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从读者视角出发，结合明清通俗小说序跋、识语、凡例、评点以及小说内容等，搜集第一手文献材料，阐述读者对通俗小说创作观念的理解与作用，重点探讨读者对通俗小说补史说、劝戒说、娱乐说等创作观念的认同与影响。一、读者与补史说将小说看成补史之工具，以正史标准衡量小说的成败优劣，这种补史观念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领域源远流长。”以上几则小说识语、凡例、序言、正文中的文献，均阐明小说的娱乐功能，阅读小说令人赏心悦目，《红楼复梦》凡例更是声称小说可以让读者醒困、消愁、解闷、释忿，甚至可以医病。烟水散人将小说创作比作远方贩宝，认为小说创作的目的就在于为读者提供娱乐，所以自己的小说就像装满珍珠的船舶一样，能够给读者带来很多惊奇与快乐。
关键词：读者;劝戒;演义;凡例;娱乐;正史;古本小说;创作观念;金瓶梅;识语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读者与市场因素在通俗小说创作、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这一时期通俗小说创作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读者有着密切关系，学术界对此很少论及。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从读者视角出发，结合明清通俗小说序跋、识语、凡例、评点以及小说内容等，搜集第一手文献材料，阐述读者对通俗小说创作观念的理解与作用，重点探讨读者对通俗小说补史说、劝戒说、娱乐说等创作观念的认同与影响。 关键词：读者 明清时期 通俗小说 创作观念 作者简介：蔡亚平，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博士；程国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广州，510632）。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12YJA751009）、广东省社科规划2012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广东省教育厅育苗工程项目（2012WYM_0028）的阶段性成果。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出现鼎盛局面，与此同时，小说创作观念也更加丰富，异彩纷呈。联邦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在《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中指出：“阅读不是一种文本在读者心灵中的直接的‘内化’，因为阅读活动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而） 是文本与读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1] 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明清通俗小说序跋、识语、凡例、评点、正文诸文献，搜集第一手文献材料，分析读者对通俗小说创作观念的理解与作用，重点探讨读者对通俗小说补史说、劝戒说、娱乐说等创作观念的认同与影响。 一、 读者与补史说 将小说看成补史之工具，以正史标准衡量小说的成败优劣，这种补史观念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领域源远流长。明清时期，补史说也相当盛行，而读者与这一创作观念关系密切。 （一）通俗小说创作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丰富读者的历史知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担负对读者进行历史教育的功能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道路上，史学影响留下深深烙印，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领域中补史说的盛行即为例证。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在这一文学现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小说作者与传播者往往注重读者感受，重视读者的参与。 清乾隆十七年蔡元放撰《东周列国志序》，从阅读层面就小说与史书的关系加以论述，他指出：“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派，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 善于阅读小说有助于读史，丰富读者的历史知识，使读者增加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了解。以此观点来看《东周列国志》，东周列国时期前后历经五百余年，事件纷杂，人物繁多，相关史书比较难读，而这部通俗小说更易被接受，读者通过小说也可了解当时历史。蔡元放考虑到读者阅读需要，对此书加以评点，并称“聊以豁读者之心目，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2]清代莼史氏《重校第一才子书叙》云：《三国志演义》“书中演说，有陈史所未发，申之而详者；有陈史所未备，补之而明者。陆离光怪，笔具锋铓，快心悦目，足娱闲遣，足助清谭；人皆称善，则虽谓之大文章可矣。”[3]同样强调《三国志演义》能补陈寿《三国志》之不足。这部通俗小说较之史书更加详细和完整，故事情节曲折，文笔又佳，足令读者在丰富历史知识的同时又能得到赏心悦目的精神满足，所以可以“谓之大文章”。 