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纳入，但未见《儒林外史》的踪影黄人著《中国文学史》(约1905年前后出版)首次将先秦古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人小说以及明人章回小说等写入文学史，对中国古代小说作了初步整理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通史著作以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版)、。初版于194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学生集体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964年初版)、十三所高等院校合作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78年版)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通史著述的代表。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小说;吴敬梓;经典;编撰;红楼梦;意识形态;出版;儒林外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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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被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中，《儒林外史》经历了由缺席到出场直至经典化的过程。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中国文学史》/编撰史/《儒林外史》/经典化 作者简介：秦军荣(1973- )，女，湖北宜城人，文学博士，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小说、文学教育 “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所谓‘建构’，强调的是积累的过程，不是某个人的一次性决定。”[1]文学经典的建构有很多种方式，但是，在20世纪分科立学的历史语境中，进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中国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因为“中国文学史与历史结盟，使它拥有了科学的强大背景，通过教育，又使它成为普遍的共识和集体的记忆，正统论的辨析，使它与国家意识形态及政府权利彻底联系在一起，而一套经典及经典型阐释的确定，则使它又获得了永久的权威性和规范性”。[2]那么，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等便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鉴于中国文学通史在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力，也为了行文的便利，在此，仅以中国文学通史，即《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为考察线索和范围。 中国文学的历史最早是由外国人书写的。早在1880年，俄国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就出版了汉学家瓦·巴·瓦西里耶夫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英国人翟里斯在1901年和德国人顾鲁梅在1905年分别出版了同名著作《中国文学史》，同时，日本人也编写了几部《支那文学史》①，而后者对中国人编撰文学史产生了较大影响。国人首部文学史是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版)，林传甲在序中写到：“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大学堂章程》曰：‘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撰讲授。’按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尚有中国文学史一帙。”[3]但是，从林传甲的编著来看，并未出现小说、戏曲的身影，也没有论及《儒林外史》。基于文化心理与批评范式的差异，外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难免有隔雾看花之嫌，而国人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值得我们仔细探究。 从《中国文学史》编撰的角度看，《儒林外史》经典化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章节目录；二是《中国文学史》将《儒林外史》视为经典之作；三是《中国文学史》以较长篇幅多角度、多层次地批评、阐释《儒林外史》，赋予经典的魅力。 一、1904-1915：《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缺席 尽管中国古代有《文苑传》、《文章志》、《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志》等关于文学人物与事件、文体与作品的记载，但现代知识学意义上的文学史却是近代西学东渐的结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带来了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文学”成为大学普通的学科，中国文学教育渐趋专门化，出现了文学史、外国语文等新型知识内容。 在近代中国的新式学堂里，虽有西方新知识的介入，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旧学术的退场，“文学”仍主要是指文献或文章之学。从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关于“中国文学门”主课“文学研究法”授课内容[4](包括文字、音韵与训诂的变迁史，文学观念的变异史，作文之法，文体流变史，文学的性质与名家论，文学读法，文学各类文体释义，中西各国文法，文学与他者的关系，文学优劣论等等)的规定来看，“文学”一词仍固守与袭用了其在中国古代的原初意义，即文献或文章之学。②诚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所言：“文学者，有以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5]这种关于“文学”概念初始意义的延续构成了1915年以前编撰《中国文学史》的根本观念，并形成了以文章或文献知识为主体的知识对象。但同时，梁启超等人关于“小说”功能——“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6]的大力宣扬，悄悄修正着人们关于“文学”外延的认识，使得“体格卑下”的小说、戏曲、词亦渐渐步入中国文学历史的行列，然着墨甚少，而《儒林外史》则处于缺席状态。 以此时期的林传甲、黄人、窦警凡、王梦曾、曾毅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为例，可分为两种情况： 1.