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无论立足于孔子时代《诗》传播的基本状况，还是从孔子一生的主要经历出发，删《诗》行为都只能发生在礼乐制度彻底崩坏的孔子晚年，即《论语》所言“自卫反鲁”之后。其中翟相君《孔子删诗辨》一文[7]，直接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的记述，将这一时间确定在鲁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岁时。徐正英《孔子的“删诗”活动不会在四十六岁之后》[8]，则以孔子晚年聘问歌咏之风早已消歇，且“删诗”与“正乐”无关为由，提出孔子的删诗活动一定发生在鲁定公四年，即孔子四十六岁之前。[15]《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十七岁适周问礼，《史记索引》云：“《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耼。
关键词：孔子;诗三;论语;诗歌;中华书局;诗经;之歌;正乐;诸侯;删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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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孔子所谓“正乐”，就是司马迁所言“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删《诗》。无论立足于孔子时代《诗》传播的基本状况，还是从孔子一生的主要经历出发，删《诗》行为都只能发生在礼乐制度彻底崩坏的孔子晚年，即《论语》所言“自卫反鲁”之后。作为《诗》文本形成史上唯一一次私人行为性质的编辑活动，现存于《诗经》中属于春秋中后期的十首国风作品，就是经孔子之手被编入《诗》中的；正是由于孔子的选择，这十首作品整体地表现出了与春秋前期诗歌明显不同的政治伦理倾向。
关键词：孔子删《诗》 《诗三百》 自卫反鲁
作者简介：马银琴，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过专著《两周诗史》等。
从春秋中期至孔子时代约一百五十年间，《国风》作品产生的数量也许不少，但被编入诗文本而保存下来的，却仅有寥寥可数的十篇。这十篇作品包括《秦风》五篇：《黄鸟》、《晨风》、《无衣》、《渭阳》、《权舆》，《陈风》三篇：《株林》、《月出》、《泽彼》，《曹风》两篇：《鸤鸠》、《下泉》。从总体上来看，这十篇作品表现了与春秋前期诗歌明显不同的思想特点：春秋前期的各国风诗，尽管《诗序》均以“美”“刺”为说，但以男女风情之歌为主体的内容则多与《诗序》之美刺不相吻合。而这十首作品，除《陈风》中的《月出》与《泽陂》，因其所抒写的思念之情由于所思对象与性质的不确定性而难以评判之外，其余诸诗均表现了相当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诗序》与诗义基本吻合。这种情况说明，《国风》的编辑在经历了“乡乐唯欲”的声色追求之后，出现了一种向政治伦理回归的倾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上述诸诗中时代最晚的《曹风·下泉》产生于公元前510年前后，其时为鲁昭公三十二年，孔子四十二岁。因此，我们不能不把这些诗歌被编入诗文本的事件与诗经学界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孔子“删诗”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讨论。 一 孔子是否删《诗》 司马迁最早提出孔子删《诗》一说之后，汉儒多笃信不疑，至唐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始对《史记》之说提出怀疑，之后异说不断，孔子是否删《诗》遂成为诗经学史上的一桩学术公案。否定孔子删《诗》的种种论述，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六个方面：第一，古诗三千不可信。第二，孔子仅说“正乐”，未说“删诗”；“正乐”与“删诗”不同。第三，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已观乐于鲁，所奏乐次已与今本《诗经》次第相去不多。第四，孔子无位于王朝，以其影响不足以删诗。第五，孔子若“删诗”，不当存“淫诗”。第六，孔子若删诗，不当删其盛、存其衰。这些说法，其实都是因为不了解《诗》文本形成的历史过程，不了解孔子时代《诗》文本存在的基本状态才产生出来的。我们知道，《诗》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与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诗乐”一体，“诗”就是以“乐”的方式存在和传播的。因此，以恢复周代礼乐制度为理想的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学术精神，把整理《诗》的行为称之为“正乐”，正表达了他对周代礼乐精神的坚持与守望[1]。 除了通过反驳前人的质疑来论证孔子删《诗》一说的真实性之外，“诗三百”这一名称的特殊性也能为孔子删《诗》一说的成立提供支持。在先秦典籍当中，人们在指称诗文本时，最习惯使用的称名方式是《诗》，除此之外，还有直接称其类名，如《大雅》、《周颂》或直引篇名的。但是，在《论语》所载孔子的言语中，却出现了两次称《诗》为“诗三百”的情况：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2]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3] 《礼记·礼器》中也出现过一例相似的用例：“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 [4]这些材料中的“诗三百”，前人多读为“《诗》三百”，释之为“《诗经》三百篇”。不可否认，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理解《子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这句话时。但是，仔细分析这三条材料，其中“诗三百”却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的叙述中，“三百”明显是作为一个表现数量之多的定语出现的，作为一个虚指《诗》之篇数的概念，这里的“诵诗三百”，实际上表达的是“诵《诗》很多篇”的意思，因此后文才有“虽多，亦奚以为”的反问。而孔子以“思无邪”来评价的“诗三百”以及与“一献”、“大飨”、“大旅”之礼相对而言的“诗三百”，则更适合被作为一个完整的专用名称来看待。从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一句评价来看，这个“诗三百”，很可能就是孔子自己修订的、与当时通称为《诗》的“先王之书”略有区别的诗文本。