清代小琅环主人《五虎平南后传序》指出，小说与正史之义旨相同，都以“阐明大义，导扬盛美”为目的，然正史多简明扼要，阅者心中不免遗憾，例如《宋史》对包公的记载就不全面，对狄青的记载更为简略。狄青战功卓著，事迹众多，但史书往往缺载，《五虎平南后传》正好弥补这一缺憾。小说全方位描述了狄青的忠孝节义，补充正史之不足，既能令读者领略到与史书同样阐明大义的旨意，又能满足好古之士了解历史的阅读需求。[4]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从读者视角出发，结合明清通俗小说序跋、识语、凡例、评点以及小说内容等，搜集第一手文献材料，阐述读者对通俗小说创作观念的理解与作用，重点探讨读者对通俗小说补史说、劝戒说、娱乐说等创作观念的认同与影响。一、读者与补史说将小说看成补史之工具，以正史标准衡量小说的成败优劣，这种补史观念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领域源远流长。”以上几则小说识语、凡例、序言、正文中的文献，均阐明小说的娱乐功能，阅读小说令人赏心悦目，《红楼复梦》凡例更是声称小说可以让读者醒困、消愁、解闷、释忿，甚至可以医病。烟水散人将小说创作比作远方贩宝，认为小说创作的目的就在于为读者提供娱乐，所以自己的小说就像装满珍珠的船舶一样，能够给读者带来很多惊奇与快乐。
关键词：读者;劝戒;演义;凡例;娱乐;正史;古本小说;创作观念;金瓶梅;识语 作者简介： 清代吴沃尧《痛史序》曾就史书与小说做比较，肯定小说在对读者进行历史教育的作用与地位： 小说家言，兴味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是故等是魏蜀吴事，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大夫迄于舆台，盖靡不手一篇者矣。惜哉历代史籍，无演义以为之辅翼也。吾于是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使今日读小说者，明天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小说附正史以驰乎？正史借小说为先导乎？请俟后人定论之，而作者固不敢以雕虫小技妄自菲薄也。[5] 历史教科书内容简单、陈旧，其教育效果有限，而通俗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读者众多，传播途径广泛，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读者喜读小说，并通过小说了解历史故事与人物，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通俗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对读者进行历史教育的功能。 （二）通俗小说编刊者、传播者多以正史标准要求小说，强调“传信”于读者，强调小说创作应“归于正” 首先，在评价标准上，有些通俗小说编刊者以正史标准衡量小说创作的成败优劣。苏州舒载阳所刊《封神演义》识语云：此书“真可羽翼经传，为商周一代信史，非徒宝悦琛瑰而已，识者鉴之。”[6]识语作者以“信史”评价《封神演义》，认为小说的价值在于“羽翼经传”，是经、史之补充，对此识语作者特别提醒读者鉴之。清代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也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7]清代蠡庵《女开科传跋》称赞小说《女开科传》是“一部小《史记》。”[8]清人郑开禧在《阅微草堂笔记》序中说：“虽小说，犹正史也。”[9]均以正史标准衡量小说，将“信史” 作为小说创作的目的。 其次，在引用材料方面，强调材料来源真实可靠。人瑞堂崇祯刊《隋炀帝艳史凡例》云：“今《艳史》一书，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设一语，以滋世人之感。故有源有委，可徵可据，不独脍炙一时，允足传信千古。”[10]作者强调材料来源于正史，“有源有委，可徵可据”，无虚构、夸张、想象之笔，可传信千古。吴沃尧同样注重小说材料的取舍，在《两晋演义序》指出： 虽坊间已有《东西晋》之刻，然其书不成片段，不合体裁，文人学士见之，则曰“有正史在，吾何必阅此？”略识之无者见之，则曰“吾不解此也，是有小说如无小说也。”吾请为更之，以《通鉴》为线索，以《晋书》、《十六国春秋》为材料，一归于正，而沃以意味，使从此而得一良小说焉，谓为小学历史教科之臂助焉，可；谓为失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焉，亦无不可。[11] 早在吴沃尧编写《两晋演义》之前，已有《东西晋演义》，对于此书，吴沃尧与文人学士、“略识之无者”等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一样不满意，认为这部小说不成片段，不合体裁。所以他重编《东西晋演义》时，非常注重材料来源及取舍标准，希望此书成为历史教科书的辅助材料，补习历史的指南针。 最后，在写作态度上强调客观记载，创作笔法重视实录。清代黄世仲《洪秀全演义自序》云：而今也文明东渡，民族主义既明，如《太平天国战史》、《杨辅清福州供词》及日人《满清纪事》诸书，相继出现，益知昔之贬洪王曰“匪”曰“逆”者，皆戕同媚异、忘国颂仇之辈，又狃于成王败寇之说，故颠倒其是非，此皆媚上之文章，而非史笔之传记也。爰搜集旧闻，并师诸说及流风馀韵之犹存者，悉记之，经三年而是书乃成。其中近三十万言，皆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吾同胞观之，当知虽无老成，尚有典型，祖宗文物，犹未泯也，亦伟矣乎！[12] 黄世仲不满以往诸书将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称之为“匪” 或 “逆” 的态度，认为那是讨好朝廷的做法，并不符合史家客观记事的态度和原则，于是他利用三年时间编撰《洪秀全演义》，号称“洪氏一朝之实录”，自信此书会给读者带来启迪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