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畿辅制度与当地的地方文化相结合，一方面地方文化给畿辅制度带来众多的个性与特色，另外一方面畿辅制度也为处于畿辅地区的文化带来诸多具有统一性的、共性的特色，这种制度文化与地方文化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交融的特色。四)文化的传承性畿辅文化就其本质是中国特有的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的融和而形成的一种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体系。综上所述，畿辅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传承几千年而不绝，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几千年一脉相传的畿辅文化，畿辅文化就其本质是中国特有的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相融和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体系。
关键词：文化;文学;制度;地域;中国;学者;形成;政治;学术;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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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畿辅是建立在周代的“五服”或“九服”制基础上的一种政治制度，因这种制度而产生历史悠久的畿辅文化。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使畿辅文化的地位和重要性有了提升，同时也由于畿辅政治的核心性、交流的广泛性、多文化的融合性，使之能够在原来文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并形成其独有的地方特色。而与畿辅文化紧密相连的是畿辅文学，畿辅文学也深受畿辅制度与畿辅文化的影响而独具特色。 关 键 词：畿辅/文化/文学/区域文化学 标题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项目编号：12&ZD165)。 作者简介：王天彤(1976- )，男，山东德州人，博士后，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古代汉语研究，河北 石家庄 050024 畿辅，又称畿服、畿甸、畿夏、畿疆等，最晚出现于周朝，是建立在周代的“五服”或“九服”之制基础上的一种政治制度。所谓九服，《周礼·夏官·职方氏》有明确说明，“方千里曰王畿”，其余以“外方五百里”由近及远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五服之说，见之于《尚书·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孔颖达注曰：“五服，侯﹑甸﹑绥﹑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又《国语·周语》记载，周称侯﹑甸﹑男﹑采﹑卫为五服。虽“服”的名称略有出入，其意思大致相同，即以王畿为中心，将其四周按一定的空间距离，由近到远，依次划分，形成的若干区域。 纵观千年畿辅文化，是与中国古代的畿辅制度一脉相承的。《说文》对“畿”解释曰：天子千里地。以逮近言之则曰畿也。先秦典籍中对此多次提到。《周礼·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周礼·地官·封人》：“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孙诒让正义：“方千里曰王畿者，谓建王国也……《大司马》云国畿，《大行人》云邦畿，义并同。”又《周礼·夏官·大司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贾公彦疏：“云方千里曰国畿者，此据王畿内千里而言，非九畿之畿，但九畿以此国畿为本，向外每五百里加为一畿也。”《诗·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郑玄笺：“王畿千里之内，其民居安，乃后兆域正天下之经界，言其为政自内及外。”东汉蔡邕《独断》：“京师，天子之畿内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宋代叶廷珪《海录碎事·地下》曰：“天子之畿方千里，象日月径围，故曰日畿，又曰日围。”畿辅是拱卫京师的核心行政区域。 西汉建立以长安为中心的三辅制度。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分内史为左、右内史，与主爵中尉同治长安城中，所辖皆京畿之地，故合称“三辅”。班固《汉书·景帝纪》：“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1](卷五)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左、右内史，主爵都尉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辖境相当今陕西中部地区。后代行政区划虽时有更改，但到唐朝时，仍然习惯上称之为“三辅”。唐朝在汉代“三辅”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京畿制度，将唐长安城周边地区分为京县(赤县)和畿县，京城所管辖的县为赤县，京城的旁邑为畿县，统称京畿。北宋皇佑五年(1053)置京畿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使，以朝廷直辖的开封府为汴京，划拨京东路曹州、京西路陈州、许州、郑州、滑州来属，以拱卫之。后虽屡有废置，行政区划有所改动，但制度基本沿袭。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复置京畿路，以朝廷直辖的开封府来属，同年析京西北路的颍昌府、郑州、河北东路澶州，并置拱州来属；设置四辅制度，以拱州为东辅、颍昌府为南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元朝统一天下以后，设立行省制度，设中书省，辖今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以及河南的北部和内蒙古的东部南部。明清则设置直隶省，辖境在不同的时期有所改动，但皆以北京为中心，今河北省是其核心区域。 畿辅制起源于商周时期，最晚到周代已经确立，早期管辖范围大约是围绕京师的千里左右。在后世则随着王朝的不同，首都所在地的变化，畿辅辖境各有变化。至元代行省制度确立之后，畿辅往往指的是一省之地，元代称中书省，明清时期则称为直隶。畿辅制度作为我国象征着“大一统”的特殊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而正是古代中国这种辐辏似的放射性的统治方式，奠定了畿辅作为皇权统治的核心区域的地位。畿辅地区在历朝历代的核心性、基础性、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畿辅地区是由皇权直接统治的政治格局所造成了，另外一方面畿辅地区也是皇城的人力、物力、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直接供应与参与者，更是捍卫京师的最后一道屏障。而畿辅地区最大的特征在于这是一种政治地域，是随着政治统治中心的确立而确立，统治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虽然其具体的地域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对于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古代中国而言，畿辅地区形成了一种历史悠久，一脉相承的千年畿辅文化。由于畿辅制度的建立与确立是与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虽然畿辅地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但畿辅制度给这些地区带来的深远影响却都是大致相同的。
