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史记》和以往史书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作者在叙事时体现出的民间视角,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个人行为的关注,二是用民间道德评价人物事件,三是“爱奇”的民间趣味。司马迁的列传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闽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六篇,主要是记叙异方情况,此外皆记人物,人物地位又在公卿以下。这些人物情况各不相同,有些人的确在历史上书写了重重一笔,属于在重大政治事件中不可回避的人物,如《商君列传》中的商鞅、《李斯列传》中的李斯、《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等等,但更多人物并非必须留入史册中,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如《刺客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
关键词:列传;人物;项羽;民间;史书;本纪;李广;匈奴;世家;程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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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史记》和以往史书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作者在叙事时体现出的民间视角,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个人行为的关注,二是用民间道德评价人物事件,三是“爱奇”的民间趣味。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和作者时代下层社会人士进入到政治决策层的社会现象密切相关。 关 键 词:《史记》/民间视角 作者简介:郭令原(1959- ),男,湖南株洲人,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论 《史记》的文学价值已被学术界共同承认,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很多问题已经探讨得很深入、很充分了。司马迁叙事的民间视角应该是造成司马迁和以往史书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也是对后来史书的写作影响最大的方面,有必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史记》对个人行为的关注 史官传统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周礼》中多处记载到史官,《春官宗伯》中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1]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2]关于诸侯的史官,《左传》就多处有记载,如宣公二年载“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此大史当是晋国史官,又襄公二十五年载“辛巳,公与大夫及莒子盟。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则此大史为齐国史官,《孟子·离娄下》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诸侯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事实上,史官不仅是天子,也是诸侯身边的重要职官,他们拥有发布政令,建立制度的职责。自古以来的史书都代表着一个政权的思想意识,《尚书》《春秋》成为重要典籍也是必然的。从传统史官的角度看,事实比人物重要,因为人的行为及其影响决定了其是否应该记入历史。现存先秦史籍的叙述中,虽有人物,但人物的意义在于其身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物是事件中的人物。如上引《左传》大史载赵盾、崔杼都因为“弑其君”这一事件。所以,传统史书作为文献档案存入庙堂,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几乎不发生关系。 《史记》被称为纪传体史书,是因为作者创造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方法,从而个人在叙事中的地位提高了。虽然,这些人物仍然是由事件支持的,但事件未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或政治教化意义。《史记》的人物写作主要反映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三部分中,这三部分中的“列传”部分可以说是司马迁的一大创造,司马迁《大宛列传》称《禹本纪》云云,《卫康公世家》又称“余读世家言”云云,则“本纪”“世家”皆古已有之,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曰:“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之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3]传者,传也,可传之后世之谓也。司马迁的列传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闽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六篇,主要是记叙异方情况,此外皆记人物,人物地位又在公卿以下。这些人物情况各不相同,有些人的确在历史上书写了重重一笔,属于在重大政治事件中不可回避的人物,如《商君列传》中的商鞅、《李斯列传》中的李斯、《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等等,但更多人物并非必须留入史册中,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李广从国家的角度说,只是一位位在二千石的将军,没有杰出的勋劳,但这却是司马迁用笔墨很多的人物。在文中作者多处表达了李广出众的才能,一是汉文帝叹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二是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三是叙述李广带兵不合常规的行为;四是善于骑射。虽然引述李广曰:“自结发与匈奴战大小七十余战”,但写到真正和敌人交战事只有两件:一是叙述李广在上郡事: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犇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虽然体现了李广的机智果敢,但只是全身而回,并且使小规模的遭遇,无关天下兴亡。 