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宋代美学/唐韵/宋调
【作者简介】潘立勇(1956-)，男，浙江慈溪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美学、休闲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审美哲学、休闲学、宋明理学与美学方面的研究 一 引言王国维曾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美学亦如此。在理论形态上，相对而言，汉代美学较为拙实，魏晋美学较为空灵，唐代美学较为感性张扬，宋代美学则较为理性潜沉。总体而言，宋代美学一方面在理学本体思辨的影响下，对艺术和美学的本体论问题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思考，对艺术和审美的伦理功能也作了前所未有的强化，高扬了审美的主体品格和人生境界，“理气”、“文道”、“性情”、“胸次”、“气象”、“涵咏”、“自得”等哲学、伦理学范畴被融入美学构架深层，“文道合一”成了理学家美学的立论之本；而宋代文人治政的背景，使宦学一体的政治士人对艺术和审美的致用治政功能也作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礼教治政”、“文为世用”成了政治家美学一以贯之的追求。另一方面，在唐代美学的基础上，借助禅宗思辨和意趣，宋代美学更加深入地考察了审美意识的特征，特别是突出了审美意识有别于一般理智认识的独特性，对“以禅喻诗”、“别材别趣”的崇尚将前人的“妙悟”、“兴趣”、“韵”、“味”等范畴提升到空灵蕴藉、透彻玲珑的境界；而道家生存智慧的启悟和体验，使宋代文人在“性命自得”、“得之自然”信念的支撑下，有了更加“风行水上”、“行云流水”、“随物赋形”的表达，“平然”、“自然”的境界成为宋代审美与艺术的最高追求。与此同时，在士大夫审美趣味世俗化、生活化的背景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美学精神凸显休闲旨趣，追求一种平淡天然的“逸”的境界、一种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闲”的趣味、一种在入仕与出尘之间无可无不可的“适”“隐”的态度，美学更深地融入了生活，表现了休闲的旨趣和境界。
二 宋学对美学的影响
以史学、理学为核心的宋学①对宋代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着重表现为人文追求的执著、本体思考的自觉、主体意识的凸显、议论风格的流行、史学精神的融贯、忧患意识的深沉。
理学对宋代美学理论品格的影响最为深刻与直接，对美学的思维促进和理论建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原先中国美学在吉光片羽式的表达中有了哲学的基础乃至体系，这是理学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思维的重要贡献。理学引导的宋代士人主体意识、本体意识及道德意识的自觉，对宋代美学在艺术和审美的本体论透析和建构，及审美社会功能的强化、人生境界的追求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理学通过对佛、道辩证的扬弃与融合，使自身发展成为细密严谨的思辨理论体系，其理性的思维深刻影响着包括美学在内的各个领域。这正是宋代美学发展在理论建构上的主导性因素，它对士人的审美思维方式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使文人士大夫的观照视角不再仅仅局限于现象界，而是自觉地对理性的、形而上的世界进行追索，从而促进了宋代美学理性精神的空前高涨。宋代理学美学对审美和艺术本体论的建构、宋代审美与艺术领域对理趣的普遍追求、宋代美学文库中语录体诗话、文论、画论的勃兴，即是其重要的标志。在审美哲学层面，形成了“理-气-象”的本体论结构，“理”(含“心”、“性”等)为本体，“气”为实性，“象”为显现。这种结构的精致，为前代所未见，是理学思辨转向深沉的产物，比之前代的“文道”、“文质”、“言意”等概念更具哲理性。
由于宋代理学追究形而上的“理”，而这“理”又是先天预设而无法验证的，因此理学家在求理方法上吸收了释、道的向心内求、内向反省的方法，注重内在修持和自我参悟。与此相应，宋代美学不再以摹拟客观审美对象、再现现实为第一要务，而是重涵泳玩味、体认了悟，把外界事物看作是自己主观心境的传达形式，看作是表达内心情感，抒发胸中意气，张扬个性品质的中介。因而宋代美学不再注重形似，而主“韵”、尚“意”、重“气象”，追求以神造形、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在表达对象和审美创造关注点上，宋人固然也描山写水，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向人生世界，表达人生境界。“性情”、“胸次”、“气象”等与人生境象直接相关的范畴，更多地进入宋代美学家法眼，“圣贤气象”成为宋人普遍崇尚乃至是最高的人生境界。
