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宋代社会的转型、理论思维的成熟、主体性情的凸显、市民阶层的兴起、人本需求的张扬、士人心态的世俗化，导致宋元境界与汉唐气象有很大不同。与汉唐美学相比，宋代美学一方面走向理性，走向成熟；另一方面走向生活、走向休闲。

屈原的《离骚》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的先河，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与他同时代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曾对屈原的作品进行拟仿。如若从文体学意义上进行探究，拟仿与创新的统一便是“拟骚体”文体学价值的重要特征。这种拟仿，主要是对屈原作品的内容进行拟仿，或伤悼屈原，或代屈原立言，如《吊屈原赋》、《反离骚》等。在两汉时期，“拟骚体”既是一种文学接受方式，又是一种文学创作方式，既有题材内容和思想情感上的拟仿，也有审美风格上的拟仿，彰显了两汉文人对屈原及其作品所昭示的文化精神的高度认同。但由于这些拟作者没有走

摘要：清代常州派历经邵齐焘、洪亮吉、孙星衍、张惠言、李兆洛等一代代骈文家和古文家的创作和理论积累，常州骈文和古文的文体互参在渐演渐变中趋向成熟和通达，不仅骈文可以资取古文，古文亦可参体骈文，打破传统古典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定势。使骈文和古文的文体互参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创作上双向融合，形成乾嘉时期骈散合一的常州骈文派和阳湖古文派，使骈散合一之文在嘉道之后日益成为清代文章主流，开创并引领一代文章风尚。常州在朴学思潮兴起之后特富儒林而兼文苑的通才文章家，大多骈文和古文兼攻，故而能以一地之域兼擅古文和骈文并实

宋金采石之战引发南宋文人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创作。虞允文的《江上军事三札》是最早记录采石之战的作品；身处事件中心的文人如蹇驹、员兴宗等及时宣传采石大捷及虞允文战功，其作品多是偏重于纪事的诗文；远离事件中心的文人如张孝祥、杨万里等也热情歌颂虞允文采石战功，其作品是偏重于抒情的诗词和歌功颂德的应用文体；南宋后期人们认识到虞允文的“书生勋业”，其作品主要是偏重于抒情或议论的诗赋。这些有关虞允文采石之战的文学作品，是南宋爱国文学主旋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中国现代的一些理论家在谈论章回小说时，却常常引入西方小说的视角，把两种小说放在一起作比较。中西“章回”小说之间确实可以构成一种“同源”比较。中国学者眼中的中西小说“章回”作为小说文体概念被提出来是在晚清。从中西小说文体形式方面来谈论章回小说，陈景新的《小说学》一书值得关注。西方学者释义下的章回小说中国学者认为西方小说也用章回体，这在西方学者那里得到了某种响应。可以说，由回目而章题，当中国章回小说受西洋小说影响，完成自我修整的时候，中国小说与西洋小说趋向一致。章回小说在文体形式方面不仅和西洋小说“同源”，

晚明是个天崩地裂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人无法在政治上实现经世济民的抱负，日渐衰败的政治使得他们无心于政事，为了弥补在官场失意的痛苦，部分士人开始倾向徜徉于山水的旅游生活。于是，另寻安置其心力的领域，如山水、文学、绘画、宗教、游乐、美食等。与此同时，晚明游记小品文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其所标榜的一种新生活形态为时人所追求。晚明文人好游，游必有言，游必有记。个人独特行旅体验的游记书写呈现小品化倾向，它不同于唐代的“诗人游记”，也与宋代“哲理游记”不同，晚明文人的游记小品文表现出两种价值取向：才情抒写与学理探求。

内容提要：南宋姜派词人赵以夫有《虚斋乐府》传世，《全宋词》录存其词六十八首。嘉定初以门荫入仕，十年登进士第，任江陵府监利县令，历知南丰县，通判南剑州，知邵武、漳州。淳祐四年权刑部侍郎，七年权刑部尚书，改礼部尚书、除吏部尚书。南宋词人赵以夫有《虚斋乐府》、《易通》等传世，《全宋词》录存其词六十八首。其《书痴绝道冲和尚语录后》署“云泉野客赵以夫”，故《全宋文》谓赵以夫“字用父，号虚斋，又号芝山老人、云泉野客。”《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七《职役考》：“理宗端平元年，蠲漳州岁纳丁米钱，泉州兴化军一体蠲放，时袁甫为福

