒家学说为主流意识形态、违逆者常遭封杀的先河。康熙皇帝的一段话可为代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6]所谓的“非圣之书”，不仅是指直接批评经书的著作，当然涵盖了所有内容与经书不符的书，因此似李贽那样具有离经叛道思想的《焚书.》，自然逃不掉被焚书的命运，作者亦因书“惑乱人心”被捕死在牢中；《水浒传》那样描写官逼民反的小说，更是以其“教诱犯法”而严禁；即使是《西厢记》和《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和戏曲，也因在表现男女情爱问题上突破了传统，“秽恶”“蛊心”而被禁毁。当然，如历史所载并为读者所熟知，清朝之查禁图书，还有一个更为严厉的目的，即严禁反清复明的书籍。而在乾隆朝，借《四库全书》的编纂，企图彻底肃清“字义触碍”者，达到了全国性查禁图书的高峰，此与经典之禁关系稍远，不在论列。当然，这里不能不说，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自吹自擂，在《文渊阁记》标榜：“余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古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而当代的一些学者或所谓的文化人，对《四库全书》亦吹捧备至，甚至号为“文化长城”，殊不知，在所谓的“文化长城’之下，毁掉的是再也无法复原的另外的文化长城。编纂《四库全书》中禁毁书籍高达3100种，15万部以上，占《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书目的三分之一，“清之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之《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一针见血地说。[7]民国期间，禁书更为严重。1918年，袁世凯政权颁布的《出版法》中，并未规定出版的图书向图书馆缴送，却要求“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由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看起来颇为荒唐，但是也可以看到专制政权对图书出版的文化统治。而到了国民党时期，政府对图书的审查禁毁，有过之而无不及，禁书将近5000余种，鲁迅、郭沫若、冯雪峰、丁玲、蒋光慈、胡也频、郁达夫、张资平、田汉、张天翼等等，都在查禁之列。关于政府查禁的情况，在鲁迅的作品中，多有抗争性的反映。如他在1933年写《伪自由书》的《前记》时说到自己为《申报》“自由谈”投稿遭禁情况：“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8]在此书《后记》中又言：“到五月，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但我以为这并非因了《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倒是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9]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更强化了书籍审查，凡涉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籍以及大陆学者书，都在查禁之列，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才解禁。为了查禁马、恩著作，甚至马克·吐温和马克思·韦伯的书都遭了殃，因为检查者怀疑他们与马克思有关：“传说陈映真被逮捕的时候，侦讯人员就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啊？被问者茫然了。‘那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么？都是马克什么的。’”[10]这样的笑话只有专制加无知才会发生，但是看了这则故事，相信任何人也笑不起来。 禁书对经典的形成和传播的影响应当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在一个时期内会对经典的传播起到遏制作用。比如秦始皇焚书，“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以吏为师” [11]。这次全国性的焚书事件，确实造成了部分先秦典籍的失传，给先秦历史及其文献的准确把握带来难度。又据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古希腊诡辩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因判以不信神罪，著作被焚毁，人被驱逐出雅典，其名著《论真理》已失传，《论神诋》仅存片段。[12]但是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考察，禁书不会对经典的传播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以上面曾经讲过的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为例，据《西方历史上100部禁书》记载：“该书在这5个州中的被查禁数分别是：1966年——5次、1973年——4次，1977年——8次，1982年——6次，1988年——2次。”（第190页）但是“就在各地争议不绝时，《愤怒的葡萄》已经成为一本最畅销的书籍，印数已经达到360000册，其中还有50000本新印册。就在东圣路易斯于1939年颁布焚书令不到一周，小说就卖出了11340册，创下迄今为止最高的单周销售量。到1939年底共卖出430000册。”[13]又如自然神论者托马斯·潘恩1705年出版的《理性时代》，因其批评基督教教义是一种“虚伪的欺骗”，反对宗教专制，而被英国政府的禁止，不仅如此，出版者也遭到了英国政府渎神罪的指控而被监禁。然而指控和监禁并未阻止《理性时代》的传播，“在下层民众中，《理性时代》非常受欢迎，一个人买了，常常是几个人争相传阅；据估计，至少有10万人阅读过这本著作，并且这部著作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是如此，《红楼梦》《水浒传》等等都是屡禁不止，而且越禁越传播广。这足以说明经典的生命力之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