宋代美学普遍追求“理趣”，诗画书法皆然。在艺术表现中，宋诗尤以“理趣”见长，如钱钟书所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代“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历来为批评家所诟病，然而我们今天应公允地评价，这是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重要特色，各有千秋。宋诗中如程颢《春日》“万物静观皆自得”，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处”，苏轼《饮湖上初晴雨后》“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名句，均表现了融审美本体情感与宇宙人生哲理为一体的一种透悟性意会理趣，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认为：“盖唐诗蕴藉，总觉得有一种悠悠倘恍之感，纵令意义有缺少明快者，但风韵是足供玩味的。然宋诗过于通筋露骨，受浅露之诽，即以此也。”然而他接着说：“唐诗犹如管弦之乐，在断想的调和上多少有其妙味；宋诗宛如独奏之曲，在思想贯通上有其快味。而前者典丽婉曲，后者素朴直截，这是时代思潮所使然，趣味是有差异的，而不一定能分别甲乙。总之，其在诗学上是不同的两派。”[1]是为公允之论。缪钺先生则如是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诗词散论·论宋诗》)这种着眼于美学风格的论述，揭示了唐宋诗内在本质的差异。相对而言，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它是宋人对生活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
内容摘要：宋代社会的转型、理论思维的成熟、主体性情的凸显、市民阶层的兴起、人本需求的张扬、士人心态的世俗化，导致宋元境界与汉唐气象有很大不同。与汉唐美学相比，宋代美学一方面走向理性，走向成熟；另一方面走向生活、走向休闲。
关键词：美学;审美;士人;理学;艺术;休闲;生活;境界;宋人;宋诗 作者简介：诚然，“理趣”一词最早多见于佛教典籍，原意是指佛法修证过程中所体悟到的义理旨趣。所以有人说，宋代“理趣”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2]此说固有道理，禅机的悟趣及禅理的语录点拨式表达，确实对宋代士人的审美体悟和理论表达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禅理之“理”与宋人崇尚的理趣之“理”尚有很大差别。前者拒绝理性，后者则渗透着理性。而理学作为三教合一的更深层次的理论形态，一方面吸取和蕴涵了佛门的思辨，另一方面则凸显了与佛门禅机迥别的理性精神，后者显然对宋人的形上追求和理性精神影响更为深刻和直接。相应地，“理趣”被移用到诗学批评乃至整个美学批评领域，用来指作品中呈现的一种融审美本体情感与宇宙人生哲理为一体的透悟性意趣，着实是与理学的影响直接相关的。从反向来说，“理趣”之“理”，离不开哲理，乃与“才学”、“议论”相关，这正是理学的特长。而“以禅喻诗”的代表人物严羽则旗帜鲜明地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主张“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强调诗歌表现“不着理路，不落言筌”，这可说明“禅趣”与“理趣”之趣并不对应，更不重合。从正向来说，宋代“理趣”的理论表述，集中体现在词论、画论尤其是诗话之中，虽然这些语录体的流行也受佛门“公案”语体影响，但理学家运用语录体更为广泛，尤以《朱子语类》为其集大成者，其在理思上的影响更为深刻，在形式上的作用力也更大。作为诗话的集大成和最高成就者，严羽及其《沧浪诗话》因突出地主张“以禅喻诗”、“别材别趣”著名，其旨趣固然与禅趣最为相通，但其深层的理论追求和具体的现象品评却受朱熹及其《语类》的影响(如对陶渊明的见解，对“气象”的崇尚等等)。悦禅如严羽尚且如此，更可想象其他诗作、诗论、诗话被理学旨趣浸染的影响。
宋代史学突出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现实精神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它对宋代美学的影响是：宋代美学比之唐代更关注现实的民生和民族问题，使其带上一种深沉苍凉的基调。宋代的民族危机、社会巨变，都促使士人更加关注现实生存。政治家固然力图使审美与艺术能现实地为世所用，道学家、文学家也异曲同工地关注审美与艺术的社会人生功能，因此，理学家、古文家和政治家均有“文以致用”的美学思想。然而他们的致用取向实有很大的差异：道学家所重在道，古文家所重在文，而政治家文道并重，所重在政，并以用为目标。道学家以文明心见性，致伦理道德之用；古文家着眼于文章本身，以关心现实生活来充实文章的内容，目的是提高文章的思想性，使其能存而不朽；而政治家旨在以文章发挥经世治政之用，切实地影响现时的政治。作为宋代有代表性的美学观，“致用”或“事功”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家身上。在北宋有范仲淹、司马光，尤其是王安石的“致用”美学观，南宋则有叶适、陈亮的“事功”美学观。
受此影响，政治情结、爱国情怀、民生关切、道德境界、人生意趣成为宋代文学突出的主题，忧患意识、悲凉情绪成为宋代文学抹之不去的基调。在理论思潮中，宋代屡次出现的“复古”与“革新”之风，均与史学精神相关。士人“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陈仁政之大经，或则斥功利之末术，或则扬贤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天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铭、解说之类，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孙复《答张洞书》)，“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田锡《贻陈季和书》)，鉴古论今、以史喻今成为常见的时评。时政之论，忧世之作，构成宋代美学领域释放史学精神和情怀的沉郁顿挫的交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