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述而不作”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篇》，其记：“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曹魏时期经学家何晏在其《论语集解》卷四引包咸曰：“老彭，殷贤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大戴礼记·虞戴德篇》亦记孔子说：“昔商老彭及仲傀，政（指大政方针）之教大夫，官（指一般政务）之教士，技（指具体技艺）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由此可知，孔子这句话是说，对于先王旧说，只作阐述传授，不作创新，喜好并且笃信古代文化，私下里把自己比作商朝的老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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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不作”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篇》，其记：“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曹魏时期经学家何晏在其《论语集解》卷四引包咸曰：“老彭，殷贤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大戴礼记·虞戴德篇》亦记孔子说：“昔商老彭及仲傀，政（指大政方针）之教大夫，官（指一般政务）之教士，技（指具体技艺）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由此可知，孔子这句话是说，对于先王旧说，只作阐述传授，不作创新，喜好并且笃信古代文化，私下里把自己比作商朝的老彭。 孔子博学多识，为什么对于前代文化只能阐述，而不作创新呢？《礼记·中庸》的理解是，“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因为“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则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当政者如果有位无德，即使创作新制也无人执行，孔子虽有其德而无其位，只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正所谓“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礼记·乐记》也认为：“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圣人作经，贤人作传”。所以，不宜简单地把“述而不作”理解为孔子的“自谦”。《墨子·非儒篇》把“述而不作”一语引作“君子循而不作”，其含义完全一样。《广雅·释言》的解释是：“循，述也。”历代注家对于孔子这句话，均无异议。 古往今来，任何一位思想家都不可能不受他以前文化资源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受他所处时代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认知一个人的思想，不得不考察他所生活的时代，所以，古人主张“知人论世”。 孔子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天下无道”的政治局面使孔子无由出仕，只得把注意力集中在整理和传授古代文化上。孔子不仅熟知古代文化，而且充满了自信，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篇》）为了“传道”的需要，他系统整理了“六艺”（即后世所说的“六经”：《周易》、《诗》、《书》、《礼》、《乐》、《春秋》）。 正是由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严谨态度，珍贵的前代文献内容才会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再由他众多的弟子发扬光大。反之，如果孔子当年果真任凭己意加以删改、“不知而作”，后世将再也无法如此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我国古代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人所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一语，确非过誉之词。 孔子的功绩是历史性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感慨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是对古文化“述而不作”的整理者。当然，在当时除了“六艺”，仍有大量的古文化资源，孔子同样有所留意，仅从《论语》中就可见到不少古谚语、古韵语、逸诗、不见于其他古籍的先贤时彦的名言，等等。 如此看来，孔子“述”的意义更大于“作”。正如宋代朱熹所说：“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论语集注》卷四）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是“寓作于述”、“以述为作”（见匡亚明《孔子评传》第九章）。但是，我们切不可得鱼忘筌，也实在无须为“述而不作”“正名”，而孔子的“述而不作”不是大智大慧，又是什么？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历史需要孔子，也造就了孔子。孔子的“述而不作”，并未被奉为“信条”和“传统”，如果都严格恪守这个“信条”和“传统”不作任何阐发，哪有后世的代代名儒？再者说，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得快与慢，也另有其他因素。 那么，孔子一生是否有所创立？当然有。例如，孔子对“仁”、“礼”、“中庸”学说的系统阐述，就有不少创建发明。孔子所作的《春秋》，更是充满了“微言大义”，不然，他何以会有“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之论？（《史记·孔子世家》） 有人认为，“述”与“作”大致相当于当今的“知识”与“智慧”。这种说法用于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这句话，不大确切，甚至有些牵强。智慧与知识，既有联系又有严格的区别。知识可以升华为智慧，但智慧并非全由知识中来。孔子的“述”，不等同于孟子所谓“掘井九轫而不及泉”；孔子的“作”，也并非老子的“为道”。 关于知识与智慧，古人分别称之“知”与“智”。二者的区别，荀子有简明的阐述，其云：“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篇》）唐代杨倞注释说：“知之在人者，谓在人之心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谓所知能合于物也。”用现在的话来说，知识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结晶，包括人们已经认识到的经验知识和历史知识，而智慧则是基于知识又能超越知识的才能，这种才能必须能够体现和运用在具体的事物上，而这正是“言智必及事”。换言之，通常所说的知识，即可以学到的“硬知识”；而智慧，则是学不到的、更有价值的“软知识”。而这种“软知识”，才是创新、创作最为重要的素质。 对于孔子及其所论，历代经学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已“修正”、涂饰得过多，以致面目全非，给后世研究平添了太多的迷雾。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要正本清源、回归到本真的孔子，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再也不要“六经注我”式的“修正”或涂饰。对孔子是这样，对于他的“述而不作”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