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未将小说列入，遑论《儒林外史》 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京师大学堂为“历代文章流别”课程编写的授课报告书，讲义本于1904年印行。该著共计十六篇，内容涵盖了小学、经学等古代文献典籍，未见小说、戏曲、词等俗文学。 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脱稿于1897年，1906年出版，可算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文学史)分“文学原始”、“经”、“史”、“子”、“集”五部分，基本为国学概论。没有出现小说的影迹。[7] 2.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纳入，但未见《儒林外史》的踪影 黄人著《中国文学史》(约1905年前后出版)首次将先秦古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人小说以及明人章回小说等写入文学史，对中国古代小说作了初步整理与研究，可惜止于明代。1917年，黄人在其编辑的《小说林》杂志第1卷发表《小说小话》一文，其间有关于《儒林外史》的评论：“如《水浒传》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之种种人物，并不下一提前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8]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假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延及清代，应该会有《儒林外史》的一席之地。 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把中国文学的历史分为四编：孕育时代(六经之迁作、诸子百家之朋兴)、词胜时代(词赋昌盛时期、由词赋入骈俪迴翔时期、骈俪成立时期、由骈俪转古文之迴翔时期)、理胜时代(古文昌盛时期、古文中衰时期、古文复盛时期)与词理两派并胜时代(驰骛时期、改进时期)，第四编第五十三节为“小说文之体变”，主要从语言的层面对小说文体进行论述，作品方面仅仅提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9] 曾毅在《中国文学史·序》(1915年写于日本，由泰东图书局发行、印刷)中自称“系完全抄自日人儿岛献吉郎原作”。曾著第五编第十四章为清之戏曲小说，短篇小说方面主要阐述了清初李笠翁的《十二楼》：“然皆短篇，长者不过六七回，究无甚高论可称者”。长篇小说则独赞曹雪芹之《红楼梦》：“独曹雪芹《红楼梦》，一号《石头记》，以穿云缕月之笔、花团锦簇之文，无《金瓶梅》之秽袭、得《西厢记》之温柔，言情小说此为极致矣。”[10]《儒林外史》未能进入曾毅的文学史叙述视野。 总之，1910年代中期以前的诸种《中国文学史》中，皆未涉及《儒林外史》，换言之，《儒林外史》处于缺席状态。这一现象昭示了小说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学史草创期的尴尬地位。
内容摘要：2.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纳入，但未见《儒林外史》的踪影黄人著《中国文学史》(约1905年前后出版)首次将先秦古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人小说以及明人章回小说等写入文学史，对中国古代小说作了初步整理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通史著作以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版)、。初版于194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学生集体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964年初版)、十三所高等院校合作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78年版)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通史著述的代表。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小说;吴敬梓;经典;编撰;红楼梦;意识形态;出版;儒林外史;艺术 作者简介： 二、1915-1940年：《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出场 1915年以后，《儒林外史》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中国文学史》中，这与章回小说研究的发轫、发展，尤其是《儒林外史》研究的勃兴等因素密切相关。 1.《儒林外史》研究的勃兴 1917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倡导“文学革命”，揭开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改革运动，“《儒林外史》因为被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们标举为白话小说的旗帜、‘国语文学’的范本，从此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11] 近代第一个为吴敬梓作传的是胡适，他早在1920年就撰写了《吴敬梓传》，细致梳理了吴氏的生平概况，明确了《儒林外史》的写作年代、背景及价值，给后来研究者作了极好的铺垫。1922年，胡适又编撰了《吴敬梓年谱》，详细考证了吴敬梓的家世和生平。 1923-1924，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初版，第二十三篇为清之讽刺小说，专篇介绍《儒林外史》。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视《儒林外史》为一部以公心讽世之书：“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2]155二是简介吴敬梓。三是概述《儒林外史》人物描写之特色：“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四是分析《儒林外史》的结构特征：“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12]155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论较为全面，上述诸种观点几乎全为后世所继承。惜其只是以经验描述的方式呈现，并未展开深入论证。 1933年，胡怀琛的《中国小说概论》由世界书局出版。其第六章第二节以“《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为标题，将两部长篇作对比分析：“《儒林外史》只能‘看’不能‘说’，正与《红楼梦》相同。但亦有不同之处，《红楼梦》全部结构精密严整；《儒林外史》全部无结构可言，只可算把许多短篇，合成一个长篇，在合缝处，用一点小方法把他们连络起来。这是《儒林外史》不及《红楼梦》之处。”[13]98“《儒林外史》的用意，是在讽刺当时候的文人。”