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王士禛《秋柳》诗四首的主旨，后人的解释不外于“主吊明”和“主寄怀美人”二说，究无确据。王士禛少年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家庭屡更丧乱，八岁遭“壬午之难”，十岁历“甲申之变”，亲眼目睹多位亲人殉国罹难，血腥惨烈的场面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性记忆，构成了他睹物兴情的心理基调，致使他在《秋柳》诗中浸润了浓厚的丧亡、世变感。因此，说《秋柳》诗立意在“吊明亡”或“寄刺南渡之亡”，都不符合王士禛的真实心态。三、《秋柳》诗作的当下情境再看王士禛作《秋柳》诗时的当下情境。11)王士禛编校之《陇首集》于汪琬《侍御王公传》前有《明史·忠义列传》一篇，内容为王与胤的传记，然此传不见于张廷玉《明史》以及清代各种明史著述，当为王士禛私下撰写。
关键词：王士禛;王与胤;屈复;兄弟;少年;丧乱;解释;伯父王与;文集;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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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王士禛《秋柳》诗四首的主旨，后人的解释不外于“主吊明”和“主寄怀美人”二说，究无确据。王士禛少年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家庭屡更丧乱，八岁遭“壬午之难”，十岁历“甲申之变”，亲眼目睹多位亲人殉国罹难，血腥惨烈的场面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性记忆，构成了他睹物兴情的心理基调，致使他在《秋柳》诗中浸润了浓厚的丧亡、世变感。顺治十四年八月的大明湖秋柳社，是父祖辈都经历了晚明政治倾轧，自身也遭际农民起义军逼杀崇祯帝、清军入关肆掠的惨痛世乱的一群年轻人的雅集。他们赋《秋柳》诗，有着难以显言的伤心处。王士禛兄弟在清初的真正志向是猎取功名，晋身仕途，以期重振门楣，因此，说《秋柳》诗立意在“吊明亡”或“寄刺南渡之亡”，都不符合王士禛的真实心态。 关 键 词：王士禛/《秋柳》诗/少年记忆/世变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统与近现代诗学的变与通”(项目编号：12BZW0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兴陆(1971- )，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 200433 一、《秋柳》吟成费注笺 顺治十四年(1657)，王士禛二十四岁，八月集诸名士于济南大明湖畔，作《秋柳》诗四首，远近传唱，和者数百人，后人也多追和之作，成为清代诗歌史上一桩盛事。然而，王士禛的诗虚灵婉约，不免浮泛空滑，时人讥其“诗中无人”，早年的《秋柳》四首已逗露这一特征，沈德潜就曾批评这四诗“不切秋，并不切柳”①，有脱空的毛病。甚至有人说原唱不如和作。如盛百二谓《秋柳》之众多和作，当以顾炎武、曹溶二公为最，即原唱亦不及也。顾炎武诗末“先皇玉座灵和殿，泪洒西风夕日斜”二句，曹溶诗起句“陵原上百花残”，意旨显然，“皆是诗中有人”②。谭宗浚比较王士禛和顾炎武二人的《秋柳》诗曰：“尚书文藻剧蝉联，《秋柳》吟成费注笺。果否胜朝桑海感?悲凉翻逊顾圭年。”自注：“顾亭林亦有《秋柳》诗，似指前代宗藩之沦落者。词意凄婉，似在阮翁之上。”③晚清时的吴仰贤也认为曹溶、朱彝尊、徐夜等人的和作“风格老苍，远胜原唱”④。朱彝尊《同曹侍郎遥和王司理士禛秋柳之作》五六句“亡国尚怜吴苑在，行人只向灞陵看”，徐夜《和阮亭秋柳四首》其二“美人迟暮何嗟及，异代萧条有怨思。日夕相看犹古道，汉家宫树半无枝”也直接点明叹息亡国、异代的主旨，意思更为显豁。从这些唱和诗来看，当时人从王士禛的原唱中领略到了世变兴亡之感，并作了呼应和引申。 然而，到底王士禛的《秋柳》诗主旨是什么?是否有“本事”?这似乎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面，后人纷纷探究，而莫衷一是，然大体上是在“政治”与“美人”之间徘徊。最早是乾隆九年(1744)屈复的《王渔洋秋柳诗四首解》刊刻行世，屈复解释这四章“皆寄刺南渡之亡也”⑤。屈复虽然年辈较晚，生于康熙七年(1668)，但不做清朝的官，有强烈的民族思想。他看透了南明小朝廷的内讧和腐败，所以对王士禛的《秋柳》诗作如此解读。屈复《和王阮亭秋柳韵四首》其一曰：“一枝难系王孙住，重荫东南未可论。”更是直接点明了主旨。当然这只是屈复的理解，不一定符合王士禛原诗的本旨。屈复的解释后人褒贬不一，姜恭寿赞其解“甚为平允”，姚莹批其“大旨已非”。在乾隆年间，屈复的解读差点儿给王士禛诗歌带来灾难。据陈康祺《郎潜纪闻》等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某礼部尚书曾掎摭王士禛等人诗中“语疵”，奏请毁禁，事下枢廷集议，管世铭判定语意无违碍，终免遭一劫。管世铭追纪其事云：“诗无达诂最宜详，咏物怀人取断章。