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古埃及阿通神教和中土的九黎乱德均是宗教史上的昙花，都表现为祭祀个体直接与神灵沟通的开放性，但阿通神教兼有宗教意识超前和政治理念滞后的矛盾属性，而九黎乱德则具有政治的进步性与宗教意识的滞后性，因此二者对后世宗教产生了反向影响。古埃及神话的超前性和中国古代神话的滞后性，从借助外力而起死回生神话的生成时段可见一斑。中国古代早期神话也有先民对转生、来世的设想，把这类神话与奥斯里斯神话加以对比，也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中国古代早期变形、转生神话，在具体细节上与奥斯里斯神话存在众多差异。相关文章奥斯里斯神话与《

《焦氏易林》象征和《诗经》比、兴运用的物象，具体可感，委婉含蓄，象征与比、兴借助于物象而相通。《焦氏易林》(以下简称《易林》)是产生于汉代的一部易学著作，它的象征手法已经有不少学人相继进行过探讨，但是《易林》的象征手法和《诗经》比、兴艺术的同与异，却少有论述。一、具体可感和委婉含蓄的叠加：《诗经》比、兴与《易林》象征的融通比、兴是《诗》的表现艺术，“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也。《易林》爻辞具有诗性特征，《易林》的象征与比、兴相融通，这在《易林》引《诗经》原文及篇目的分布中也可

就我们中国而言，各行各业、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经典，儒道名法、文史医卜、农林牧渔乃至种花莳草、饮食品茗、从艺习武、营造建筑、风水堪舆，全都有本门本行的经典。改革开放到了今天，物质生产水平颇有提高，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修养亟须提升，这是有关提升国家软实力、有关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的大事，经典和传统文化在其中是应该有所作为的。第二个感想是经典的传承靠教育，靠每个人从我做起，特别是靠负有教育职责的人，如教师、公务员、各级官员、国家领导人的言行示范。在我看来经典就是这样，它产生于往昔，但有的内容至今仍有活力仍有价值仍有

内容提要：多数学者都将“以诗取士”与唐诗繁荣关系的讨论限定在唐代进士试诗赋的范围内，文章通过梳理汉代以来的材料，试图勾画出中古以来取士制度“文学—文章—诗赋”的一个渐变过程，从而证明文学繁荣影响取士制度由来已久。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按：举子将自己的诗赋文章献纳于文宗显贵以求延誉的行为)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建安以后文学创作逐渐步入自觉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文学

在这类争论中，儒家向来是传统价值的捍卫者，从有周一代的原始儒家，到后世种种的新儒家，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复归传统的努力，几乎都离不开儒家士人的主导。由此，与种种“西学”相对峙的中学、国学或道统的复兴，也就集中于儒学的复兴，并进而更具体化为一个时代经学的繁荣及对经典价值的重新认知和发现。一方面，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者，因为痛感中国“百事不如人”而否定本土经典的价值，以至于“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畿辅制度与当地的地方文化相结合，一方面地方文化给畿辅制度带来众多的个性与特色，另外一方面畿辅制度也为处于畿辅地区的文化带来诸多具有统一性的、共性的特色，这种制度文化与地方文化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交融的特色。四)文化的传承性畿辅文化就其本质是中国特有的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的融和而形成的一种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体系。综上所述，畿辅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传承几千年而不绝，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几千年一脉相传的畿辅文化，畿辅文化就其本质是中国特有的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相融和而形成的一种文化

孔子实际上是以“作者功能”的形式被征用和整合进不同的话语实践之中，为不同的话语意图服务，而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具体的修辞策略来加以论析。二、从“作者”到“听众”：“孔子作《春秋》”说的修辞面向尽管经学诠释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以符号构成的文本体系，但其本身的发生却是处于特定情境中的话语实践。因此，尽管孟子之言是“孔子作《春秋》”说的源头线索，但当我们回到文献语境本身，就不难见出，孟子并非意在揭示孔子与《春秋》的关联，而在于从“圣人”与“壮举”两个方面对孔子进行塑形：一方面将孔子与大禹、周公并列，使其具备神圣地位。

中国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也必须要走这样一条推陈出新的道路，以积极自信的态度，敞开胸襟、拓宽视野，广泛汲取和传承中外文学传统中的精华，形成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建构起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以此指导中国文学的研究。这里，我们想换一个角度，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经典，来谈传统，进而讨论文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问题，这对当下文学经典的创造或许具有启示意义。文学研究者要有这种历史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要努力发掘、深入提炼中国文学经典作品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文学命题和理论内涵，努

