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进士科为最重要的常科,试策为其最重要的试项和文体,然其"内容体制"过去很少受到注意。文献记载与传世文本显示:唐代进士试策具有"体一级"关系:总体的"时务策五道"与分体的时务策、商略策、征事策形成"三体二级"的基本结构.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规划项目研究成果作者：陈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追本溯源可以发现，中国历史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对图像重视与运用的传统，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华文化中的图像传统。在文学方面，夏商周秦汉时期，所谓的“图书”实际包括了“图像”与“文字”两部分，如《山海经》。后世出现的故事画与题画诗，也是文学传统与图像传统成功结合的典范。在政治方面，图像的传统普遍存在于历代宫殿、祠庙、官署等体现权力等级的建筑之中。从功能上看，图像不仅可替代文字，它还发挥着解释文字、阐发文字的作用，担负着普及文化、宣传教化的使命。综合考察，不难发现图像传统在文字、历史、文学、政治诸方面都有着持久而广泛的

内容提要：唐末诗人与诗论家司空图推重王维诗歌，其有关意见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司空图以“韵味”论诗，改变了盛唐、中唐诗论以“境”、“象”论诗的理论侧重，弱化了对物象做天真自然表现的理论追求，强化了诗人主观体验对诗歌意境形成的意义，反映了晚唐诗歌重人工、尚锻炼的诗风变化。一、“澄澹”与“精致”：司空图解读王维的侧重及其局限《与李生论诗书》与《与王驾评诗[书]》集中表达了司空图对诗歌的看法，其中都提到王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二、“韵味论”的新意：司空图解读王维的理论基础司空图用“澄澹”与“精致”来理解王

在太宗、真宗诱导下,学士们开始创作出风格清雅、意境阔大的应制词,随后主动引唐人诗材诗法入词,创立新词体,将多种风格内容引入小词之中,悄然扭转了晚唐以来词创作的方向。由于具有传播新王朝政治文化功能,又符合各种文学互渗发展的时代思潮,宋初三朝学士词创作,对后来词人的创作乃至处世作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内容提要：苏辙是宋代诗人中最早发现和推尊储光羲者。苏辙对储光羲的发现与推尊有着个人和历史的必然性，既出于“理解之同情”，又与北宋中期尊陶崇杜的诗学思潮相呼应，蕴含了苏辙对宋诗发展走向的独特思考，对宋调的确立具有一定的导向和示范作用。由于与储光羲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苏辙很自然地与储光羲产生频率共振，将其视为异代知音，在宋人中率先发现了储光羲，并将其诗作树立成一种诗学标杆和艺术典范。朱刚曾经指出苏辙抬出储光羲意在过渡到学习陶渊明，“可见储光羲诗在苏辙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此意义在《栾城遗言》中有明确的表述：‘唐

六朝以降，朝廷诏令文书率用骈体。唐贞元、元和年间，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大张旗鼓地进行，而制诰文的阵地仍然被骈文牢牢占据。在此期间，身为古文运动领袖的他，所撰制诰仍为骈体。长庆末年，元稹自编文稿，作《制诰序》，以极为简练的笔墨，对此次改革的理论加以总结：制诰本于《书》，《书》之诰命训誓，皆一时之约束也。第一，高举宗经复古的旗帜，以《尚书》直至秦汉的制诰为典范，内容上提倡切实致用，反对空泛无物。所以，元稹的制诰改革并非绝对反对骈体，而是反对骈体带来的内容。贞元、元和年间的进士科考试改革，是受当时儒学复

摘要：《花笺记》在明末清初的广东一带,曾是独领风骚的民间文学唱本,这本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木鱼书,却是"维多利亚时代"来临前夕,以中国式"史诗"率先走出国门的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汤姆斯英译的Chinese Courtship是该作环游欧洲的启航之作。但在中国诗歌阙如的文化背景下,汤姆斯的坚持与努力,却为中国诗歌的海外译介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来华西士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海外传播”(12CZW046)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王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摘要：民国九年以徐致章为发起人的白雪词社成立于江苏宜兴，该社仍沿袭传统文人结社的方式，社集有《乐府补题后集甲编》和《乐府补题后集乙编》。白雪词社成员与王国维、朱祖谋、沈曾植等避居上海、天津、青岛等租界的遗老稍有不同，表现出民初文化遗民的复杂心态。文化遗民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人结社与晚清民国文学的历史转换”（项目编号：13CZW061）、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文人结社与晚清民国文人心态”（项目编号：13B011）、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民国词集序跋文献整理与。