由此而言，“诗三百”这一名称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聘问歌咏仍然盛行的鲁襄公、昭公时代，它只是一个虚指《诗》之篇数的概念，《论语·子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的叙述即发生在这一时期。至孔子删定《诗》文本之后，“诗三百”一名，经孔子“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使用与评价之后，始具有了特指孔子所定《诗》文本的意义。 检索古籍可以发现，先秦史籍中提及“诗三百”的，除了上述三条材料之外，还有《墨子·公孟》。其文云：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 [5] 综观《墨子》全书可知，《诗》、《书》也是墨子所推崇的“先王之典”，曾被多次正面地称引[6]。可是，他为什么对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行为要进行激烈地批评呢？这除了与墨家一贯反对儒者“繁饰礼乐”的思想有关之外，儒家诵弦歌舞的“诗三百”与墨子所推崇的《诗》并不相同，应当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墨子》对待《诗》与《诗三百》的不同态度，为《诗三百》是经过孔子删定的《诗》提供了旁证。
内容摘要：无论立足于孔子时代《诗》传播的基本状况，还是从孔子一生的主要经历出发，删《诗》行为都只能发生在礼乐制度彻底崩坏的孔子晚年，即《论语》所言“自卫反鲁”之后。其中翟相君《孔子删诗辨》一文[7]，直接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的记述，将这一时间确定在鲁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岁时。徐正英《孔子的“删诗”活动不会在四十六岁之后》[8]，则以孔子晚年聘问歌咏之风早已消歇，且“删诗”与“正乐”无关为由，提出孔子的删诗活动一定发生在鲁定公四年，即孔子四十六岁之前。[15]《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十七岁适周问礼，《史记索引》云：“《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耼。
关键词：孔子;诗三;论语;诗歌;中华书局;诗经;之歌;正乐;诸侯;删诗 作者简介： 二 孔子删《诗》的时间 确认孔子删《诗》一事的真实性之后，孔子删《诗》发生的时间随之成为问题。历史上赞成孔子删《诗》的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持早期说，即认为孔子删《诗》活动发生在其前周游列国之前。其中翟相君《孔子删诗辨》一文 [7]，直接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的记述，将这一时间确定在鲁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岁时；徐正英《孔子的“删诗”活动不会在四十六岁之后》[8]，则以孔子晚年聘问歌咏之风早已消歇，且“删诗”与“正乐”无关为由，提出孔子的删诗活动一定发生在鲁定公四年，即孔子四十六岁之前。与“早期说”相对应的第二种看法，就是依据《论语·子罕》孔子的自述之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把删《诗》的时间确定在孔子晚年反鲁之后。 实际上，被翟相君《孔子删诗辨》引以为据的《史记·孔子世家》之文，梁玉绳《史记志疑》早就提出过怀疑：“时为定公五年，恐未曾修《诗》、《书》、《礼》、《乐》也，疑衍。”[9]蒋伯潜《诸子通考·诸子人物考》则云：“此但言孔子不仕，隐居讲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耳。唯既未尝仕，便不当云‘退’。当删‘退而’二字。” [10]那么，孔子究竟是在什么时期完成删《诗》这项工作的呢？要考察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时代《诗》文本的流传情况，再结合孔子一生的经历来确定删《诗》行为最可能发生的时间。 首先来看孔子时代《诗》的流传情况。春秋时代最负盛名的文化活动，无疑是风行于各诸侯国的聘问歌咏、赋诗言志。而这一活动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就是有一个公众普遍接受和认可的《诗》本存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曾经详细记载过吴季札聘鲁时请观“周乐”的情况：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为之歌《王》……为之歌《郑》……为之歌《齐》……为之歌《豳》……为之歌《秦》……为之歌《魏》……为之歌《唐》……为之歌《陈》……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 [11] 因为周公的缘故，鲁国一直享有以天子礼乐祭祀周公的特权。至春秋中后期，在周王室因王位之争而动荡不安之际，“周乐”得以在与周王室关系最为亲密的鲁国保存下来。根据《左传》的记载来看，其时鲁国所存的“周乐”体系（即音乐形态的“诗”），十五国风、小雅、大雅、颂的结构已与今本《诗经》相去不远。这一结构的《诗》文本，是春秋中前期齐桓公“尊王攘夷”所带来的周礼复兴的产物。在此之前，人们引以为据的《诗》，则是东周初年平王恢复周礼、重修礼乐的成果。这两种《诗》在结构上最显著的区别，就是《颂》是否被纳入《诗》中。《左传》所载“周乐”形态的《诗》，以风、雅、颂合集为主要特征；而形成于东周初年周平王时代的《诗》文本，则只是风、雅合集的《诗》，《颂》仍然是以独立的形式流传的 [12]。从传播的角度而言，在“《左传》周乐”版的《诗》流传之初，这两种形态的《诗》必然在一定的时间段落中发生交集。尤其是传播方式单一、传播途径很不发达，而且周王室已没有足够的权威做到“令行禁止”的春秋中期。《国语》、《左传》的相关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国语·晋语四》：“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公孙固言于襄公曰：‘……树于有礼必有艾。《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降，有礼之谓也。君其图之。’襄公从之，赠以马二十乘。公子过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在《周颂》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谓亲有天矣。’”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