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渗入政治因素的生日风俗，对于寿词创作的内容、主题及情感基调有着直接影响。一些思想保守的儒者虽然认同庆祝生日这一既定的风俗，但却排斥社会流行的祝寿活动，试举几则材料：孙觌《宋故左朝请大夫直秘阁林公墓志铭》：“间遇生日，凡俚俗所尚，馔汤饼、进卮酒为寿皆不讲。北宋时期，宋朝与辽国国主生日成为重要节日，并且与生日相关涉的庆祝活动在部分士大夫中间出现，如苏轼《生日王郎以诗见庆次其韵并寄茶二十一片》、苏辙《张安道尚书生日》等。另一方而，道教徒也接受了生日这一风俗，为各路神仙编造生日，在其生日时举行各类活动，吸引信众，

摘要：王国维的中西化合思想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认知之上,而其偏于美学、爱好文学的气质特性,正与富有艺术气质的庄子有着特殊的契合因缘。王国维则以《庄子》一书的思想为基石,参酌康德、叔本华的相关思想,提倡纯文学的观念,在审美上同样推崇自然与忠实。在晚清剧烈的思想变革中,《庄子》一书再次以其强大的涵摄力,在中西思想的化合中产生着重大的作用,王国维的文艺观便是其中突出之例。

摘要：在小说史上,为文本配图曾是书坊主刊刻小说的重要环节,过去我们对这种加像行为的解读,较为注重它的商业动机和叙事功能,而较少关注插图本身可能存在的"画外之音"。事实上,在插图的编纂过程中图像作者并不仅仅着眼于用画面"再现"文本,同时还有可能借助小说插图自身独特的表意机制和"语法"规则,通过图像选编、题榜、排序、钤印等方式,或有意、或无意地将他们对文本的理解和评论带入到插图之中,使小说插图实际上具备了一定的批评功能。

另一方面，范晔的为人和被杀的命运，又显示了一个生动的典型，伴随范晔被杀，撰史由私家的权利被收归国有，皇族继续打压世族。四颜之推批评范晔的原因为了写作《颜氏家训》这样一部教导子弟的书，以范晔作为反面典型固然能起到警惕和警示的作用，是颜之推批评范晔的原因。五颜之推对范晔的批判为什么不点名颜之推对范晔的引用也好，校勘也好，订正也好，批评也好，都没有正面点范晔之名。又，昭明太子萧统在《昭明文选》中，选取了范晔《后汉书》中的五则论赞，又选取了范晔的一首五言诗，称呼范晔为“范蔚宗”。六颜之推扬弃范晔的历史意义颜之推肯

摘要：传世《诗经》叙事文本中“真实作者”，受散文叙事文本署名形态的影响，在卒章采用“自述其名”的署名方式，将“公开的叙述者”之“我”，直接转换成“真实作者”本人，且形成了“美人者”“刺人者”与“由以颂神为主向以颂人为主转变”这三种具体类型。成为中国诗歌叙事传统中“介入叙述者”最典型的代表。而这种“自述其名”方式的演进，是由剧烈的社会变革所引发的，彰显出叙事主体自我意识的渐次强化历史进程。

内容提要：本文着眼于当代中国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的研究现状，意在探讨其出路的选择中所隐含的文化取向。这使得学者们更愿意采用多元与对话的视角和态度思考问题，在多种文化资源的激发下，于个人思性层面，以个性的自由与融通走出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研究的理论困境。[3]陈伯海黄霖曹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3.关于我们|数据库介绍|联系我们|帮助友情链接：学者在线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人大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神韵从评人开始,就缘于感觉。属于何种神韵,藉人生经验认知。气韵、神韵进入书、画创作追求与鉴赏,亦凭经验双向认知,解各不同。诗的神韵,由没有明确意向的情景,引发联想,与读者凭经验(审美素养、审美能力)感知联想、情境再造共同完成。

内容提要：由于缺乏文献证据，《鸣凤记》作为“第一部”时事剧的标识实际上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研究者关于《鸣凤记》产生于万历元年至十年的说法，因推考材料的薄弱与逻辑漏洞也未必成立。一部戏曲作品要成为“时事剧”，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即：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相对可靠的真实性，主要角色应为时事人物，以及兼具“共时”阶段的时效性，即以剧作家的创作过程与剧本所描述的事件或人物是否存在交集为依据。对此，学界大致分为两种意见，有的将“时事剧”之“时事”理解为偏向于民间题材的“时事新闻”[12]，更多的研究者则倾向于理解成表

谏官存在“立异为心”的不良风气，谏官“立异”行为为士人所仿效，浮薄士人为求虚名，标新立异，刻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通过求奇求怪惊众取誉，士人中出现怪奇之风。仁宗朝以范讽为首的“东州逸党”、庆历年间石介主盟太学后的“太学体”等怪奇士人风气和文学现象都与之相关。科场中流行的怪诞、攻讦风气，必然对文人好尚起到引导作用，因而“太学体”影响超出太学，士人或在文章中发奇谈怪论，肆意诋毁，或在创作形式上标新立异，打破常规，欲借此惊众取誉，沽激求进。庆历年间，整个士人阶层谏诤精神高涨，石介主盟太学后，其强烈的谏诤精神、好名

