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百年现代文论界一直将“文以载道”视作一种工具论的文学观加以批判，忽略了“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文论原型”具有道的超越性、文的本体性、载的个体性、用的教化性，文以载道与文学工具论代表了文学政治学的两种不同的建构方式。文学工具论将文学视为特定政治观点与政策的反映者与推动者，强调政治指向哪里，文学就奔向哪里，文学成了服务工具。在工具论中，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只因政治需要文学来帮助实现政治目的，才请来文学，文学与政治之间只是外在的关系，而非文与道的那种本体的内在关系。把文与道的关系转换为文与人的关系，扩大与加深文学与人生的全面关联性，同时建立“以人为本”的视野，文学政治学就会展现新的面相——它将是关于人、文学与政治之间如何良性发展的学问。
关键词：文学;批判;政治;欧阳修;之道;韩愈;工具论;载道观;言志;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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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百年现代文论界一直将“文以载道”视作一种工具论的文学观加以批判，忽略了“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文论原型”具有道的超越性、文的本体性、载的个体性、用的教化性，文以载道与文学工具论代表了文学政治学的两种不同的建构方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BZW002 作者简介：刘锋杰，苏州大学文学院 批判“文以载道”，可谓百年中国文论最大的“错案”，人们多责难它是工具论的文学观。王国维说它“无纯文学之资格”①。周作人指出，以“孔子为中国文章之正宗”，“束缚人心”，“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就樊鞅”②，后来又明确肯定“言志文学”，反对“载道文学”。陈独秀大加挞伐：“余尝谓唐宋八家之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③。胡适强调：“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他的“物”主要指情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④。刘半农认为：“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⑤从“五四”前后转向20世纪80年代乃至新世纪，对文以载道的批判没有停止。邱明正说宋代理学家“认为道是文的唯一源泉，‘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文只是道的分泌物。这就把文艺的特性完全抹煞了”⑥。张隆溪评价说：“文以载道，把文学看成传道明理的工具，而不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⑦赵宪章表示：“‘文以载道’的弊端就起因于‘文道’二分。……所关心的并非最贴近审美经验的‘文’，而是超越‘文’的现实存在，直取‘道义’本身。”⑧上述三位学者都反对文学上的内容决定论，所以也都反对“文以载道”。 同步发展的古代文论研究，对这种批判有所弥补，其中郭绍虞与钱钟书是两个关键人物，但都未能扭转批判定势。郭绍虞系统研究了文道关系，形成三派四类型的说法，分指贯道派(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载道派(二程、朱熹为一类型、王安石为一类型)与明道派(以三苏为代表)⑨，郭绍虞没有全盘否定贯道派与载道派，但更推崇明道派。郭绍虞揭示了文道关系的丰富性，本来可以作为评价“文以载道”的参照，可惜现代文论界忽略了这一成果。钱钟书意在打破言志与载道的二元对立，认为一论诗，一论文，“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原是并行不背的，无所谓两‘派’。所以许多讲‘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与他们平时的‘文境’绝然不同”⑩。照此理解，言志与载道本无高下优劣之分，更不是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尺。若启用钱钟书的观点，就很难简单地将“文以载道”否定掉，因为它只是一种有一定边界、专述某个问题、具有自身特性的观念，本来没有笼罩全部文学并解释它的功能，何以要从全部文学的整体性质角度来要求它、责难它？更进一步看，“文以载道”是基于中国古代的“文”概念，从道本体角度看文学，主要研究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文论观，无须承受现代纯文学观对其缺乏针对性的批判。 百年文论对“文以载道”的批判，犯了三个错：一，将孔孟污名化，认为孔孟代表了落后的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必除之而后快。即使是在古代文论界，也未能避免这个病症。