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设若没有“中国文学”，我们何来“中国文学”的历史意识?何来“中国文学”的理论自觉和“中国文学”的批评自觉?1904年，北京大学林传甲和东吴大学黄人相继编写出中国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虽不能说就是梁氏“中国文学”概念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中国文学”自觉。这种以汉语文学为主体，然后拼接上其他民族文学的做法，实质上还是我们内在意识中古老的“夷/夏”之辨的借尸还魂，因为既然是“中国文学”，我们就应该在“中国”这个框架内处理各民族、各区域文学，而不是在民族学的层面刻意制造出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分流。
关键词：中国文学;文学史;文化;中原;地理;民间文学;疆域;文明;少数民族文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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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和“中国文学”均非自古天成，而为历史生成之物。我们把握“中国文学”这个概念，需要以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关切到“中国”观念及中国地理疆域的历史演变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内在变化，处理好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关系问题。今天的中国文学言述，需要突破传统的中原王朝认知模式，以“中国视野”，建立起一种广泛包容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多元性的国别文学。我们需要从中国文学理论建构、文学史书写、作家作品评价等不同层面，回应“中国视野”给我们带来的学术问题与学术刺激，反思原有的文学史结构形态和历史表述。 【关 键 词】历史地理学/中国视野/中国文学 【作者简介】周保欣，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去探讨“中国文学”是什么，而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历史上关于“中国”这个国体观念变迁轨迹的勾勒和对中国历代地理疆域演变过程的动态把握，观察“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历史生成过程和它的内在义理。由此过程和义理出发，进一步阐述我们对“中国文学”需要持有的新认识，以及这些认识可能给我们在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方面带来的新思考。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这个概念，虽说早就进入一般的文学史表述和文学研究话语之中，但是，这个概念却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它有自己的特殊起源，有自己的特定内涵以及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今天，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解释“中国文学”历史经验的切体性和有效性如何，都要兼顾到“中国文学”所赖以形成的特殊历史。我们需要对它的起源、内涵和历史演变过程，作出富有学理和符合历史逻辑的辨识。 一、何谓“中国”?何谓“中国文学”? 要厘清“中国文学”这个概念，首先需要理解“中国”。而要理解“中国”，则需要认识到两个复杂的地方：其一，这个名称在历史上的多变与含混；其二，中国历史上不断的统一与分裂造成的疆域不确定，导致我们在以地理边界把握“中国”文学时的困难。何谓“中国”?诸多前贤大哲，皆有说明与探讨。在《“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①一文中，台湾学者王尔敏从秦汉统一前所流传的各种典籍出发，指出历史上的“中国”，主要是用来区分当时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划出族群、地理、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僭伪之别。在秦汉统一前后，尽管“中国”这个称谓的语义复杂而多变，但大致而言，它所指向的，有区域性的地理空间意思，也是文化意义和民族意义上的意思，而唯独欠缺的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国体思想。 这样的“中国”想象，无疑是一种民族性的自我内视。在这个中国人的自我内视里，“中国”是与政权的正统性之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往往随着江山易主而改弦易辙。“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体、国别概念，其时当在晚清。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首现“中国”字样，但没有汉文本；随后《中英南京条约》和中英、中美、中法等其他条约，则反复出现“中国”一词②。说“中国”一词就是西方船坚炮利的殖民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产物，有些言过其实，但在这场西方殖民主义引导的近代世局中，中国借助西方的“他者”视界，把“中国”从华我夷人、自尊卑人的“夷夏之辨”中打捞出来，放置在近代世界万邦之国当中，则是不争之事实。晚清时节，魏源、皮锡瑞、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等，屡有从世界的他者视野突破自我内视的“中国”表述。 作为“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重要结构性要素，“中国”是个重要的限定词。我们是在民族意义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是国统、国体、国别意义上还是在自然地理疆域意义上，不同的援用会导致“中国文学”内涵和被叙述形态的不同。目前学界的通行做法，是以国体、法统、主权的国家观念以及地理疆域形态来使用“中国”一词的。我们知道，无论是民族的，还是文化的，事实上都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对“中国文学”作整体的把握，因为古时的“中国”观念是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思考，这与我们今天多民族共存的现实完全不同。从历史上看，汉民族也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随着战争、人口迁移、文化融合等不断地变化和扩大，这样，就把很多原来不是汉民族的民族逐渐汉化了。从文化上看，儒学并不是“中国”的全部，在不同历史时期，巫术、道家、佛家、法家、阴阳家、五行之术、谶纬之学，还有其他民族地区的苯波教、藏传佛教、萨满教等，皆为中国文化之构成。