摘要：基于以往日趋成熟的诗文评点,明代《楚辞》评点的形态一开始即显得较为完备,大凡序跋、凡例、评点《楚辞》姓氏、《楚辞》总评、眉批、旁批、卷(篇)末总评、圈点等各种形式几乎无所不包,应有尽有。通过对明代《楚辞》评点形态的相关研究,我们不仅基本理清了其内在递延脉络,而且对刊刻者的文学评点观念、时人的审美倾向及赏鉴标准也有了新的认识。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楚辞》评点整理与研究”(13CZW02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楚辞》评点史”(11YJC75105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罗剑波作者单

内容提要：“平淡”是一种极富宋诗色彩的美学范畴，而清初诗人查慎行无疑是这一美学范畴卓越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因为无论在观念理论层面还是在创作实践层面，查慎行对于“平淡”艺术境界都表现出执着的追求和精深的造诣，并且使得两个层面之间实现了有机统一。一、查慎行平淡诗风的宋诗渊源“平淡”是查慎行诗歌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他曾如此表述自己对于“平淡”的推重：“至味淡乃全。三、查慎行平淡诗风在创作上的融会与贯通就查慎行而言，其关于平淡诗风的上述理念，在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因为无论是写景

其《文学小言》总共17则,王国维以6则的篇幅论述屈原,在天才、人格与文学的关系,天才与德性、学问的关系,境遇、人格与创新的关系等问题上,都以屈原为论说之典范,并以此构成其文学观念的基本结构。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以文化地理学为理论依据,在剥落传统经学对楚辞学思想束缚的基础上,彰显了屈子融合南北文化优长的文学精神。在晚清楚辞学发生新变的学术背景中,王国维通过对屈原文学精神的考量来建构自己的文学观念体系,体现了其敏锐而前沿的学术眼光。

《庄子》一书中记载隐士事迹的书面文献材料，绝大部分都是虚构的，是文学家的想象之作，本来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同时封建统治者、正史隐士传对这些故事津津乐道，竞相引用，一般人已经很难分辨真假了。经典化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诸子思想精华与文学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3HQ027）、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陕西历代隐士研究”（项目编号：14JK1812）的阶段性成果。男，山东东明人，文学博士，延边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隐逸文化与隐逸文学研究。

一、中国悲剧意识的来源和特点悲剧意识是与悲剧性、悲剧精神密切相关的概念。与上面中国悲剧意识的消解(超越)方式不同的是，李贺那些富有悲剧意识的诗歌文本自身几乎不提供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只注重对生命有限性和无意义性的暴露，但通过复杂深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李贺诗的悲剧意识又必然指向超越性的价值建构。二、李贺诗生命悲剧意识的表现中国悲剧意识在种类和阶段上大致可分为唐以前的生命悲剧意识、宋代以降的价值悲剧意识和明清时代兴起的冲突的悲剧意识。三、李贺诗生命悲剧意识的彻底性在李贺那里，盛世不复、壮志不遂、时光不再、

但辨析相关观点所处原始语境后可以发现，该派很多重情言论，以不同方式呈示出对传统儒家诗学“真正合一”、“以正律真”精神的认可，与“真诗在民间”一类观念在价值立场上存在差别，不能混为一谈。格调派情感观中体现“真正合一”、“以正律真”精神的内容与其格调论在思维方式上均有重规范、明限度的倾向，在价值理想上均以儒家人格典范为归宿。理解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细致体察明代格调派诗学的复杂品格，亦可为古代诗学研究中如何省思、处理“预设”与“实证”二要素的矛盾关系提供参照。明代格调派如何判定诗歌情感的价值呢?活跃在明末的许学

据骆鸿凯《文选学·余论第十》中的统计，《文选》所收篇目与《汉书》重复的有34篇，且多为长篇大赋，所以萧该身为“汉书学”宗匠而作有《文选音》，李善以《文选注》著称而又作有《汉书辨惑》。随着读书人对学习文体、选取辞藻以及对典故出处的需求增多，“文选学”也从最初的萧该《文选音》、曹宪《文选音义》、许淹、公孙罗《文选音义》等音义之学向事文兼备的方向发展，于是就出现了李善的《文选注》。尤其是李善《文选注》，特别注重释典和名物训诂，实际上等同类书中“撰事且文”的功效，不但提供了多种文体和完整的篇目，还为学习《文选》的

