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二、文学文本的生成及其学术特征文学文本也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两个方面的特征。文学文本具有不断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过程，预示着文学研究的出路，主要在于通过揭示文学文本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原因、历程，总结文学文本形成与衍化的基本规律，方法可以是“文献呈现”，也可以是“理论阐释”，但无疑都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如果说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文本的自我完善、自圆其说相对应，文学文本的“碎片化”则与文学文本的自觉反动、自我更新相联系。
关键词：文学文本;碎片化;尚书;学术;伍子胥;文化;文学研究;原始文本;文学作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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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作者简介】孙少华(1972- )，男，山东莱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先唐文学文献研究，北京 100732 【关 键 词】“完整性”/“碎片化”/经史文本/文学文本/“不可靠性” 民国孙德谦曾提出“古书之中，有同载此事而其义则各异者”、“古人立言，各有宗旨，得其宗旨，则文虽从同，用意各异”(《古书读法略例》)等说法，这实际上涉及雷同文献在不同文本中的意义问题。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文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先唐文学研究，往往面临文本问题。原因无他，是文本的作者与成书时间上存在争议。文本“不可靠”，这不能妨碍我们的学术研究；倒是对“相对可靠”的文本的依赖，会使我们对自己的研究忧心忡忡。文本选择上的举棋不定，增加了研究难度，似乎使人感到除了放弃研究之外，别无他途。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研究成果仍然层出不穷，文本的再解读、再阐释仍然不断增加。这说明，学术研究有一套对付“不可靠”文本的办法和规则。 古代文学研究者提倡方法论上的学科“融通”与“打通”，这未尝没有道理。但是，考虑到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经学、史学具有相对的边界，而文学开始脱离经史文本的事实，开展先唐文学研究，还是应该注意到三者的区别。从当前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的研究情况看，“诗”与“文”的研究范围，涵盖了经史子集的大部分作品。从书面文学的角度考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本的来源，往往与四部文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先唐文学而言，文学文本主要来源于经史文本。本文从文学文本与经史文本的关系入手，考察文学文本产生的过程与发展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方法论问题。 为方便叙述，先对几个概念加以说明。所谓“经史文本”，主要是指经部与史部文本；所谓“文学文本”，主要是指集部作品。“完整性”主要指的是在“原始文本”基础上，后人对文本所作的意义演绎、信息累加、材料增益，即文本再解读、再构造；“碎片化”，就是后人在“原始文本”基础上，删减具有特定时代色彩的细节，保留具有不同时代共性价值的“意象”，从而使文本再创造符合后世文化需要和现实价值。“完整性”和“碎片化”都带来了“次生文本”问题，且可能存在两个向度：一个是文本构成上的“完整性”与“碎片化”，一个是文本使用上的“完整性”与“碎片化”。 一、经史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 古人对异变有丰富的文献记载。灾变、星象、谶纬、童谣、五行等等，都有大量文献保留下来。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对同一文本中记载的同一异变，后世往往有不同的解读与阐释。例如，《尚书》记载的“雊雉升鼎”，在汉代典籍中多有记载，但西汉与东汉对这一记载的解读已有很大差异。《尚书·高宗肜日》记载：“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1]孔传云：“言至道之王遭变异，正其事而异自消。”孔传“有雉”与“遭变异”，亦符合《尚书》原意。而《竹书纪年》“二十九年肜祭，太庙有雉来”的记载亦符合《尚书》“越有雊雉”说。但是，《尚书序》却称：“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原文“有雉”与《尚书序》“雉升鼎耳”，有很大出入。