内容提要：王维具有多种身份角色和多个思想及艺术的层面，对此进行调谐与整合的主要是一种玄佛结合的人生哲学。王维诗歌中表达了丰富的自然及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玄学主题，并且常常与佛禅哲学结合。王维的艺术境界也体现了与上述思想对应的多种层次。关于王维早年政治愿望和王维早年诗歌反映现实的问题，前辈学者如陈贻焮先生、入谷仙介先生等人已经做过比较深入的分析。承续着鲍照及齐梁文人的题材传统，王维诗歌中男女之情、征夫思妇、游侠、从军多种传统主题，如《洛阳女儿行》《少年行》《老将行》《陇头吟》等作品，并非单纯的仿古，而是寄托着王

由于大部分时间错误出自人物对话,所以破解《儒林外史》的叙述时间之谜,为我们理解《儒林外史》的叙述形态特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吴敬梓在一个开放性的写作过程中,将取自当代笔记琐闻和个人阅历的各类素材编织成篇,渐次展现与时推移的多重视角和多声部混杂的叙述形态。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小说叙述,切入当代文人的传闻网络(包括口头和书写的轶事传言),并为这个网络提供了一个文学镜像。

明人辑本以钞本或刊本形式流布，并形成两个系统：一为二卷本《支遁集》，以都穆藏明钞本为早，稍后有杨仪七桧山房嘉靖乙未钞本，杨钞本为其后明代诸钞本和清代诸刻本的祖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汉魏六朝别集类·支道林集一卷》云：“晋释支遁撰，明嘉靖十九年皇甫涍刻本。简言之，宋时业已散亡的《支遁集》，至明代复被辑佚，以钞本或刊本形式流布，并形成两个系统：一为二卷本《支遁集》，以都穆藏明钞本为早，稍后有杨仪七桧山房嘉靖乙未钞本、叶弈钞本、叶石君钞本、冯己苍钞本、毛扆汲古阁钞本。25)《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

内容提要：20世纪海内外有关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总量为34818项，海外的研究成果占三分之一。从宏观研究与个体作家研究的分布来看，是以个体作家研究为主、宏观研究为辅。一、成果总量的地域分布20世纪海内外有关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总量为34818项(一篇论文、一部著作、一个选本等均作1项统计)，其中国内的研究成果为23404项，占成果总量的67%，海外(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欧美、日本、韩国等)的研究成果为11414项，占成果总量的33%，详表1。白居易最受日本学者的青睐，成果量高居榜首，白居易一人的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杨万里的写景咏物诗占了其现存诗歌很大比例，他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开拓了写景咏物诗的新境界，对后世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主要艺术开拓表现为：用诗化心态体物察人，用细腻笔触写景咏物，用组接艺术创造意境，用通俗语言抒发情感。关键词：杨万里/写景咏物诗/艺术开拓作者简介：何建良，井冈山大学，江西吉安343009何建良。一、用诗化心态体物察人杨万里的写景咏物诗占了其现存诗歌很大比例。诗人不但使用口语中的“侬、渠”等入诗，还把其他诗人摒弃的方言融入诗歌，增强诗歌的活力，如“莫欺山堠子，知我入江东”(《四月四日

在魏晋玄学的发展与勃兴过程中，竹林七贤以他们的创作、言论和行为形象而生动地诠释了魏晋玄学的精髓和意蕴。由于竹林七贤的积极参与和刻意张扬，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广泛影响，魏晋玄学在开始阶段就表现得极富声色，而魏晋玄学的流行与勃兴更是得力于竹林七贤的推波助澜。一、竹林七贤的玄学活动以年齿而论，竹林七贤与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属于同一时代人。嵇康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其玄学活动主要发生在移居山阳之后。二、竹林七贤的玄学思想自汤用彤先生把“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的魏晋思想称为“魏晋玄学”。三、竹林七贤对魏晋

而从宋代以降诗歌发生、发展实际中提炼出的“情境诗学”，强调心灵史和生活史的层面，使近世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在具体的人生情境之中被重新赋予了意义。“情境诗学”不仅可以指向近世诗歌，也可以成为理解历代非经典诗歌的有效路径。二、近世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中国古典诗歌体式至唐大备，后世并没有产生出以往没有的新形式。他们中的部分人固然重视自己的诗人身份、诗歌使命和诗坛地位，但也有很多人并未将诗歌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神圣事业⑩，亦无意在诗歌上与前人较长计短，因此不必追求诗歌内容的崇高和艺术的