就谶纬与中国古代叙事传统来看，谶纬在继承先秦叙事经验、经天纬地的事件组织形式以及提供“元叙述结构”等方面值得重视。为叙事提供元结构谶纬对后世叙事产生深远影响有其结构性原因，那就是它提供了一套具有生成性、具有普遍存在的结构性事件组织规则。这套事件组织规则在文学叙事、历史叙事以及日常生活叙事中都被广泛接受和运用。谶纬叙事作为元结构，它提供了稳定的故事生产机制，刺激着故事的产生，成为长期而又稳定的故事生长点，并以文化的方式固定下来，在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上为虚构性叙事的产生提供了不竭的动力。谶纬作为中国叙事传统的

研习古典诗词，不是要复古，更不是要用古典诗词取代现代诗词，而是要让古典诗词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民族精神得以传习和光大

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徽州图景表现为山水、乡村、财富、书香世界的叠印，徽州男人大多具有崇“德”、好“文”、豪侠的文化风貌，徽州女人则知书达理、任劳任怨、遵从封建伦理。这些徽州图景给予我们三重启示：文学图景和现实图景相对应、文学图景因现实图景的特殊性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文学图景和地域文学存在着交叉关系。五徽州人无论是山水徽州还是乡村徽州，无论是财富徽州还是书香徽州，构成真正徽州的图景的是徽州人。注释： [1]目前已出版的徽州地域文学研究的著作只有韩结根的《明代徽州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万

日本女性也素来有文学创作的传统，相较而言，朝鲜女性的创作就极为寥寥。而当明代女性创作成为一代风气，并且传入朝鲜后，便开始引起朝鲜有识之士的反省，受此刺激，朝鲜女性创作也开始兴盛。全书六卷，分选中国、日本和朝鲜女性诗凡五千五十余首，卷一至卷五是中国部分，自上古少昊嫘祖至晚清康同璧，卷六为日本、朝鲜部分，日本十六人，朝鲜五十二人。57)我此前在《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的《兰雪轩集》解题中提出这一看法，得到日本仓员正江教授的呼应，见其《〈九州諸将軍記〉揭載李玉峰、許蘭雪軒記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雨朝平攘録〉

“尊体”意识促进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典范传统对元曲的延纳，“辨体”意识的聚焦处在于塑造作为整体的曲体文学其统一的美学规范；而建构“新传奇”文体时，北曲又因相对严整的宫调、韵律而呈现出“典范美”色彩。明代曲学复古是“元曲经典化”历史进程的一个关键环节，它揭示了元曲美学层面的内在体性、特质，也为晚近以来的某些论说埋置了伏笔。

质言之，秦少游是被遮蔽的秦少游，我们需要重新去发现、认识一个立体、多面的秦少游。

【内容提要】1996年至2012年的美国亚洲年会上约有14次涉及唐诗研究的小组会。海外唐诗研究者在反思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的同时，纷纷转向新材料、新方法和新问题，在选题和方法等方面与大陆唐诗研究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互补，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首先，当然会谈到这些涉及唐诗研究的小组会的选题，也许因为相对研究人数少，题目分散，所以小组会的题目是相当宏观的，最宏观如“中国人的诗歌、政治和智慧”这个题目，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可以把不同时段的诗歌研究组成一个小组会。相关文章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唐诗研究的世纪回顾美国亚洲学会年

以王韬为代表的清末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翻译、编译和编写了大量的西学著作，并亲身向国人展示西方先进科技，堪称是近代西学传播的倡导者和先驱者。

袁枚诗学鉴于传统诗学的困境，选择以天才论为突破口，将传统的客观性问题断然转化为一个主观性问题，或者说将外在的技术要求内化为才性问题，一方面以“性灵”概念涵摄诸多与自我表现相关的理论命题，使之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一、自我表现的诗学性灵本是诗家习用的概念，刘熙载即已指出“钟嵘谓阮步兵诗可以陶写性灵，此为以性灵论诗者所本”[2]。”[51]男女之情是袁枚生活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没有风情，袁枚的性灵说就会少很多个性色彩。[21]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三，第2册第395页，《袁枚全集》。[51]袁枚《袁枚全集

晋宋之际在诗歌的阅读方式、审美倾向上，存在着一个从听觉到视觉的转变。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东晋后期清谈言咏的衰落。

