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孔子删《诗》”说是《诗经》学史上四大公案之一。再如，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所评六十三首诗，有七首不见于“诗三百”，也当是孔子依“诗三百”教材评诗时略作拓展的结果，其虽被排除在“诗三百”之外，但并不妨碍孔子授课时简单论及。存于各诸侯国宫中的诗歌文本也会有大致相类的走向发生，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至鲁观周乐实观鲁国宫廷对《诗经》文本的演唱，似可间接透露出吴国宫廷或本就没有《诗经》文本，或《诗经》文本已经亡佚。宫廷不演奏，外交场合不使用，社会上只流行或传诵文本而不配乐，从周平王去世到孔子聚徒讲学已整整延续了二百年，从赋诗应对之风兴起至孔子聚徒讲学也已延续一百二十年，如上种种现象导致的结果，定然是孔子所见到的《诗经》之乐已散乱不堪。
关键词：孔子;诗经;文本;赋诗;诗三;马银琴;周公之琴舞;鲁国;诸侯;公案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孔子删《诗》”说是《诗经》学史上四大公案之一。自孔颖达始，质疑司马迁这一说法的核心依据是“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经历代学者努力，现已从传世和出土文献中辑得“逸诗”一百八十五首，其中新公布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又一次性贡献十七首《诗经》“逸诗”，并为“十分去九”删诗幅度提供了文本范例，还启示体认“去其重”是既去重复篇目，又去相近内容。随“删诗”说渐趋公认，孔子删《诗》时间成新问题。据有关史料证明，“诗三百”的删定必在孔子中年时期，而不会发生在赋诗活动沉寂二十几年后的晚年, 其“自卫反鲁”后的主要工作是“乐正”。 关键词：孔子删《诗》 《周公之琴舞》 “诵诗” “专对” [作者简介] 徐正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等。 一 “孔子删《诗》”说是《诗经》学史上的四大学术公案之一[1]。近些年，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支持司马迁这一说法的证据和学者越来越多。其中刘毓庆、马银琴两先生针对孔颖达、崔述等质疑的核心理由，借刘向校《管子》十去其八、校《晏子》十去其七、校《荀子》十去其九之例，佐证类推孔子删《诗》“十分去九”的可能性 [2]，颇有启发意义，是对公案研究的新贡献。笔者以为，因为孔颖达质疑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核心依据是“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3]，因此，我们今天多发现一首能够证明是孔子删《诗》所“佚”的《诗经》“逸诗”或“逸句”，就能为司马迁说法的可信性多增添一份证据。 经过宋代以来不少学者的努力，现已从传世文献中辑得“逸诗”一百一十四首（句）[4]，清华简之外，从出土文献中新得“逸诗”（包括逸句、篇名）五十四首[5]，两者共计一百六十八首，已占今本《诗经》的一半多，远不再是崔述所悲观的“逸者不及十一”[6]了。当然，并不能说这些“逸诗”都是孔子删《诗》所佚，具体情况应是复杂的。有的可能本来就流散在社会而未被搜集到宫廷，延续到今见文献中的；有的可能是搜集到宫廷而没资格或未来得及配乐，天子失位后又重新流散到社会上的；有的则可能是官方最后一次编纂诗集之后才产生的；在这些“逸诗”之外，更可能还有一大部分被孔子删除后，随着时间流逝而永远消亡了的。但是，在如上“逸诗”中也必然有一部分是被孔子编订“诗三百”教材时删除，以其他方式流传至今的。如，《左传》、《国语》所载孔子之前外交场合被赋诵或征引而又不见于“诗三百”者，这些“逸诗”、“逸句”恐怕谁也不会怀疑孔子的删除结果。又如，《论语》中孔子或其弟子谈及而又不见于“诗三百”的“逸句”，乃为孔子“删诗”的结果，应该也不会有人怀疑。再如，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所评六十三首诗，有七首不见于“诗三百”，也当是孔子依“诗三百”教材评诗时略作拓展的结果，其虽被排除在“诗三百”之外，但并不妨碍孔子授课时简单论及。 更值得关注的是，刚刚公布的清华简第三册所收《周公之琴舞》组诗 [7]，又为支持司马迁“删诗”说提供了更有价值的新实证，使此说法的可信度大为提升。《周公之琴舞》组诗的特殊价值，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该组诗确切无疑是《诗经》“逸诗”，不像其他出土文献中有的诗歌身份存在争议。组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其内容，存周公儆毖成王及群臣诗四句，成王自儆诗九首，且题目、短序、乐章标识俱全。之所以判定成王所作九首组诗为《诗经》“逸诗”，是因为该组诗的第一首即为今本《诗经·周颂》中的《敬之》篇。