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虽然姜夔的生活方式与其他江湖诗人大致相似，但世人对他的评价往往较为正面，许之为具有晋宋风致。目前传世的诸江湖诗集，据初步搜集，比较完整的，共有十几种，其中大都收有姜夔的诗，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在当时和后世批评家的心目中，姜夔的身份就是江湖诗人，这一身份认定，有着普遍的共识。姜夔与范成大的相识是通过杨万里，而姜夔认识杨万里是通过蕭德藻。[42]即使是姜夔自叙中所特别提到的曾经长期依附的张鑑,所谓“旧所依倚，唯有张兄平甫”，他也有“平甫见招不欲往”〔姜夔有一首诗题为《平甫见招不欲往》）之时，可见他与张鑑之间，也是平等论交，姜夔并没有因为受到恩惠就唯唯诺诺。
关键词：姜夔;江湖诗人;晋宋人物;中华书局;范成大;人格;词话;生活方式;文化;文渊阁四库全书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虽然姜夔的生活方式与其他江湖诗人大致相似，但世人对他的评价往往较为正面，许之为具有晋宋风致。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宋代特定的语境中，大致是指一个人具有超越的风神气度。姜夔一生漂泊江湖，依附别人而过。不过，他在这种生活中，却又有自己的追求和分寸，看重人格的独立和平等的交往，具有脱略外在的内心追求，从而在俗的生活氛围中，保持了心灵的距离，创造了雅的意韵。而他的咏物词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善于调动时空的距离，与其心灵追求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姜夔的生活方式和心灵追求是宋代文人化与世俗化相结合的产物，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姜夔；晋宋风致；江湖诗人；干谒；清雅 作者简介：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南宋中后期，以国都临安为中心，聚集着一大批江湖诗人。这些诗人被繁华的都市生活所吸引，以诗歌作为行谒的工具，长期游走于达官贵人之门，形成南宋社会的一道非常奇特的景观。由于在历史上，诗的地位一直非常高，从注重气节的角度看，谒客的行为，并不被文化传统所认可，所以，对于这些江湖诗人，历来总体上的评价并不高。这大致上是一个从为人到为诗而设立的评估取向，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江湖诗人生活模式及生活精神的否定。 然而，作为江湖诗人中最有成就者之一，姜夔的生活精神却得到了人们赞扬，被称之为“晋宋人物”（或类似的称呼）。这个称呼，先见之于姜夔的好朋友，同时也是他依附的主要对象之一的范成大，后见之于时代稍晚的陈郁。兹列举二人的说法如下： 参政范公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间之雅士。[1] 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充栋汗牛。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2] 在宋代文化的语境中，“晋宋雅士”或“晋宋间人”以及“晋宋人物”等称呼，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评价或有不同，不过作为褒义词表示称赞者，进入南宋后似乎更多。但事实上，从生活模式上看，姜夔与其他江湖诗人也许并无太大分别。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评价呢？关于这个问题，孙维城和赵晓岚两教授曾作过一定的讨论，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如关于姜夔作为“晋宋人物”所体现的内涵，孙维城先生认为，晋宋之际“实质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这是自我价值被发现被肯定的时代。外在的功业退居第二位，首先是肯定自我的人格，自我的价值，自我的意识，自我的情感。他们风神潇洒，飘逸不群，这种洒脱的襟期来源于玄学的深思。而精神人格的大解放大自由又具体表现为晋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3]。进而从山水和爱情两个方面分析了姜夔的作品，从中揭示他的人格：“这种文化人格以晋宋人物为底色，而又染上了封建后期的人文色彩。精神上的大解放与思想上的大自由是士大夫文化人格的核心，具体表现为向内挖掘出自我的深情，使人性不至异化；向外深入了自然，不仅以之作为观赏对象，而且作为安置疲惫生命与心灵的故乡热土。”在姜夔“纵情山水、深情绵邈与狷洁清冷的背后，我们聆听到后期士大夫追求精神自由、渴望宁静淡泊的心声”。赵晓岚不同意孙维城对“晋宋人物”概念的论定，认为无论是“向外”，还是“向内”，姜与晋宋人物都不同，他的为人和为词，与晋宋之“狷”和“雅”也不同。“姜夔给人以‘晋宋人物’的印象，主要是在于其外貌、风度、气质及出众的才华、终身未仕的经历”，“尽管他也显示出晋宋雅士那‘飘逸不群’的风度和‘狷洁清冷’的气质，但在本质情性上，在思维方式上，却是他那长期浸淫着的儒家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4]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涉及到一些概念，往往比较含糊，语境不同，内涵也可能不同，读者自可作见仁见智的不同理解。