殊不知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之一，孔孟之道自有其生成的特殊性及其对民族精神建构的有效性。二，将道与政治相混淆，在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自然反对文以载道。可是，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成为特定政治的对抗者，载道之作往往就是批判之作。三，将载道观与文学的创作规律相隔离，认为它是对文学形式的完全否定，可事实上载道派往往是文学大家，甚至是第一流的文学家，这足以证明载道与从事创作不是必然冲突的。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百年现代文论界一直将“文以载道”视作一种工具论的文学观加以批判，忽略了“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文论原型”具有道的超越性、文的本体性、载的个体性、用的教化性，文以载道与文学工具论代表了文学政治学的两种不同的建构方式。文学工具论将文学视为特定政治观点与政策的反映者与推动者，强调政治指向哪里，文学就奔向哪里，文学成了服务工具。在工具论中，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只因政治需要文学来帮助实现政治目的，才请来文学，文学与政治之间只是外在的关系，而非文与道的那种本体的内在关系。把文与道的关系转换为文与人的关系，扩大与加深文学与人生的全面关联性，同时建立“以人为本”的视野，文学政治学就会展现新的面相——它将是关于人、文学与政治之间如何良性发展的学问。
关键词：文学;批判;政治;欧阳修;之道;韩愈;工具论;载道观;言志;创作 作者简介： 一 “文以载道”：一种“文论原型” 其实，“文以载道”是一种“文论原型”，在中国古代文论的演递中反复出现，共有一种观念基础，所形成的不同称谓之间具有极强的“家族相似性”。这个原型历经各代的阐释，当然具有自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但凝聚成它的核心内涵，以此作用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形成古代文学的某一传统特性。研究“文以载道”有两种方式：一是研究它的历代变迁，由此入手研究及阐发各家不尽相同的观点，这是一种相异性研究；一是研究它的变中不变，由此入手淡化各家的相异性，寻找其作为“文论原型”的共约性。 历时的把握可见“文以载道”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在孔孟处，发生了这一思想，践履仁政的坚定与提出“思无邪”的诗教，埋下了载道观的一颗种子。至扬雄、刘勰，道开始与儒道结合，并提出文与道的关系，刘勰提出了“文从道出”与“文以明道”的观点，文道观的雏形初现。在韩愈与柳宗元这里，载道观正式形成，载儒家之道，写天下文章，既为理论又为实践。至宋代，欧阳修及三苏的登场，理学家二程、朱熹的出现，使得载道观趋向全面化与体系化。五四以来，现代文论界的批判，倒是揭示了载道观不能兼容于现代文学观的古典性与独特性。类型的把握可见文以载道在不同阐释之中形成了某些共识，这正是它在传统文论领域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主要表现为以“文—道”关系为论述核心，从道的一面衍生出德、理、事，构成“道→德→理→事”的论述框架，论德、论理与论事，都与论道相通，所以，不能简单地抓住论述中的重德、重理或重事，就将其与论道相分离。相反，也不能抓住论述中的重道，就将其与论德、论理与论事相分离。如经学家论德、道学家论理、政治家论事与古文家论道，确实有侧重的不同，但未必有根本的冲突。如韩愈着重论道，但并非不及理，不及事，其所论即为理与事。柳宗元论事，但并非不论道。以此类推，王安石论事多于论道，但其事是道。朱熹论理多于论事，但其理也同时指向道与事。从文的一面衍生出饰、学、达，构成了“文→饰→学→达”的论述框架，论饰与论学，都与论文相通。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论饰或论学与论文无关，尤其是与重视创作规律无关。韩愈论文重学，其实就是重视文的创造规律，因为文的创造规律正蕴含在文学传统中，需要通过学习才能领略。周敦颐等人将文比作饰，并非就是完全地轻视文，他们也强调学，强调形成“自家腔子”，这与创作要求个性的主张一致。如果说今人论文学往往强调它的独创性，那古人论文学往往强调它的传承性，这其中包括了要求独创性，而非否定了独创性。 “文以载道”不同于文学为政治服务。造成混淆的原因是人们在文化统一性的背景下来讨论功利性文学观的同一性，没有看到工具论是在这一整体文化有所断裂的情况下生成的，它与载道观之间的文化共性，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那么深。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载道观所具有的特性放在工具论上，也不能简单地将工具论的不足视为载道观的遗传。载道观与工具论代表着文学政治学的两种不同建构方式。“文以载道”实有四种基本特性：道的超越性、文的本体性、载的个体性、用的教化性，对应于文学工具论的政治实用化、文学技巧化、作家职业化、功能宣传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