内容提要：《史记》和以往史书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作者在叙事时体现出的民间视角，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个人行为的关注，二是用民间道德评价人物事件，三是“爱奇”的民间趣味。司马迁的列传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闽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六篇，主要是记叙异方情况，此外皆记人物，人物地位又在公卿以下。这些人物情况各不相同，有些人的确在历史上书写了重重一笔，属于在重大政治事件中不可回避的人物，如《商君列传》中的商鞅、《李斯列传》中的李斯、《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等等，但更多人物并非必须留

近代小说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环节，无论是出版的技术与速度、读者的层次与规模，还是作家的多寡及其创作理念、小说地位的高低以及官方的态度，古代与现代都不可同日而语。25)《月月小说》创刊号就刊载《声明版权》，厘清版权归属：“本社所登各小说，均得有著者版权，他日印刷告全后，其版权均归上海棋盘街乐群书局所有，他人不得翻刻。24)小说林社《广告著译小说诸君》，《秘密海岛》书末附载，小说林社光绪三十一年四月版。25)《新世界小说社敬告著译新小说诸君》，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新世界小说社报》第一期。35)

因此，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中，必然会出现为数不少的反映、描写运河的作品，也必然会有因运河开凿与通航影响而产生的作品及文学现象。所以，在谈到运河时，宋代诗人有时就不再只是着眼于写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得与失，而是完全着眼于现实，就北宋运河的畅通与治理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总之，在对运河功过进行思考与评价时，唐朝前期离隋朝亡国不远，因此诗歌作品多从兴亡观上着眼，强调运河与隋朝亡国的关系，以劝诫当政者，后期则看到运河对唐朝社会的巨大价值，开始辩证地看待运河的功与过。词中所写的送别地点是在汴京都门外的运河(汴河)畔，其“

这篇旨在坚持白话文立场，批评引导文学风气的胡适言论失当、产生了不良后果的短文，因涉及林译小说由五年前的冷落到现在的热销，语带嘲讽，令林纾“颇为难受”，故与弟子张汤铭合作撰写了一篇题为《读〈益世报〉芸渠〈偶谈〉书后》的白话游戏文进行反击。对林纾以古文译小说的批评构成了第二小节，而其概述的林译小说几年间由冷落到热销的局面，最终被归结为由于胡适近来褒扬林纾古文所致。芸渠认为，那根由端在胡适不负责任的表彰：胡适之《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推崇林纾备至，谓林纾为有文学天才的人，甚至谓“古文之应用，自司马迁以后，都没有

“述而不作”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篇》，其记：“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曹魏时期经学家何晏在其《论语集解》卷四引包咸曰：“老彭，殷贤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大戴礼记·虞戴德篇》亦记孔子说：“昔商老彭及仲傀，政（指大政方针）之教大夫，官（指一般政务）之教士，技（指具体技艺）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由此可知，孔子这句话是说，对于先王旧说，只作阐述传授，不作创新，喜好并且笃信古代文化，私下里把自己比作商朝的老彭。

古典戏曲兼具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的特性，就其叙事特征而言，深受历史著作的影响。

内容提要：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一书，综合运用文本细读、文献考证和文化分析的方法，探寻《儒林外史》的文本逻辑，指出该书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从把整顿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礼”到对“礼”产生怀疑的心路历程。由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具有这种双重性，倡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很可能导致一些人以这种伦理道德规范为理据谋取各种权力和利益，于是倡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结果就走到了其初衷的反面[1]87。对沈琼枝，商伟教授通过引用程廷祚写给吴敬梓的信中对她的质疑，似乎也就将之归入到了吴敬梓质疑的行列中

2.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纳入，但未见《儒林外史》的踪影黄人著《中国文学史》(约1905年前后出版)首次将先秦古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人小说以及明人章回小说等写入文学史，对中国古代小说作了初步整理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通史著作以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版)、。初版于1949年)、

内容提要：百年现代文论界一直将“文以载道”视作一种工具论的文学观加以批判，忽略了“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文论原型”具有道的超越性、文的本体性、载的个体性、用的教化性，文以载道与文学工具论代表了文学政治学的两种不同的建构方式。文学工具论将文学视为特定政治观点与政策的反映者与推动者，强调政治指向哪里，文学就奔向哪里，文学成了服务工具。在工具论中，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只因政治需要文学来帮助实现政治目的，才请来文学，文学与政治之间只是外在的关系，而非文与道的那种本体的内在关系。把文与道的关系转换为文与人的关系，

摘要：一般认为,经典就是文本本身,但是从阅读与接受角度来看,经典应该是包括经典文本及其诠释文本的整体。就此而言,经典可分为原生层和次生层,次生层包括整理与注释文本、评点与批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