宋钱时《融堂书解》也注意到“经止言越有雊雉，而序云飞雉升鼎耳而雊”这一差异。这说明：到了《尚书序》，对《尚书》文本的解读发生了变化。 《尚书序》的解读又见于《史记·殷本纪》。由于《殷本纪》所记祖己之言与《高宗肜日》大致相同，有人认为，《殷本纪》是全录《尚书》，司马迁的话就是对《尚书·高宗肜日》的具体解释。[2]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实际上，《史记》的记载与《尚书序》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对《尚书》的“二次解读”。这说明，先秦时期，存在两种文本：一个是《尚书》、《竹书纪年》记载的“有雊雉”或“有雉来”说，一个是《尚书序》、《史记》所记具有“本事”考证性质的“雉升鼎耳”说。《殷本纪》虽然详细记载了祖己的话，恐怕也是先秦史记著作的另一种记载。《殷本纪》对《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的解释，应早有流传；以“雊雉升鼎”对《尚书》此段材料进行解读的明确记载，也是先秦既有的文献。《尚书大传》中，在“有雉飞升鼎耳而雊”之后，有孔子明确的点题“吾于《高宗肜日》”，这是对《尚书》的明确解释。《尚书大传》的文字与《殷本纪》有很大不同，但二者都是对《尚书》“越有雊雉”的本事解读。这说明，“雊雉升鼎”是固定的，但具体的本事阐释，可能并不唯一。由此可以推测：“雊雉升鼎”文本的出现，实际上是《尚书大传》一类的“书本事”文献，结合《史记》一类的“史本事”文献，对《尚书》的重新解读。 对《尚书》文本的解读分歧，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尚书》在后世已经不易理解，需要进行“本事”一类的考证与解读；一个是后世结合相似文本记载与当时的文化思想，对《尚书》进行了重新“解读”。此类“解读”，实际上都有“误读”的成分，因为它与原始文本的记载有距离。但重新解读可以更容易让人理解，且更具故事性与历史传奇色彩。这就大大增加了此类解读的文化或历史的“衍化”与“累加”。 文本“误读”，经过不同学术渠道的传播，以讹传讹，从而造成了文本的“讹传”。这种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本“误读”与“讹传”，就在原始文本基础上，形成了“层累”的文化“再解读”与“再阐释”。在长期的文本流传中，“再解读”和“再阐释”必然逐渐遮蔽文本的原意，形成新的“次生文本”。很多情况下，后世学者甚至会将“误读”与“讹传”的“次生文本”直接等同于“原始文本”，其目的是在保持文本“完整性”基础上，进一步“虚饰”或“扩充”，以使文本更趋“圆满”和“系统”，同时使得本派学术著作更加神圣化或更增神异性。文本的“误读”与“讹传”，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与传播。道理很简单：这种方式产生的文本，结构更为丰满、情节更趋完整，而与具体历史事件的结合使得文本更为可信。例如，“雊雉升鼎”显然比“有雉”更具有故事性与神秘性，容易满足受众的好奇心理，更容易在各阶层社会群体中“口耳相传”。 经史文本的另一个特征是“碎片化”，“碎片化”的主要手段是“伪造”与“转换”。以“雊雉升鼎”为例，此事件未必是历史事实，“升鼎”之“雊雉”亦难再现，但“雊雉”却无处不在。由于“雊雉升鼎”产生的文化影响力，复制、伪造的“雊雉”事件，一样可以影响历史。《汉书·五行志》就记载了此类伪造的历史事件。权臣王音以与《尚书·高宗肜日》“雊雉升鼎”类似的“雊雉”事件劝诫汉成帝，被汉成帝怀疑：“闻捕得雉，毛羽颇摧折，类拘执者，得无人为之?”汉成帝怀疑“有飞雉集于庭，历阶登堂而雊”乃有人捕捉后放飞而成，认为此次灾异有人为制造的可能。这引起了王音的暴怒和斥责。由王音反常的话语看，汉成帝的怀疑可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王音等人伪造了“雊雉”事件，并且被写进了《汉书》。
内容摘要：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二、文学文本的生成及其学术特征文学文本也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两个方面的特征。文学文本具有不断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过程，预示着文学研究的出路，主要在于通过揭示文学文本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原因、历程，总结文学文本形成与衍化的基本规律，方法可以是“文献呈现”，也可以是“理论阐释”，但无疑都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如果说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文本的自我完善、自圆其说相对应，文学文本的“碎片化”则与文学文本的自觉反动、自我更新相联系。