二是载元狩四年事: 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虽大力作战,却无功而返,并且这也不是改变战略格局的战斗。 是不是李广没有建功的机会呢?应该有,据本传记载至少有一次: 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史记》和以往史书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作者在叙事时体现出的民间视角,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个人行为的关注,二是用民间道德评价人物事件,三是“爱奇”的民间趣味。司马迁的列传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闽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六篇,主要是记叙异方情况,此外皆记人物,人物地位又在公卿以下。这些人物情况各不相同,有些人的确在历史上书写了重重一笔,属于在重大政治事件中不可回避的人物,如《商君列传》中的商鞅、《李斯列传》中的李斯、《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等等,但更多人物并非必须留入史册中,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如《刺客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
关键词:列传;人物;项羽;民间;史书;本纪;李广;匈奴;世家;程婴 作者简介: 还有就是随卫青追击单于,可是迷失道,不仅没有立功,反而自刭而死。作者对李广寄予了极大同情,并不是因为李广对汉王朝的贡献,而主要是他的才勇无双和能够和士大夫的甘苦与共,在民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本篇不名“李广列传”,而叫“李将军列传”,文之开篇曰:“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文中又载李将军在蓝田南山中射猎,“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喝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也’”,叙及李广自刭身亡,又曰“百姓闻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是李将军在社会中名声远播,但民间多数人并不知其真实姓名也。 《史记》列传中有一些人物在当时社会地位甚低,甚至没有社会地位,是很难单独立传的,于是司马迁依照职业等情况用分别部居,以类相从的办法,将多个人放在同一传中,如《刺客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这里仅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为例稍作论述:《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游侠列传》中朱家、郭解等,都出身低贱,所为所行皆为传统的上层社会所不许。《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专诸、郭解等人所为皆属“力”与“乱”的范畴,是孔子耻于出口的;《韩非子》也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4]司马迁则云: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 表明对侠士的尊重,从这里可以看出,列传除《游侠列传》外,还叙写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栾布、季布等人,都是突出他们的侠士精神,不过,此传更重视里巷之侠,认为他们“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故专立一传,正是因为他们身在民间,却能为社会称道的巨大影响。 在古代社会商贾是受歧视和鄙视的,《韩非子·五蠹》说: 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韩非子表达的是当时的普遍看法,虽然商工游食之民的财富令世人羡慕,却没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货殖列传》中记录了许多富倾天下的人物,并且作者解释道: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这里固然有作者对自己不幸遭遇的借题发挥,同时也指出对于财富的追求是社会中普通民众的共同心愿,所以富倾天下的人也是社会普通人向往的榜样。 本纪、世家本是记载天子、诸侯之事,但司马迁在某些方面也体现了民间视角,如《项羽本纪》《陈涉世家》。虽然说司马迁有他的标准,在《项羽本纪》中说:“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这里司马迁对项羽的功绩总结为两点:一是灭秦,二是分裂天下,但都比较勉强。从灭秦来说,当时并非项羽一支,灭秦的标志应以入关为依据,而刘邦恰恰先入关,以致项羽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劣势,这在鸿门宴一段中体现得很清楚;至于分割天下,正是项羽失败的开始,因为诸侯对于分封的不满,相互争夺,使项羽失去对形势的控制,造成刘邦趁势而起,取代了项羽。陈涉在世家和列传之间本属可上可下的人物,尽管司马迁称:“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往后将相竟亡秦,由涉首是也。”但并不为后人认同,如唐刘知几《史通》就批评说: 按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5]。 李景星《史记评议》则为《史记》辩称: 且涉虽一起即蹶,所遣之王侯将相,卒能亡秦,既不能一一为之传,又不能一概抹杀,摈而不录。即云有各纪传在,无妨带叙互见。然其事有可以隶属者,此中安置,颇觉棘手[6]。 但或许自感理由欠充分,故下文又称“惟斟酌纪传之间,将涉列为世家,将其余与涉俱起不能遍为立传之人,皆纳入涉世家中,则一时草泽英雄,皆有归属矣。”其实,《史记》中有《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皆是以同类身份者归于一传之下的做法。而《汉书》别列项羽、陈胜入传,从传统史籍的角度来说当更为合理。司马迁在列本纪和世家的时候,不免带有个人的感情,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说项羽“趁势起陇亩中”,在《陈涉世家》中介绍“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共同出身下层而能影响天下,并取得了社会的重视与尊重,这才是司马迁重视的。《史记》中还介绍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而尤其注意渲染人物早年的微寒出身,如蔺相如、韩信、陈平等等。因为平民出身的英雄往往能引起民间社会的共鸣,司马迁为他们立传,所以也受到了一般大众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