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在《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对于《桃花扇》在“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和“寄托之遥深”三个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桃花扇》接受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一窥他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面貌。一、梁启超接受、研究《桃花扇》的社会背景和缘起古来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为何会进入梁启超的视野并得到重视，这既和梁氏个人的学术兴趣、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有关，又和《桃花扇》本身的特点有关。三、《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对《桃花扇》的评论1903年初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
关键词：梁启超;桃花扇;小说丛;文学;创作;罗马传奇;戏曲;梁氏;接受;中华书局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他幼时在阅读《桃花扇》时感动落泪，后又熟读成诵，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多次沉郁慷慨地朗诵其中曲文。他在创作《新罗马传奇》时，曲词宾白和情节关目对《桃花扇》多有袭用和模仿。在《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对于《桃花扇》在“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和“寄托之遥深”三个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桃花扇》接受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一窥他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面貌。 【关 键 词】梁启超/《桃花扇》/接受与研究/《小说丛话》 【作者简介】王亚楠(1986- )，男，河南郑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既是许多重要历史活动、历史事件的发动者、参与者，又是见证者、评判者；既是政治家、思想家，又是学者、文学家。他的思想和文字既融贯中西，又显得不新不旧。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复杂多变的思想和繁多宏富的著述中，文学——包括理论和实践——在接受、研究和创作诸方面都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和领域。梁氏既倡导和鼓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又创作了多种小说、剧本和影响深远的“新文体”。在梁氏一生的文学活动，包括思想理论的阐发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如果细加考察，我们会发现一个从早期到后期不时出现和在场的客体，这便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的传奇名作《桃花扇》。从《新罗马传奇》的创作、《小说丛话》的诞生，到《桃花扇注》的撰述，《桃花扇》都是一个或隐或现而又不容忽视的特殊存在。对于一生中兴趣不断转移、思想不断变化的梁启超来说，这更值得注意。这使得探究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和《桃花扇》对梁启超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桃花扇》接受情况的一个重要部分，又可借此一窥梁启超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面貌。 一、梁启超接受、研究《桃花扇》的社会背景和缘起 古来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为何会进入梁启超的视野并得到重视，这既和梁氏个人的学术兴趣、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有关，又和《桃花扇》本身的特点有关。 诚如郑振铎所言“梁氏的事业，除了政论家外，便始终是一位历史家”①。这既反映在梁启超的思想主张上，又体现在其卷帙繁富的著述中。终其一生，梁启超都积极致力于旧史学的改造和新史学的开拓，这既出于纯粹的研究兴趣，又是希望借古鉴今、指向当下。他认为“中国古代，史外无学”，其一生多样广阔的研究领域，“举凡诸子学、清学、佛学、文学，也无不以史学为旨归”②。同时，在史学本身，梁氏积极从事研究和撰述，留下大量的著作，实绩斐然，气魄宏大。梁启超认为“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③。而既然“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④的文学作品应该得到重视和利用，那么“其事迹本为数千年历史上最大关系之事迹”⑤、被梁启超称为“历史剧”⑥的《桃花扇》得到梁氏的青睐和重视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早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即将“说部书”列于可施用于幼学教育的书籍，并且认为施用的“说部书”应该“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这样“其为补益，岂有量耶?”