[13]98“然而《儒林外史》描写得深刻、真切，正和《红楼梦》是一样的。”[13]98最后录《红楼梦》、《儒林外史》各一小段作结，引录文字远多于概述部分。 2.《中国文学史》对《儒林外史》的经验描述式呈现 1915至1940年，《中国文学史》对《儒林外史》的呈现方式主要表现为经验描述式。经验描述是中国古人研读、品评文章的一种重要方法。其优点在于自由灵活地发表意见，但繁琐为法、缺乏系统性亦是其难以规避的缺憾。 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通史著作以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版)、陆侃如与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开明书店1932年版)、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朴社1932年版)、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北平著者书店1935年版)、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朴社1935年版)为代表。这些中国文学史著作对《儒林外史》的论述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将《儒林外史》与其他清代小说列入同一章节进行介绍，即不单独成章；二是以描写阅读经验为主，有时也辅以大段引文，但并不展开深入、透彻的分析。兹——列举为证。 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对包括《儒林外史》在内的清代小说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概述：“清代好小说家言者首推纪文达昀，诙谐善谈。袁太史枚尝作《子不语》，不及其雅饬。蒲松龄《聊斋志异》尤为卓绝。言情之作则莫如曹雪芹之《红楼梦》，讥世之作则莫如吴敏轩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转缠绵胜，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有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之致。吴以精刻廉悍胜，穷形尽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所谓各造其极也。”[14]对《儒林外史》的讽刺、描写手法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以陈玉堂辑录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③为线索进行查阅，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国人将《儒林外史》写入中国文学通史方面，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有开创之功。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四章为“清代戏曲小说”。在介绍小说时，谢无量首先引用俞樾《小浮梅闲话》中的资料重点推介了《红楼梦》：“清代章回小说，无不推《红楼梦》为第一。”[15]686其次，谢无量指出，“章回小说之流行于世者甚众”[15]687，只能“就其习见而作者姓名可考者，略举于下”[15]687，其中就有《儒林外史》：“叶名澧《桥酉杂记》云：‘坊间所刻《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吴敬梓所著也，字敏轩，一字文木，乾隆间人。尝以博学鸿词荐，不赴。袭父祖业，甚富，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不数年而产尽。醉中则诵樊川‘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后竟如所言。程鱼门吏部为作传。按《儒林外史》所述诸人，皆以讽当时名士，为近日讥刺小说之宗。”[15]687-688在此，谢无量引用叶名澧的考证材料介绍了吴敬梓的生平事迹，然后高度概括了《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视之为“讥刺小说之宗”。该说略早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评论。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二十九章为18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这一世纪里，著名的小说出现了不少，最著者如《红楼梦》，如《儒林外史》，如《绿野仙踪》，皆为前无古人之作”[16]1385。“《儒林外史》没有《红楼梦》那么婉柔的情调，没有《红楼梦》那么细腻周密的风格，然它却是一部尖利的讽刺小说，一部发挥作者的理想的小说。”[16]1394对于《儒林外史》，郑振铎主要介绍了三点：一是人物来源：“如杜少卿即为他自己，杜慎卿为其兄青然，庄尚志为程绵庄，虞育德为吴蒙泉，余皆可指证。”二是《儒林外史》的文笔很锋利，描写力很富裕，唯见解带太多的酸气，处处维持他的正统的儒家思想，颇使读者有迂阔之感。三是结构很散漫。正如有论者谓：“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16]1395但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没有论及清代小说，殊为遗憾。 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第三十章为清代的章回小说，“清代章回小说作家之著名者，为著《儒林外史》之吴敬梓，著《红楼梦》之曹霑，著《镜花缘》之李汝珍，著《老残游记》之刘鹗，今为一一论列”。[17]185在简介吴敬梓之后，赵景深重点分析了《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形象，亦是引用文字居多。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介绍吴敬梓及《儒林外史》仅有一段。先简介出身，然后概述作品：“他的作品很多，而不很流传，只有《儒林外史》却脍炙人口。此书共有五十五回，作于吴敬梓旅居南京时，约当雍正末年，那时的士大夫们太看重制艺了，不但学识浅陋，且一举一动也都矫饰可笑，《外史》所写的，即以此种人为对象，刻画入微，而宅心公平；较之其他讽刺小说，实高出万倍。惜全书没有主干，未免大醇小疵。”[18] 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第七节为“清代的小说”，其中“社会小说”部分，首先介绍了《儒林外史》，包括以下内容：“全书五十五回”，是一部反对科举的小说，是中国讽刺小说中第一部”；“书中人物大抵均有所指”；“结构不严密”；另外节录《儒林外史》第48回“徽州府烈妇殉夫”。[19] 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第四十六章为“清代小说”，在“长篇小说”部分介绍了《儒林外史》。他指出《儒林外史》有两点长处：一是客观的，写实的；二是要改造社会的，讨论社会问题的。此外还有两点技术的好处：一是描写真切，没有肤泛语，没有过火语；二是很好的国语的文学。弊病亦有两点：一是见解带太多的酸气，二是结构很散漫。[20]这都是切实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