关键词：文学文本;碎片化;尚书;学术;伍子胥;文化;文学研究;原始文本;文学作品;政治 作者简介： 《汉书·成帝纪》亦记此事：“三月，博士行饮酒礼，有雉蜚集于庭，历阶升堂而雊，后集诸府，又集承明殿。”[3]从他随后颁布《选贤诏》看，汉成帝虽然有所怀疑，但还是屈从了王音等人的规诫，“选贤”以弭灾。伪造的历史事件，就这样进入了历史文本，从而形成了新的“次生文本”。 将《汉书·五行志》与《尚书·高宗肜日》对比，可以看出，此事具有很大相似性：有雊雉，有异象，有规诫(前为祖己，后为王音)。如果将主人公全部换掉，规诫的口吻稍作改变，两处叙述几乎完全一致。历史事件的相似性，造就了神秘的文化巧合，透露出很大的历史诡异，使我们对古代文本的可靠性更增怀疑。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故意改造的文本。由于貌似符合当时的文化思想，这种文本一开始就以“真”示人。与伪造的“次生文本”相比，它们更具有迷惑性。《尚书》所言“越有雊雉”与《竹书纪年》的“有雉来”、孔安国传，是一个叙事系统；《史记·殷本纪》、《尚书大传》、《尚书序》，是对《尚书》“越有雊雉”的解读，属于《尚书》系统中的“子系统”。然而，无论“母系统”还是“子系统”，对“雊雉”异象的解释则是相同的，即皆将其视作凶兆，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异象的阐释，规诫帝王，以实现人臣的讽谏。《史记·殷本纪》称“武丁惧”，孔安国云“于肜日有雉，异”，《尚书大传》云“雉者，野鸟也，不当升鼎”、“武丁内反诸己，以思先王之道”，都说明“雉来”是一种不祥之兆。 为何“肜日有雉，异”?孔颖达认为：“雉乃野鸟，不应入室，今乃入宗庙之内，升鼎耳而鸣，孔以雉鸣在鼎耳，故以为耳不聪之异也。”钱时《融堂书解》卷八进一步解释道：“夫宗庙之祭，始而摡鼎，已而陈鼎于庙门之外，已而迎鼎入于东方，然后设鼎以载焉，亦重矣，况都邑非山林之比，宫室非旷野之地，宾侑工祝百职事又方环列在庭，而雉自野飞来，升鼎耳而鸣，殆不偶然也。”[4]“不应入室”、“殆不偶然”云云，明其为不祥之兆。 文本是由人来解读的。若仅就“雊雉升鼎”事件而言，这当然属于“不祥之兆”；若从“雊雉升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当事者的“修德”又使得不祥之事“转祸为福”。这种解读，焦点已不在政治层面的“规诫”上，而在文化层面的“阐释”上；对汉人而言，主要集中在“方术”的阐释上。例如，《尚书·高宗肜日》与《殷本纪》，本来欲表达的是“雊雉升鼎”、“祖己谏言”、“高宗修德”、“殷道复兴”主题(重点在于强调“修德”的意义与“复兴”的目的)，但在汉代方术盛行的背景下，仅剩下了对“雊雉升鼎”的关注。王音伪造“雊雉”事件，就是异象的反映。他们在对待“雊雉升鼎”事件上，就是截取对他们有利、能为其所用的“雊雉升鼎”这一个主题，“以异警人”。 刘向、刘歆父子以《易》释《书》，对文本的解读更趋“碎片化”。据《汉书·五行志》，刘向以“五行相胜”来论证，得出了“雊雉升鼎”的“灾变说”；刘歆以“五行相生”来论证，得出的是较为温和的“灾变说”。但无论如何，二人更为细致的解读，已经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对“灾异”的文化阐释上，而不在“雊雉升鼎”事件本身。这样，司马迁等人对文本的“完整”解读，到刘向等人手里就成了“文本碎片”，成了一种被故意改造的“次生文本”。这种文本解读，已经不是误读，而是当事者对异象所作的文化改造。由于解读者的关系，文本的主题发生了转换。进一步说，文本被解读者断章取义，被人为“碎片化”了。 这种“碎片化”的文本，更容易被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士人所接受，并且可能被进一步“碎片化”。刘向等人关注的是“灾变”的预言式阐释，可以说属于谶纬文化的解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则可以看到“灾变”的“讽谏”价值——通过个人“修德”，可改变“灾变”的进程，进而使之转化为“吉兆”。刘向之前，汉人已经有了对“雊雉升鼎”的“碎片化”理解，即通过个人修为化凶为吉。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人已经认识到“雊雉升鼎”蕴含的吉凶意义是相对的，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王充《论衡·异虚篇》据“有蜚雉升鼎而雊”提出“议驳不同”，说明了汉人对“雊雉升鼎”吉凶的认识存在差异。王充认为这些说法有“虚妄”之嫌，但他在《论衡·指瑞篇》又称引《尚书大传》，说“远方君子将有至者”，似乎又认同“吉兆说”。在王充那里，我们会发现汉人对“雊雉升鼎”的文本解读又发生了变化：不再关注“雊雉升鼎”异象，而是更趋“碎片化”，仅仅追问“雉”的吉凶形象问题。由“越有雊雉”到“雊雉升鼎”，如果说这是文本的体系化，那么，由“雊雉升鼎事件”的历史记录到“雊雉升鼎灾变”的方术解读，再到“雉”个体形象的吉凶争论，则是文本不断被碎片化的过程。汉人“吉兆说”将“雉”推上神坛，使之成为吉祥之物，并进入宗庙祭祀。《汉书·平帝纪》记“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后来“白雉”被视作“吉祥之物”。东汉以后，基本上接受了这种认识，如《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皆有记载。此类“白雉”说，后来进入文学作品，为汉代文人所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