⑦甲午海战清廷惨败，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于西方的学习由原来的注重“器物”开始转向制度方面。日本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的重要中介。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在广泛的“社会改良”中，“文学改良”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并被视为实现社会改良的重要手段。“文学改良”中最受重视和得到推行的是“小说改良”。在日本产生了盛极一时的“政治小说”热，日本政治界和文学界译介和创作了大量相关作品。《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对此有以下记述和评价：“比及十五六年，民权自由之说，盛行于世。新闻纸上，有载西洋小说者，如《汇入自由》、《自由之灯》，皆传法兰西、罗马革命之事者也。自是翻译泰西小说者，源源不绝，则当日人心之渴望新文学，即此可见一斑。而他日小说之推陈出新，亦于兹伏矣。今试举其例，则织田纯一郎之《花柳春话》，最先问世，他如关直彦之《春莺啭》、藤田鸣鹤之《系思谈》，及《春窗绮话》、《梅蕾余薰》、《经世伟观》等。其书多为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译本既出，人皆悦之，遂不知不觉，竟成小说革新之媒。柴东海之《佳人奇遇》，第一破格而出，继而末广铁肠著《雪中梅》、《花间莺》；又别为一体，不纯乎小说者，则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等是也。然此等著译诸人，悉为当时论政大家，不过假托人物以自写其所见。故不得谓之专为文学而作。”⑧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中有一则与此段极为相似，初刊于1899年9月《清议报》第26册，未署标题，1903年收入《清议报全编》时署《文明普及之法》，后《自由书》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时又改署为《传播文明三利器》。 上述一段引文，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日本当时译介的“政治小说”多为“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第二，无论译介或创作，所谓“政治小说”的书名多偏香艳。第三，这些作品多“假托人物以自写其所见”。对于末一点，1901年12月梁启超发表于《清议报》第一百册上的《〈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也说：“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⑨《清议报全编》卷首的《本编之十大特色》第三条也认为刊于该报的两部“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和《经国美谈》是“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⑩。起初，鉴于国内外政治情势，为救亡图存，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借以开启民智、改良社会，就带有很大的应时性和功利性。日本译介和创作的政治小说的上述特点，就不仅是梁启超认识和总结的这些小说的特征，也是他对于“小说界革命”的成果的期待和要求，同时也成为他判别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等作品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这样“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桃花扇》)，既有“英雄”又有“儿女”，表达“种族之戚”，能使人“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小说丛话》)的《桃花扇》进入梁氏的视野，得到他的关注和喜爱，也是“有凭有据”(11)的了。据梁启超《三十自述》，在他四五岁时，他的祖父就“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向他“津津道之”(12)。这未始不是梁启超喜爱《桃花扇》的一个远因。梁启超曾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演讲中提到，对于《桃花扇》第三十八出《沉江》中的几支曲子，“我小时候读他，不知淌了几多眼泪”(13)。有记载的他几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或念诵或吟唱《桃花扇》的曲文，都是沉郁慷慨、声泪俱下。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在《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对于《桃花扇》在“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和“寄托之遥深”三个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桃花扇》接受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一窥他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面貌。一、梁启超接受、研究《桃花扇》的社会背景和缘起古来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为何会进入梁启超的视野并得到重视，这既和梁氏个人的学术兴趣、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有关，又和《桃花扇》本身的特点有关。三、《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对《桃花扇》的评论1903年初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