谭其骧曾考论历史上中国文化之区域差异和时代变迁，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某种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便是儒家文化，亦因时、因地而变，“决不能认为存在着一种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变的文化”③。因此之故，从文化上给“中国文学”定位，也是不可能的。 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该报从第4号到第95号，连载了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在论及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一诗时，梁启超认为，《锡兰岛卧佛》“煌煌二千余言，真可谓空前之奇构矣”，“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④。这里，梁启超最早使用到“中国文学”一词。他以现代意义上的国别文学概念来谈论“中国文学”，不仅给黄遵宪的诗歌以很高评价，同时，还在世界视野中，把黄诗与古希腊诗人荷马，英国诗家莎士比亚、弥尔敦、田尼逊放在一起加以参详。他对“中国文学”的把握超出了传统思维构架下那种古老的“夷/夏”之辨，具备了一种“中国/世界”的现代视野和眼光。 梁启超“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具有分水岭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人对“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学，由蒙昧、混沌状态而走向清明、自觉。有了这种清明与自觉，才会推动我们对这个对象的认识。设若没有“中国文学”，我们何来“中国文学”的历史意识?何来“中国文学”的理论自觉和“中国文学”的批评自觉?1904年，北京大学林传甲和东吴大学黄人相继编写出中国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虽不能说就是梁氏“中国文学”概念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中国文学”自觉，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学史。同时，“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在空间形态上，把“中国文学”从过去那种漫漶的“天下之文”，落实到具体的自然地理疆域之内。而在关系形态上，则把“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体系之中，建构出一种新型的“中国—世界”的文学认知框架和比较视野。晚清以降，“中国文学”走出自我的内视，开始以西方文学为镜鉴，通过对世界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省察和批判自家的文学，均是得益于这样的世界视野。 近些年来，我们总是在寻找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有的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放在1919年，有的则定在1917年的“文学革命”，有的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有人上移到1902年。种种观点，莫不以“中国文学”的新变革相标榜。然而，如果我们从历史的整体维度来看，则不难发现，无论是“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还是“文学革命”，都很难担当起传统与现代文学的界碑之重责。在传统文学内部，时时处处也充满着变革。语言方面，早在先秦时期，就有郑卫通俗、浅白的“淫靡”之声对“郁郁乎文哉”的商周雅言的规避；文体方面，历来有五言对四言、七言对五言的革命，另外，还有唐代的近体诗取代古体诗；文学运动与文学观念方面，唐宋时期韩、柳古文运动对骈文的抵制，汉代的文学观念自觉，均有重要变革意义。或许这些文学“革命”从广度、深度和影响力等方面，尚不足以与黄遵宪、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的“革命”相提并论，但如说近现代黄、梁、陈、胡等的革命就完成了文学历史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恐怕也说不过去。 我们知道，晚清之际，中国正经历着亘古未有的近世变局。如果说，文学上也有这样的近世变局，那么，什么可以堪当这个变局的地标性之物?我以为，这其中“中国文学”观念由蒙昧而走向自觉就足以堪当。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文学革命，说到底不过是因应时势之变而作出的文学调整，真正的“变”，则是以“天下”崩溃，由法统上的“中国”取而代之的“天”之变。之所以说是这样的“天”之变，是因为它不仅打开了我们想象中国文学的空间，更在一种世界性的尺度下，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乎“中国文学”的思考。如果没有西方因素的引入，没有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作参照，黄、梁、陈、胡等的文学革命主张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批判必然就会失去目标与依据。由此而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终不过是因循着“天”变而生发的“道”或“器”之变。用当时人的感受来说，就是“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无如大地忽通，强敌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不用”⑤。
内容摘要：设若没有“中国文学”，我们何来“中国文学”的历史意识?何来“中国文学”的理论自觉和“中国文学”的批评自觉?1904年，北京大学林传甲和东吴大学黄人相继编写出中国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虽不能说就是梁氏“中国文学”概念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中国文学”自觉。这种以汉语文学为主体，然后拼接上其他民族文学的做法，实质上还是我们内在意识中古老的“夷/夏”之辨的借尸还魂，因为既然是“中国文学”，我们就应该在“中国”这个框架内处理各民族、各区域文学，而不是在民族学的层面刻意制造出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分流。