内容摘要：畿辅制度与当地的地方文化相结合，一方面地方文化给畿辅制度带来众多的个性与特色，另外一方面畿辅制度也为处于畿辅地区的文化带来诸多具有统一性的、共性的特色，这种制度文化与地方文化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交融的特色。四)文化的传承性畿辅文化就其本质是中国特有的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的融和而形成的一种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体系。综上所述，畿辅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传承几千年而不绝，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几千年一脉相传的畿辅文化，畿辅文化就其本质是中国特有的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相融和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体系。
关键词：文化;文学;制度;地域;中国;学者;形成;政治;学术;京师 作者简介： 畿辅文化指因古代中国畿辅制度而产生的文化的区域性表现形式。这一文化形态是由各结构要素(如学术、宗教、科举、民族融合、建筑、艺术、风俗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综合体，它随着政权的更替和代兴所导致的畿辅制度和地域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自秦朝以内史掌内制，建立该制度以来，历代皇权均据自身需要设立相应的畿辅制度，如汉三辅制度，明南北直隶，唐两京畿内制以及清直隶省等。畿辅制度形成了以京师为中心的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域，随着王朝的更替，其地理空间也呈现出了历时性的变化。这一特殊行政区域是一个迥然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文化圈，其文化形态独具特性。畿辅文化形态的结构要素因朝代、地域的迁改而有不同的组合，但又有一以贯之的特殊性和规律性。 (一)政治上的中心性 政治上的中心性是畿辅地区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历朝历代都对畿辅地区十分重视，如汉代设立的三辅制度，唐之京畿制度，宋之京畿路，元之中书省，明之南北直隶，清之直隶。都把畿辅地区从全国的行政区划之中突出出来。这种突出源于对全国统治的全局观。晋代袁宏《后汉纪·和帝纪论》“郊畿固而九服宁，中国实而四夷宾”，几乎是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历朝历代都对这一地区实施特殊政策。例如在周代畿辅作为周王朝的直接统治之地，周王对此进行直接控制，无论是税收、徭役，兵役等均予以照顾。汉代，京兆三辅之地官员往往由中央直接任命，且官衔与官俸均高于其他同级别地区，且天下精兵云集于此，以便拱卫。唐代的长安京畿之地同样如此。宋代在东京汴梁周边设置京畿路，元代全国四级地方行政制中，首都所在的腹里地区(今河北、山东、山西及河南、内蒙古部分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以突出其重要性。明之南北二直隶更是显示了明王朝独特的政治历史及其传统。清初之时设直隶，一方面延续了历代对畿辅之地的特殊政策，例如清军一入关首先宣布免除直隶之地的各种苛捐杂税以争取民心稳定畿辅，后来直隶总督之官衔要高于其他之督抚又成为清之定制。这一切都源于畿辅之地的中心性。这种政治上的中心性主要是由三方面决定的：临近都城的地理位置，与都城紧密的经济联系，拱卫京师的军事意义。当畿辅制度确立之后，这种制度就会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语言、交通、赈灾、水利等诸多方面产生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在国内形成一个直接环绕京师的畿辅文化圈。这一个文化圈一方面具有很深刻的地方色彩，另一方面也具有京师文化的特点。这实际上也就形成了一种上层文化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新型文化圈。 (二)交流的广泛性 畿辅之地确立之后由于环绕京师，故其政治活动，军事行动，人员往来，物资交流等必然频繁，这就形成了畿辅地区交流的广泛性。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宗庙会同”“聘问朝贺”等活动，都是以此为中心展开的，呈现出了显著的广泛性。在秦汉郡县制建立之后，这种人员、物质、信息等诸多方面的交流性更为广泛。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诞生与确立，天下之士人、学子或科举、或求学、或游历纷纷云集于此，可谓天下英雄毕至。这样就为我国古代的经学、文学、思想交流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而又为我国的文学、学术、思想等综合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明、清两代，国家重视文化教育，编辑了大量的官修典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官方大型著书活动的开展，使学术、文化、文学的交流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例如《永乐大典》参与编撰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达到两万一千六百人。而《四库全书》的直接编撰者达四千三百零三人。参与者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朱筠等，均是乾嘉时期最著名的学者，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清代开设的各种修书馆，如通鉴馆、三礼馆、历代实录馆等，对于学术的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康熙年间的明史馆，就招揽了南方学者万斯同、万斯大等，他们与畿辅学者王烈有过激烈交锋与辩难。而由畿辅学者朱筠奏请，乾隆下诏编修《四库全书》，则更是一次学术的大融合。南方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都经大兴朱氏兄弟先后引入四库全书馆。而被乾隆皇帝盛赞为“富罗四库之储，编摩出一人之手”的畿辅学者纪昀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一过程中畿辅学者与全国各地的学者相互切磋交流，在编书之余，进行诗词酬唱。这种交流与酬唱，无论是对学者个人的成长还是对中国学术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畿辅之地为中国古代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与交往的平台，这种平台的建立促进了学者个人的成长，并推动学术、文学的发展与成熟，这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文学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化的交融性 畿辅之地的发展在历史上又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畿辅制度与当地的地方文化相结合，一方面地方文化给畿辅制度带来众多的个性与特色，另外一方面畿辅制度也为处于畿辅地区的文化带来诸多具有统一性的、共性的特色，这种制度文化与地方文化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交融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