设若没有“中国文学”，我们何来“中国文学”的历史意识?何来“中国文学”的理论自觉和“中国文学”的批评自觉?1904年，北京大学林传甲和东吴大学黄人相继编写出中国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虽不能说就是梁氏“中国文学”概念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中国文学”自觉。这种以汉语文学为主体，然后拼接上其他民族文学的做法，实质上还是我们内在意识中古老的“夷/夏”之辨的借尸还魂，因为既然是“中国文学”，我们就应该在“中国”这个框架内处理各民族、各区域文学，而不是在民族学的层面刻意制造出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分流。

受唐代以来文学高度发展以及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影响，诗文创作技艺的传授是南唐私人讲学的重要内容。书院(堂)大规模的诗文教育，为文学创作生成了庞大的后备力量，是南唐文学繁荣的重要因素。据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考订，唐代有书院(堂)七所，分别为桂岩书院、景星书院、李渤书堂、飞麟学塾、登东书院、东佳书堂、皇竂书院[16](P28)，大部分至南唐仍存。尽管南唐书院(堂)也是私学中的一种，但它与私人讲学又有明显的不同：一、书院(堂)教育产生的前提是民间具备聚书、藏书条件，而“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

【内容提要】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在《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对于《桃花扇》在“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和“寄托之遥深”三个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桃花扇》接受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一窥他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面貌。一、梁启超接受、研究《桃花扇》的社会背景和缘起古来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为何会进入梁启超的视野并得到重视，这既和梁氏个人的学术兴趣、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有关，又和《桃花扇》本身的特点

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二、文学文本的生成及其学术特征文学文本也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两个方面的特征。文学文本具有不断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过程，预示着文学研究的出路，主要在于通过揭示文学文本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原因、历程，总结文学文本形成与衍化的基本规律，方法可以是“文献呈现”，也可以是“理论阐释”，但无疑都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如果说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文本的自我完善、自圆其说相对应，文

内容提要：文章在对“鱼鸟对举”意象做文献学梳理的基础上，分析由“鱼鸟对举”意象衍生出的“比目鱼”意象的起源和意义，揭示了促使魏晋时期上层文人在诗歌中启用“比目鱼”意象的动因。二、先秦两汉文献中“鱼鸟对举”意象的塑造在《诗经》中出现“鱼鸟对举”意象的诗歌还有《小雅·鹤鸣》、《小雅·四月》、《大雅·旱麓》和《大雅·灵台》四篇，其中所涉诗句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由于比目鱼在四方异气的神兽中是唯一真实存在的动物，但是它属于长江下游以及东海一带的特产，在东汉到东晋这一时期，运用“比目鱼”这一意象创作的诗人多在长

本文旨在理清这一批人围绕小说而形成的交游情况及其对于小说的影响。此次聚会后，新小说派成员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小言， 1906年新小说社将它们全部结集出版，命题为“小说丛话”。几个月后，这位友人删改完善了译本，并且写了一篇小序，在序言中，将小说比作国民的影子，认为通过小说可以了解一国的大体面貌，他并且相信如果能将世界各国小说全部译成中文，那么一定能启蒙中国的大众。此后黄小配兄弟所办广州《粤东小说林》、《广东白话报》、香港《绘图中外小说林》又陆续登载了王亚斧的一些小说。③《小说丛话》，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初

梁末文学的反思特征，可看成是梁末文化转型的表征，而梁末文化的转型则可看作是唐代文化到来前的曙光。基于此，本文综合诗文，分析梁末文学创作转变的整体风貌，同时借以反思宫体文学，兼及梁末文化转型的意义。江陵陷落之前，这里汇聚了大批梁末文化精英，成为梁室中兴的希望所在，陷落之后，“阖城长幼，被虏入关”[4](卷四八《萧詧传》， P860)，使得梁末文人在侯景之乱后再遭沉重打击，梁室中兴之梦也就此破灭。一)为宫体文学提供借鉴，成为反思宫体文学的素材宫体文学是以萧纲为首的梁代作家对文学发展的积极探索，但其结果却是消极

元稹(779-831年)是唐代著名文学家。他一生仕途坎坷，曾屡遭贬谪，但济世救民的心愿从来不曾改变。命运的坎坷浮沉不仅丰富了其创作素材，而且还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他早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中晚年逐步转变为以佛教思想来为人处世。他的佛教思想在他很多佛教题材的诗歌作品之中都有表现。本文现简要介绍其生平及其佛教思想。