赵文认为姜夔的主要文化精神还是儒家的，这一点，肯定是姜夔身上很重要的色彩之一，不过，与本文所要集中讨论的问题无关，因此存而不论；孙文从精神人格上立论，联系姜夔的词作，讨论其文化精神，而抉出狷洁和雅致，确是姜夔身上的重要特征。一般来说，人们在讨论晋宋文学文化时，所总结的诸如旷达超脱、高雅萧散等，都能不同程度地在姜夔身上找到呼应。不过，以往在这方面的论说往往过于宏观，如何从姜夔特定的身世人格及其与所属阶层、群体的关系来发掘其文化精神的意义，还要作进一步思考。因此，本文拟联系姜夔本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以及他与其他江湖游士的区别，还有他的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与这一概念相关的一些因素，对所谓“晋宋人物”作更为明确的指认，更为具体的说明，并借此管窥当时社会发生的一些变化。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虽然姜夔的生活方式与其他江湖诗人大致相似，但世人对他的评价往往较为正面，许之为具有晋宋风致。目前传世的诸江湖诗集，据初步搜集，比较完整的，共有十几种，其中大都收有姜夔的诗，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在当时和后世批评家的心目中，姜夔的身份就是江湖诗人，这一身份认定，有着普遍的共识。姜夔与范成大的相识是通过杨万里，而姜夔认识杨万里是通过蕭德藻。[42]即使是姜夔自叙中所特别提到的曾经长期依附的张鑑,所谓“旧所依倚，唯有张兄平甫”，他也有“平甫见招不欲往”〔姜夔有一首诗题为《平甫见招不欲往》）之时，可见他与张鑑之间，也是平等论交，姜夔并没有因为受到恩惠就唯唯诺诺。
关键词：姜夔;江湖诗人;晋宋人物;中华书局;范成大;人格;词话;生活方式;文化;文渊阁四库全书 作者简介： 二、“晋宋人物”的内涵 “晋宋人物”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指称，其内涵也往往比较含糊。大致说来，在宋代特定的语境中，经常指的是一个人的风神气度，如张元干说米芾“此老风流，晋宋间人物也”，又说苏庠“高标远韵，当求之晋宋间”[5]。汪藻说鲍钦止“风度凝远，如晋宋间人”[6]。杨万里说范成大“风神英迈，意气倾倒，拔新领异之谈，登峰造极之理，萧然如晋宋间人物”[7]。又说王叔雅“萧然简远，若晋宋间人”[8]。这些，都是用“晋宋人物”的概念来认识其当代人。对姜夔的评价，也是在这一脉络中展开的。 晋人的生活态度和美学精神当然会对其后的刘宋有影响，不过，赵宋之人将“晋宋”连用，而不仅仅是“晋”，作为文化人格的倾慕，至少在某些层面，有其特定的考虑。我们注意到，宋人以“晋宋人物”比附其当代人，经常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但在对“晋宋人物”进行讨论时，却往往有一个明确的对象，这就是晋宋之际的陶渊明。陈正敏在《遁斋闲览》中曾指出：“渊明趣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9]既肯定其为人，也称赞其词采。包恢写有《远斋记》，记其友人徐致远卜居于上饶玉溪之南，求其为寓所命名，包名之曰“远斋”，解释说：“昔陶靖节结庐人境，而心远地偏者，亦如是耳。”然后历述徐致远的行事模式，指出：“致远有晋宋间人物风度者也，当自有契于此。”[10]显然也是将陶渊明当作“晋宋人物”的重要代表[11]。 研究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学者已经达成共识，认为陶渊明的价值真正被发现是在宋代。宋人特别推崇陶渊明的，是其韵度。这个韵度，可以表现在创作上，如苏轼所体认的“外枯而中膏”；也可以表现在生活模式上，这就是他的“结庐人境”之说。 本来，晋人对于隐逸之事，已有多方面的思考，在言意之辨的大背景中，人们也将其与出处取向结合起来了。《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12]《晋书》卷八十二《邓粲传》载：“邓粲，长沙人。少以高洁著名，与南阳刘驎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粲嘉其好贤，乃起应召。驎之、尚公谓之曰：‘卿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无以难之，然粲亦于此名誉减半矣。”[13]这个“名誉减半”，说明在人们心目中，隐逸之事仍有一定的规定性，形神言意之说并不足以掩盖其中的诡辩。但是，从中确实可以发展出一种理念，如晋人王康琚《反招隐诗》所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14]关键是要“天和”，而不能“矫性”。沿着这一理念，真正能够作出典范的，正是陶渊明。陶渊明是真正的隐逸之士，但是，他又并不拘泥于行迹，而是掌握其精神。他著名的《饮酒》（结庐在人境）告诉我们，隐居并不一定要像《后汉书·隐逸列传》中的那些隐士一样，遁迹于深山老林，在人群中居住，只要“心远”，就能够不闻车马之声，宛如居于偏僻之地。这个“心远”，就是一种“韵”，似乎毫无所求，一片淡泊静穆，但又包含着许许多多。 这样一种品格，正是宋人特别欣赏的，所以，黄庭坚就称赞说：“彭泽意在无弦。”[15]黄庭坚的这一思想，在不少方面都体现出来。他论书重韵，是人们所熟知的，其重要内涵之一，就是遗貌取神，至于他本人的书法，也能体现出这一特色，范温《潜溪诗眼》即指出：“山谷书，气骨、法度皆有可议，惟偏得《兰亭》之韵。”[16]从这个思路来看姜夔，就能够对所谓的“晋宋人物”有更透彻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