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宦游与冶游中,晚明文人创作了大量的才情抒写作品,这类作品以公安袁宏道为代表,其游记少有政治、人生抑郁之寄托,内容多半为描写自然风光,注重生活情趣、内心情感的性灵书写,基调是尚真、尚俗、尚趣,所呈现出的特色多半是追求个人的生活情趣、享受生命。他书写自己独特的游赏方式,故作风雅之态以追求与众不同的游兴与品位。如《雨后游六桥记》呈现出一幅悠闲、追逐声色的画面。《满井游记》所写的则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山水之情。袁宏道以真、俗之笔来写游记,其内容风格以情为主,山水描摹次之,经常呈现一种热闹的游玩景象,流露出世俗化的情趣。
通过这些才情抒写类作品可以看出,晚明文人的目光由社会政治开始转向自我,从纵浪大化中去寻求生命与自然相融合的个体价值,尽量远离世俗的人间烟火,在冶游小圈子里重建生命的乐土,并以此寻求个体生命的解脱。公安“三袁”,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及张岱等人都是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在对政治现实、社会责任的逃避中,他们显示出一种纯粹个人行为的消极反抗。就晚明旅游风尚兴盛而言,晚明士人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当时旅游风尚添加了新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趣味,使得旅游活动更具活力,充满生机。
内容摘要:晚明是个天崩地裂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人无法在政治上实现经世济民的抱负,日渐衰败的政治使得他们无心于政事,为了弥补在官场失意的痛苦,部分士人开始倾向徜徉于山水的旅游生活。于是,另寻安置其心力的领域,如山水、文学、绘画、宗教、游乐、美食等。与此同时,晚明游记小品文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其所标榜的一种新生活形态为时人所追求。晚明文人好游,游必有言,游必有记。个人独特行旅体验的游记书写呈现小品化倾向,它不同于唐代的“诗人游记”,也与宋代“哲理游记”不同,晚明文人的游记小品文表现出两种价值取向:才情抒写与学理探求。
关键词:明文人;山水;才情抒写;学理探求;游记书写;小品文;生活;政治;旅游活动;人文景观 作者简介: 学理探求 学理探求是晚明小品文游记另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种游记书写转向。这种转向和当时被称为“游学”的一种活动方式有关。“游学”就是把旅行与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旅行是手段,学术研究是目的。王士性所写的《广志绎》,主要探讨人文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吾视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无不于吾游寄焉”。王士性的游记书写有三方面内容:自然景观的描写,人文地理的记载,理论归纳。在《广志绎》中,人文景观所占比重极大,自然景观书写反而很少。重视人文景观这种写作方式在历代游记中是很少见的。与公安、竟陵派的小品游记、徐霞客的考察型游记相比不同的是:王士性游历过后,用归纳的方式来书写当地民情风俗,进而延伸到分析自然环境影响人类的生活习惯,他擅长把看到的景象加以归纳和分析,将自然现象提升到观点层面。因此,王士性的游记书写不仅仅是纯粹的山水漫游,他以翔实的记录笔法,分析归纳地理现象,将旅游的层次提升到另一层面,渐渐往实用之学迈进,也间接影响到徐霞客的游记写作。
《徐霞客游记》以日记体形式创作,以长篇书写的方式突破前人的短篇游记书写,既是日记又是游记。首重山川地形的记载,次为人文景观。结合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丁文江先生称其为“朴学之真祖”。《徐霞客游记》的出现不仅是由个人的兴趣、志向、毅力所决定,放在晚明的社会背景中来看,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等科学巨著的出现代表了实证精神的崛起,虽然《徐霞客游记》的写作初衷并非是以成为地理学著作为目的,但其游记的内容、方法都是合乎科学考察精神的。尽管我们可以将此书视为“学理探求”型的地理学书写,但其内容介乎文人游记和地理志书写之间,它并非像方志那样只记载疆域沿革,而是兼有文人的笔调以及文学性的书写,堪称古今游记之奇。
由以上两种旅游书写形态来看,作为才情抒写的游记小品文,所注重的是人对山水景物所产生的感触,以模山范水为主,而对于山川地形、河流走向、物产分布的记述,则不如“学理探求”型作品。我们可以说,“才情抒写”游记以“情”为游记书写本体;“学理探求”型游记则以“实”为游记的书写脉络。这种从注重“才情抒写”到注重“学理探求”体现了晚明文人在游历中求道的书写方式转变,从袁宏道、钟惺到王士性、徐霞客,晚明文人游记书写从单纯的山水娱乐,转变为有意识地进行地理考察和学理探求。
从才情抒写到学理探求呈现出晚明文人游记书写方式的转变,其旅游活动不再是单纯的娱乐休闲,而是具有深刻的科学文化内涵。他们专心于学问,寄情于山水,问奇、求知、娱乐。在旅游活动中探索自然规律,形成一种钻研实物、经世致用的学风,在审美、愉悦的同时,使其向实地游览、调查、考察、科学研究方向发展。这也成为晚明文人旅游活动和游记书写的时代意义。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国土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