第一部分介绍了荷兰职业外交家、国际著名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系列公案小说中以汉源县为背景的四部小说作品：《湖滨案》《朝云观》《断指记》《莲池蛙声》。第二部分详细考证了狄仁杰之时的汉源县在今西和县境内，讨论了唐代汉源县与汉水的关系，并指出高罗佩所写唐代汉源县应是同西和有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高罗佩接触到中国通俗小说， 1940年他在日本偶然得到一本《武则天四大奇案》，将其中的前30回译为英文①，以《狄公案》为名1949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第一，秦人东移后，对发源于西和县南部的漾水同汉水(今西汉水)的关系

摘要：唐代私学的兴盛，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其科场文化背景，对诗歌的影响既体现在诗学观的建构上，也反映于文人生存方式、创作祈向等方面。受科考以文取士的影响，唐人的家训蒙学更注重诗赋教育，而文学实践的家族化倾向，则展现了弦诵风雅的世家风范。文人隐读修业，多功利色彩，但创作上奉贾岛为宗，走苦吟一路，诗风清丽冷峻，多有山林禅悦之气，对宋初晚唐体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三至九世纪私学的发展嬗变与文学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1CZW03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并非一种主客二分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主张放弃个人思想和知识，顺其自然，随物而游，这是主客二分之前的物我之本性，也是二者共同的自由。

"文章即诗歌"作为唐代流行的基本的文学观念,是唐代文学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随着唐人倡导的"古文(古文章)运动"在北宋取得决定性胜利,复古的理想变为现实, "文章"的"首席之座"最终让与"古文", "文章即诗歌"的文学观念从此作古。

【摘要】研究和鉴赏屈辞,必定会接触到作品中诸多瑰丽绚烂的地理名称,这些地名既充满着神秘玄幻的神话风格,同时也显现出某种不同于楚国本土与中原的异域文化特性。本文通过考察屈原出使齐国的政治经历,探寻同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之隆盛与邹衍"大九州"世界地理学说的盛行,将屈辞世界性地理知识视野与邹衍"大九州"学说建立起看似遥远而实则切近的内在关联,对理解屈辞、还原屈辞本义或有启发。

王士禛《秋柳》诗四首的主旨，后人的解释不外于“主吊明”和“主寄怀美人”二说，究无确据。王士禛少年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家庭屡更丧乱，八岁遭“壬午之难”，十岁历“甲申之变”，亲眼目睹多位亲人殉国罹难，血腥惨烈的场面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性记忆，构成了他睹物兴情的心理基调，致使他在《秋柳》诗中浸润了浓厚的丧亡、世变感。因此，说《秋柳》诗立意在“吊明亡”或“寄刺南渡之亡”，都不符合王士禛的真实心态。三、《秋柳》诗作的当下情境再看王士禛作《秋柳》诗时的当下情境。11)王士禛编校之《陇首集》于汪琬《侍御王公传》前有

本文追溯了近代同光体诗派与有清一代桐城诗派的渊源与联系。以姚鼐为中心，梳理了桐城诗派的起源与理论核心，向前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与乾隆时期的姚范，而姚鼐论诗最大的特点是熔铸唐宋，以文论诗。曾国藩是桐城派与宋诗派联系的一个重要关节，而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思想开明，与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范当世一辈以及桐城派殿军姚永概等人的创作，则可证在晚清民国文化转型的易代之际，同光派与桐城诗派所要面对的相同文化运命，他们实属同一阵营。

文献记载与传世文本显示：唐代进士试策具有“体—级”关系：总体的“时务策五道”与分体的时务策、商略策、征事策形成“三体二级”的基本结构。实际上唐代进士科自始至终都是试“时务策五道”，而且“五道”也是唐代进士科一次(场)试策的最高道数，这就是说进士科所试之策全部是“时务策”。由于唐初取士各科只有进士科试时务策，因此这里关于“时务”的解释应是就进士科所试时务策而言的。于是便形成这样的情况：进士所试五道策，在保证其主体(如三道)为典型时务策的前提下，其余部分不论与“时务”的关系是否密切，都不妨(总体上)称其为“时

词乐分离后，明清学者通过对前人作品的归纳总结，对暗韵、叠韵、换韵、通叶等进行规范，纠正了“按韵断句”的不合理之处，形成了“按律断句”标准。近代以来，由于“按词意断句”及新式标点符号的采用，词的断句更趋随意和混乱，甚至出现了词体曲赋化、散文化现象。为维护词体的独立与历史统一，当前词的断句仍应恪守词律，并严格规范词的断句与标点。一、词律与词籍中常见的断句错误作为一种音乐文学，词的断句不仅受文意影响，还受乐曲、节拍、歌法和传播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近代以来，词意成了影响断句的重要因素，“按词意断句”与“按词律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