面对唐诗，清代宗宋派诗人厉鹗表现出不否定、不忽视的态度。他的基本态度是：以较为公允的态度看待唐诗，不否定唐诗，甚至有时承认唐诗的可取之处，但这并不等同于主唐、宗唐，也尚未达到所谓的“唐宋互参”的地步。本文认为，厉鹗的唐诗观可以理解为：以较为公允的态度看待唐诗，不否定唐诗，甚至有时承认唐诗的可取之处，但却不等同于主唐、宗唐，也应该没达到所谓的“唐宋互参”的地步。一、“唐宋互参论”举隅及其逻辑分析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认为厉鹗在宗宋之余亦有宗唐，如王运熙等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中认为厉鹗走的是“一条以学宋为主

通过对古代小说学中“传奇”的内涵和指称对象深入考辨，重点指出在古代小说学的话语系统中，“传奇”一词并非主要从文体角度命名的文体概念，而是从内容性质角度命名的题材类型概念，从文体角度指称传奇小说时，多称之为“传记”；“传奇”以“专书一事始末”的单篇形式为基本单位，并以此区别于“比类为书”的笔记小说集；在古代正统观念中，与笔记小说相比，“传奇”的地位和价值仅属于“独秀的旁支”；传奇小说创作的自觉虚构意识并非始于唐人传奇，而出现于明代。

“文学知识化”,是文学将知识当作写作的重心和目标,文学成为展示各种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载体,这是文学史上的一种特异现象。辞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主流文体,历来对它的写法有“骋辞”、“体物”等概括,而其实质无不归结于“博物”,博物化即是知识化。汉代文学的知识化,是西汉前、中期“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汉代处于知识大整合、大发展时期,当时全社会崇尚“博物”观念的产物。汉代文学的知识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体质,文学作品兼有了知识文章甚至学术文章的某些品格。

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从读者视角出发，结合明清通俗小说序跋、识语、凡例、评点以及小说内容等，搜集第一手文献材料，阐述读者对通俗小说创作观念的理解与作用，重点探讨读者对通俗小说补史说、劝戒说、娱乐说等创作观念的认同与影响。一、读者与补史说将小说看成补史之工具，以正史标准衡量小说的成败优劣，这种补史观念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领域源远流长。”以上几则小说识语、凡例、序言、正文中的文献，均阐明小说的娱乐功能，阅读小说令人赏心悦目，《红楼复梦》凡例更是声称小说可以让读者醒困、消愁、解闷、释忿，甚至可以医病。烟水散人将

内容提要：“孔子删《诗》”说是《诗经》学史上四大公案之一。再如，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所评六十三首诗，有七首不见于“诗三百”，也当是孔子依“诗三百”教材评诗时略作拓展的结果，其虽被排除在“诗三百”之外，但并不妨碍孔子授课时简单论及。存于各诸侯国宫中的诗歌文本也会有大致相类的走向发生，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至鲁观周乐实观鲁国宫廷对《诗经》文本的演唱，似可间接透露出吴国宫廷或本就没有《诗经》文本，或《诗经》文本已经亡佚。宫廷不演奏，外交场合不使用，社会上只流行或传诵文本而不配乐，从周

在人的叙事能力由稚嫩而成熟的发展过程中，辞赋因对外部客体世界的精细描叙，使人的叙事思维大步向前跨越，从而架设起中国文学由表现主观向反映客观转变的桥梁。

《马挺墓志》的发现，既使马挺的生平得到了完整的呈现，又纠正了学界“马挺为马怀素之弟”的论述错误。《蔡希周墓志》的出土，使得《丹阳集》中蔡希逸、蔡希周、蔡希寂兄弟三人的事迹得到了补充。一、《马挺墓志》与《丹阳集》相关问题新出土马挺墓志全称为《唐故河南府济源县主簿马公墓志铭并序》[2]661，墓志叙及马挺的先世、籍贯、表字、仕历、卒年以及文学成就等，使得此前文献难征的马挺事迹得到了完整的呈现。二、《蔡希周墓志》与《丹阳集》蔡氏兄弟盛唐这个诗坛的鼎盛时代，兄弟以诗驰名者不乏其例，王维、王缙兄弟，岑参、岑羲兄弟，

无论立足于孔子时代《诗》传播的基本状况，还是从孔子一生的主要经历出发，删《诗》行为都只能发生在礼乐制度彻底崩坏的孔子晚年，即《论语》所言“自卫反鲁”之后。其中翟相君《孔子删诗辨》一文[7]，直接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的记述，将这一时间确定在鲁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岁时。徐正英《孔子的“删诗”活动不会在四十六岁之后》[8]，则以孔子晚年聘问歌咏之风早已消歇，且“删诗”与“正乐”无关为由，提出孔子的删诗活动一定发生在鲁定公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