九首组诗主旨一致，内容连贯，而且从第一首至第九首，依次标识了“元纳启曰”、“再启曰”、“三启曰”直到“九启曰”，既然第一首是《诗经》作品，其他八首自然是后来未被编入《诗经》的“逸诗”无疑。[8]一次性贡献八首完整的《诗经》“逸诗”文本，已有出土文献尚无先例。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孔子删《诗》”说是《诗经》学史上四大公案之一。再如，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所评六十三首诗，有七首不见于“诗三百”，也当是孔子依“诗三百”教材评诗时略作拓展的结果，其虽被排除在“诗三百”之外，但并不妨碍孔子授课时简单论及。存于各诸侯国宫中的诗歌文本也会有大致相类的走向发生，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至鲁观周乐实观鲁国宫廷对《诗经》文本的演唱，似可间接透露出吴国宫廷或本就没有《诗经》文本，或《诗经》文本已经亡佚。宫廷不演奏，外交场合不使用，社会上只流行或传诵文本而不配乐，从周平王去世到孔子聚徒讲学已整整延续了二百年，从赋诗应对之风兴起至孔子聚徒讲学也已延续一百二十年，如上种种现象导致的结果，定然是孔子所见到的《诗经》之乐已散乱不堪。
关键词：孔子;诗经;文本;赋诗;诗三;马银琴;周公之琴舞;鲁国;诸侯;公案 作者简介： 其二，《周公之琴舞》实际上贡献的还不只是八首《诗经》“逸诗”文本，而是十七首“逸诗”的数目。组诗在周公四句诗和成王九首诗前各有两句短序，一为“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絉（卒）”，一为“成王作儆毖，琴舞九絉（卒）”。所谓“九絉（卒）”就是九章乐曲。可见，周公和成王所作的都是九首诗，只是成王的九首完整保存下来了，周公的九首惜仅保存下来半首。周公四句诗开头也标有“元纳启曰”，既然如此，之后也应有“再启曰”、“三启曰”以至于“九启曰”乐章标识，不可能只有表示开始的“元纳启曰”而无结尾。既然成王的九首乐歌原属于《诗经》中的一组作品，周公的九首自然也必是《诗经》原有的作品。因此，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一次性贡献了八首半“逸诗”文本和八首半“逸诗”数目，使《诗经》“逸诗”数目增加到了共计一百八十五首，其贡献不可小觑。相信随着地下文献的不断出土，类似数据还会不断增加。 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周公之琴舞》组诗的发现还为否定质疑派的核心依据提供了经典范本。如上所说，孔颖达等否定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主要是认为司马迁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9]，是“十分去九”，太夸张了。尽管刘毓庆、马银琴以刘向校《管子》等来类推孔子校《诗经》也有十去其九的可能性，也尽管马银琴曾从《诗经》多次编纂“版次”重叠流传和地域角度为“三千首”张目[10]，但只能是合理推测，惜无实据。而《周公之琴舞》九首组诗的发现，则首次从正面为“孔子删《诗》”十去其九展示了文本范例。未经孔子删定的《周公之琴舞》所存成王诗篇是一组九首，而经孔子删定流传至今的《诗经》文本仅保留了《敬之》一首，九去其八，不就相当于十去其九吗？它就是孔子删《诗》“十分去九”的经典个案和实证，具有示范意义。 这一经典个案更为重要的认识价值是，它启示我们重新理解司马迁“去其重”的真正含义。此前，人们通常多将司马迁的“去其重”理解为孔子编定《诗经》时，删除不同版本中的重复篇目。《周公之琴舞》证实，司马迁所称孔子“去其重”还有一层意思，指孔子编订《诗经》时，还删除同一版本中内容相近、主旨相类的不同篇目，每一类仅保留少量代表性的作品于《诗经》之中。解读《周公之琴舞》九首作品不难发现，尽管从第二首开始，各首内容前后呼应，依次递进，各有侧重，但又不免交叉重复，整体而言，都没能超出第一首所涵盖的祀祖、自戒、戒臣三个方面的内容，所以，孔子编定时仅保留了最有代表性的第一首。也许周公所作九首儆毖诗同样也仅在今本《诗经》中保留了一两首。两个层次的“去其重”，孔子在官方几次编纂《诗经》的基础上，为教学需要和恢复周礼，将所谓“三千篇”删定为“诗三百”，最终大体成为流传至今的《诗经》文本样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是可信的。在“孔子删《诗》”公案争辩双方已将传世文献网罗殆尽仍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唯有从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献中发现有力证据，才是最有效的解决问题办法。尽管将来从地下逐渐积累起来的“逸诗”文本，亦未必都是孔子“删诗”所致“亡佚”，但起码可为回应质疑派的核心理由新增间接证据；假若有朝一日，从地下发现的类似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这样具有范本意义的《诗经》“逸诗”，数量达到了足以说明问题的规模后，这桩千年学术公案也许确能终获定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