关键词：中国文学;文学史;文化;中原;地理;民间文学;疆域;文明;少数民族文学;需要 作者简介： 二、“中国文学”的朝代叙述与历史疆域问题 所谓的“中国文学”，不过是以我们今天对中国的理解，投射到历史当中，对文学历史经验的一种总体性盘整。但显而易见，这种投射是有问题的，那就是：今天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有两个方面的错位：一个是观念方面的，一个是地理疆域方面的。这样的两个“中国”，如何在文学的历史描述和学术研究上完成对接?我们究竟是以今天的中国，作为统领“中国文学”的纲目?还是还原到历史事实当中，以过去变动不居的中国，动态地对“中国文学”进行符合历史原始场景的描述?这是需要搞清楚的。 理论上讲，我们知道，古人没有今人的“中国文学”意识。过去的“中国”，如前所述，不过是中原王朝梦呓式的自我表述，是一种“承认的政治”。“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看作非‘中国’”⑥。历史上，不仅边疆地区鲜被视为“中国”，即便楚地、越地、川蜀和岭南等地方，也曾长期被排斥在“中国”之外。如此“中国”，既没有法统的支持，亦无中国或非中国的明确标准，当然不足以作为“中国文学”表述的核心概念和地理依据。我们所讲的“中国文学”，只能以今天的中国观念和地理疆域作为表述的理论框架和空间结构。 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这些方面的问题是很大的。在观念层面上，现如今的文学史，往往把中国文学史切割成“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现当代文学”几个阶段。这里，除现当代文学没有用朝代名称叙述外，其他都是以历史上的王朝来指代中国的，而事实上，由秦汉至明清，这些历史上的王朝和“中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无论是主权、治权还是国家地域空间上，它们都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我们总以为秦是中国统一的开始，但像今天福建、浙江、云南、贵州、四川的很多地方，都没有纳入秦王朝的版图。既然秦政权并不是中国的统一政权，那么秦文学当然就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类似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普遍存在，如唐政权与当时的吐蕃、回鹘、突厥、匈奴与南诏政权；宋政权与北方的辽金政权、西部的西夏政权、南方的大理政权；明政权与当时的鞑靼、瓦剌政权等，均是如此。因此，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可以用两汉文学、唐代文学与宋代文学之类的表述，但是这些表述的有效性只能限制在这些王朝治理权范围内，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学”。 同样的问题，还表现在中国领土和疆域的历史变化上。今天的中国，从国家地理上描述，东起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相交处，南至曾母暗沙，西到帕米尔高原，北到漠河以北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心线。用这样的地理疆域描述我们今天的文学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的中国版图，自1921年外蒙独立以后，一直较为固定。但如果据此版图描述此前的“中国文学”，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历史上，除清朝统一中国之后，版图能够涵盖今天中国的全境之外，其他王朝和当下中国的地理疆域都相去甚远，有些朝代拥有的仅是今天中国的部分领土，有些朝代则延伸到现在已不属于中国的其他国家领土。像越南北部、朝鲜东部、俄罗斯南部等，都曾是中国历史上某个王朝的领土范围。元代的疆域甚至一度延伸到今天的欧洲、中亚、俄罗斯的南部，东亚的朝鲜东部，西南亚等地。在一个朝代内部，因为种种原因，领土的范围也不断变化。这样的领土变化，是我们描述中国文学史时根本无法处理的。当然，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史描述，不可能把现在不属于中国领土的其他国家的文学纳入进来，但历史上不属于中原王朝、现在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些地区的文学当如何处理?这在学理上需要搞清楚。 目前学界对如何处理古今中国的不同，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有很多探讨，如张未民就曾提出须注意“现实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的差异⑦；杨义则认为，我们应以大文学观来考察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文学本质和总体特征，在民族学、地理学的层面上，重构中国文学地图的理论与方法⑧。但在具体文学史的处理上，学术界显然还犹豫不决，大多数文学史都回避、遗漏了少数民族文学；有的文学史，则会辟出专门章节，对少数民族文学略加介绍。这种以汉语文学为主体，然后拼接上其他民族文学的做法，实质上还是我们内在意识中古老的“夷/夏”之辨的借尸还魂，因为既然是“中国文学”，我们就应该在“中国”这个框架内处理各民族、各区域文学，而不是在民族学的层面刻意制造出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分流。 落实到文学史的具体方法上，我认为，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文学史的坐标。纵向上，是文学史的时间轴，这个时间轴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过去以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惯性，因为所有朝代史断代方法本能地就包含着对其他民族、区域文学的排斥，它内在地规定，这只能是中原王朝的文学史，而不是兼容不同时期多民族互动、共生的“中国”文学史。在文学史的断代与分期上，我们可以考虑使用西式的公元纪元方式。这种断代、分期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广泛地包容某个时间段内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学，同时还可以打破政治分期的硬性切割，找到更具“文学”味道的转折点。有些时候，王朝易姓、江山易主，对文学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影响；相反，可能是某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对文学变革的影响更大，如秦汉时期毛笔、造纸术的发明，北宋时印刷术的发明，20世纪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等，都对文学产生了远比很多政治事件更广泛、深入、持久的影响。横向上，我们需要在一个共同体的空间结构中，把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由此把握多民族文学生长、发展、盛衰演变的轨迹。陈国恩在谈到少数民族文学入史时说：“少数民族文学要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宜在文学史著作中单独划出一块来做专门介绍。如果把少数民族文学单列出来，不仅显得突兀，会损害一部文学史的有机结构，而且会在观念上造成不必要的混乱。”⑨这个观点，我深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