摘要：翁方纲的肌理说为清代诗学所特有，是学术思想在诗学上的反映。翁方纲将诗学的“文理”纳入理学的体系，从哲理高度入思诗学，使肌理说成为理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为了回应诗学传统，他将王士禛的神韵说泛化为诗学的基本原则，以学术和理学将神韵说实有化，巧妙地用肌理替代神韵。此外，他将宋诗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视为肌理说的完美实践。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文学艺术批评通史（清代卷）”（项目编号：12JJD750002）的阶段性成果。

以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为中心的“红桥修禊”“冶春唱和”以及“冶春诗社”，是清代诗歌中的重要现象，屡见当时与后来的人们叙及，影响十分深远。一、红桥修禊王士祯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年)正式成进士后，于十七年庚子(1660年)三月赴江苏扬州(或称广陵)推官任，任内凡五年有余，举行过多次集会唱和活动，其中康熙三年甲辰。清末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七《吴让之先生小红桥唱和诗册跋》记载有另一次“小红桥修禊”[20]：道光乙未，李兰卿都转官常镇通海道，榷署在扬，与绅士寓公唱和几无虚月。三、冶春诗社

唐诗中的胡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异域女性的风貌，但作为异域文化形象，她们往往是作家基于自身文化立场塑造而成的文化“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创作心理。有些研究则重视胡姬形象的文化传播方面，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胡姬与西域乐舞的传播》③、《唐代诗歌中胡姬形象的文化意义》④等。胡姬是从西域来到中原的女性，她们在唐代诗人心目中代表的是异域文化，并为唐代诗人们对西域文化的想象提供了直观的依据，成为诗歌中的文化符号，一个存在于自身文化境遇中的文化“他者”，是中原王朝对异域文化的共同的集体想象。

因此，对20世纪初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古代文论研究加以考察，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进程，同时对于深入把握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亦有重要意义。郑振铎根据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所述“文学统一的观察”、“归纳的研究”、“文学进化的观念”三点，指出文学研究应建筑在“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之上，其中尤为强调归纳法乃“一切学问的初步”，“文学进化的观念”则为裁断古今的判准。相关文章：中国文学的民间阅读与批评张廷银中国古代…2015年第08期大数据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刘京臣中国古代…2015年第0

唐代杜佑《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古扬州下》在叙述古扬州风俗时说：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这一段描写显示出《扬州画舫录》时代的扬州与《风月梦》时代的扬州已经大不相同了，而《风月梦》出版后十几年，此书在上海出现了翻版，小说中原有的扬州地名，竟都改为上海地名了。上一页1下一页跳转分页阅读原文参考文献： [1]张连生.清代扬州学派与扬州地方史研究[C].杨晋龙.清代扬州学术(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3]董伟业.扬州竹枝词[A].邗江三百吟·扬州竹枝词·扬州西山小志(合刊本)[C].杨州：

一、音乐与神灵世界的匹配关系就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言，为人带来情感和心灵愉悦是其基本功能，但从各民族的音乐史看，它在发端期最被肯定的价值，却是与宗教、巫术、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音乐为什么是可以通神的?或者说，为什么在诸种艺术形式中，借助音乐通神具有首选的性质?对于这一问题，黑格尔的如下分析是有启示意义的：在他看来，从建筑、雕塑、绘画到音乐，体现出逐步脱离物质限定并向理念世界逼近的递进态势。据此可以看出，中国上古音乐的堂上、堂下之分，其实已以乐队的组合方式标示出了音乐面向人和面向自然

楚辞研究者应重视楚辞的文本研究，应继续探索传统的疑难问题，应建立各自的学术方向。一、楚辞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楚辞研究是一个高难度、高水准的选题，极具影响力、挑战性。”(《屈原研究》)研究楚辞、研究屈原，既是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又是文学现象研究、文学流派研究、文学风格研究、文学史研究，更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模式研究。如楚辞语言学、楚辞心理学、楚辞神话学、楚辞考古学、楚辞历史学、楚辞地理学、楚辞哲学、楚辞文化学、楚辞民族学、楚辞民俗学、楚辞天文学等)、楚辞美学、楚辞学史、楚辞比较学、海外楚辞学、楚辞传播学、

在近代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虽不乏开眼看世界的志士仁人大声疾呼，但就处于社会底层的吴门寒士而言，他们惦念的多是奔走求食的稻粱之谋，记录的多是战火中背井离乡的种种遭际。相对身处高位的大吏而言，他们的诗歌中更注重小人物的命运，侧重采用微观的视角，描绘出道咸时期的社会生态。本文拟以道咸诗坛的吴门寒士为切入点，探寻黍离之忧下的寒士心态及其诗歌创作趋向。男，江苏常熟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诗文研究。

学界现有的“意象”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围绕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建立起来的，因而“意象”说在面对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时往往陷入困境。以宋诗为代表提炼出来的“事象”与“事境”，可以用于建构古代叙事诗学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深入认识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进而全面认识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质特色。关键词：意象/意境/事象/诗歌叙事/唐宋转型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C751084)的阶段性成果。意象理论诚然是诠释古典诗歌抒情传统、凸显中国诗歌特色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