关键词：梁启超;桃花扇;小说丛;文学;创作;罗马传奇;戏曲;梁氏;接受;中华书局 作者简介： 二、《桃花扇》与梁启超《新罗马传奇》 1902年6月至11月，梁启超的《新罗马传奇》楔子和第一出至第六出，刊于《新民丛报》第10—13、15、20号。相隔两年后，1904年11月，第七出《隐农》才发表于《新民丛报》第56号。《新罗马传奇》属于演义史实、别有寄托之作。当时的中国也像罗马一样，过去经历过瓜剖豆分，现实面临着蚕食鲸吞。“楔子一出”扪虱谈虎客(即韩文举)的批注中就说：“若演此作剧，诚于中国现今社会最有影响。”(14) 对于此剧作，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曲白、文辞对于古代多种剧作的摹仿和袭用。这在后来，遭到了周仿溪以“挦扯、剽窃、抄袭”名之的严厉指责。(15)诚如周仿溪所言“文学是创造的”，“艺术的优劣，全视他创造的部分的多寡以为断”(16)的话也有一定道理，但对于梁启超的指责还是未免有些苛求和武断了。梁启超曾在《小说丛话》中自言“不娴音律”(17)，这并非自谦。梁启超一生所著的剧作，数量既不多，篇幅也都不大。《劫灰梦传奇》只创作了楔子一出，《新罗马传奇》加上本属一体的《侠情记》也仅仅有九出，并且未终篇；惟一完篇、作于1905年的《班定远平西域》也仅有六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梁氏事务繁杂、兴趣转移，也因为古代戏曲剧本创作要求比较高，以梁启超的才情也不可能一无依傍。梁氏尽管一生著述宏富，也可说面面俱到、皆有染指，但本身既非专门的文学家，又未受过戏曲方面的专业训练。他提倡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都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对相应的创作作品的要求也带有比较明显的功利性。这必然会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独创性。而且从《新罗马传奇》楔子一出末的批注可以看出，该剧作最初是因为韩文举的建议和催促而下笔的，这使得其具有一些急就章的性质。 但周仿溪的文章还是可以为我们考察梁启超及其创作《新罗马传奇》对古代戏曲的接受提供一些线索。韩文举在第三出的批注中说：“作者为文无他长，但胸中有一材料，无不捉之以入笔下耳。”(18)这既点明了梁启超的创作特点，也透露出他对有关的古代文学作品的熟悉。《新罗马传奇》对于古代戏曲的接受和借鉴，除周仿溪指出的尤侗的《钧天乐》，最多的便是孔尚任的《桃花扇》。首先是结构和关目。楔子末韩文举的批注就指出楔子一出“全从《桃花扇》脱胎”(19)。古代戏曲类似的结构和关目，后来郑振铎批评为“简拙”、“死板”，具体为：“凡做曲本的，开首必须是一个楔子。楔子中必定有一个人出来，把戏中事略唱了一遍，又必定后台有人问道，他们还不大清楚，请唱者再说一遍，唱者又念了四句七言诗，包括戏中情节，然后退场。”(20) 尽管这种滥调熟套在中国古代戏曲中所在多有，但将《新罗马传奇》的楔子与《桃花扇》的“试一出先声”对照，还是可以确认，无论曲白、关目，前者都是摹仿、借鉴后者的。而且其中但丁的魂灵说意大利的民富国强“都是我同胞国民，拿他的泪血心血颈血千辛万苦换得来的呀”，也是化用《桃花扇》第三十七出“劫宝”尾批的词句：“桃花扇乃李香君面血所染。香君之面血，香君之心血也。因香君之心血，而传左宁南之胸血、史阁部之眼血、黄靖南之颈血。”(21)《桃花扇》的尾批文字在曲本中尚有对应的情节，而但丁魂灵的话语在《新罗马传奇》后文中却没有着落。此外《新罗马传奇》第三出“党狱”的情节和关目，也隐约有《桃花扇》第二十四出“骂筵”的影子。而且其中小旦饰演的革命党人的唱词中还有如下句子：“今日里拼着个颈血儿溅污桃花扇，十年后少不免精魂再生牡丹亭。”(22)第二出“初革”中副净、净扮二警官上场诙谐调笑的关目，是摹仿《桃花扇》第三出“哄丁”中二坛户的关目，并且两人对白的韵脚都与《桃花扇》相同。第一出“会议”中净饰演梅特涅的说白中的“现今世界第一雄洲，无过俺欧罗巴；欧罗巴第一强国，无过俺奥大利；奥大利第一大权，无过俺梅特涅”，也明显摹仿《桃花扇》第二十九出开首书商蔡益所的说白：“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23)第一出“会议”末一支曲子中的“清白人惯会算糊涂账”，是直接借用《桃花扇》第一出“听稗”中“解三酲”曲中的“清白人会算糊涂账”，并且两支曲子所押韵脚也相同(24)。第五出“吊古”的“黑麻令”曲中的“闷着那满腔儿歌声哭声，对着那大江心月明浪明”，“誓恢复神京旧京”，化用自《桃花扇》第十三出“哭主”中的“胜如花”曲：“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报国仇早复神京”。(25)两支曲子所押韵脚也相同。 由上可见，梁启超创作《新罗马传奇》时在曲白文辞和结构关目等方面对《桃花扇》多有袭用和借鉴。结合韩文举所说的“作者为文无他长，但胸中有一材料，无不捉之以入笔下耳”，梁启超如此做法，正是因为他对《桃花扇》的喜爱和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