穿凿一篇《秋柳注》，几令耳食祸渔洋。”⑥ 继屈复之后，刊刻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伊应鼎《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随文笺释，谓“娟娟凉露欲为霜”一首“可与《板桥杂记》参看”；谓“东风作絮糁春衣”一首“当与庾信《哀江南赋》并读之”，意即《秋柳》诗蕴含着易代世变的“沧桑之感，云亡之痛”。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李兆元刊刻《渔洋山人秋柳诗笺》，解释第一首是“吊明亡之作”，第二首“为福王作也”，第三首“为南渡遗老诸公作也”，第四首“专为福王故妃童氏作也”，梁章钜称赞李兆元的笺注“钩深索隐，虽未必尽合渔洋本旨，而旁引曲证，要可谓之善说诗者”。但梁氏又说屈复的注解“大略与李瀛客(兆元)同”，则未能深辨屈、李之异。其实屈复和李兆元的立场是有明显差异的，屈复虽然不是遗民，但带有浓厚的遗民思想，解释此四诗“皆寄刺南渡之亡也”，谓王士禛作此四诗讽刺南渡小朝廷不能匡扶社稷；但李兆元是站在大清顺民的立场，如解释第三首曰：“好语西乌莫夜飞，则以我国家奉天承运，代明复仇，闯、献余孽，胥已歼灭，不必复效沈攸之妄兴恢复之兵，自取亡败也。”何士祁题李兆元笺注曰：“珍重西乌莫夜飞，先生托兴亦何微。若教三逆知前鉴，早向军门卸铁衣。”⑦概括了李兆元笺注的主旨，但这是否捉定了王士禛《秋柳》诗的本意呢?恐怕未必。 同治年间王祖源和郑鸿都将《秋柳诗》解释为“吊明亡而作”，基本上是沿着李兆元的方向，勾稽本事，牵连史迹，各作比附。至光绪十二、十四年，徐寿基的《秋柳诗诠》、高丙谋的《秋柳诗释》都否定“思明说”，提出“渔洋当日实为福藩故伎郑妥娘作”的新说，他们的理由是王士禛的外孙朱晓村有《秋柳亭图》，座中绘一女子，其画幅跋语谓“文简公《秋柳诗》，为明福藩故妓作也”，似乎言之凿凿。其实，朱晓村所画《秋柳亭图》更可能是在乾隆年间“文字狱”风声日紧时的一种障眼法，并不足以据此上探《秋柳》诗的本事。⑧ 此外还有其他的种种解释，都是在上述两类解释的基础上随意引申，无足深辨。至20世纪80年代初，苏仲翔先生调停“主吊明”和“主寄怀美人”二家之说，谓二者“貌异心同，不必强为分辨，词不害意可也”⑨。李圣华先生的《王士禛〈秋柳四首〉“本事”说考述》考辨各种“本事”说多是附会增饰之论，认为“四诗咏柳物写心，感慨历史变幻、繁华易逝、人生多愁，呈现出一片迷蒙幻灭之感。这种伤感与明清易代有一定的关联，但我们却不必将它说成与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有关”。的确，古人解诗好穿凿附会，粘着史事。谓《秋柳》四首句句隐讽某人某事，每个意象都有深意，这样的索隐确是附会增饰之论。
内容摘要：王士禛《秋柳》诗四首的主旨，后人的解释不外于“主吊明”和“主寄怀美人”二说，究无确据。王士禛少年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家庭屡更丧乱，八岁遭“壬午之难”，十岁历“甲申之变”，亲眼目睹多位亲人殉国罹难，血腥惨烈的场面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性记忆，构成了他睹物兴情的心理基调，致使他在《秋柳》诗中浸润了浓厚的丧亡、世变感。因此，说《秋柳》诗立意在“吊明亡”或“寄刺南渡之亡”，都不符合王士禛的真实心态。三、《秋柳》诗作的当下情境再看王士禛作《秋柳》诗时的当下情境。11)王士禛编校之《陇首集》于汪琬《侍御王公传》前有《明史·忠义列传》一篇，内容为王与胤的传记，然此传不见于张廷玉《明史》以及清代各种明史著述，当为王士禛私下撰写。
关键词：王士禛;王与胤;屈复;兄弟;少年;丧乱;解释;伯父王与;文集;全集 作者简介： 二、少年记忆与“沧桑之感、云亡之痛” 问题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将《秋柳》四首与明清易代的历史剥离开来?或许不能直接说《秋柳》四首与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有关，但是诗中提到白下、洛阳、梁园等帝王之都，运用黄骢曲、永丰坊、扶荔宫、灵和殿等有关帝王生活的典故，诗中浸透了浓重的惆怅哀怨的情思，不是一再提醒我们此定非流连光景之作吗?王士禛在《秋柳诗四首序》中自道：“仆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杨柳，同《小雅》之仆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远者。”这不是已经告诉读者诗中有“寄”“托”了吗?清代诸多的研究者从诗中也品味出了“沧桑之感、云亡之痛”，或许那些本事并不可信，但是诗中寄托了家国世变丧乱的“感痛”，是不容抹杀的，不能以“词不害意”来搪塞而不去探究。 撇开“本事”索隐的方法，去勾稽史料，考察王士禛作诗的历史情境和当下心境，对于理解《秋柳》诗的寄托微旨，是有帮助的。王士禛作《秋柳诗》时二十四岁。一个二十二岁就会试中式的“早达”青年⑩，为什么不能意气风发、充满豪情，而是在诗中有如许的莫名的惆怅呢?这大约不能仅仅归结为“仆本恨人，性多感慨”的性格因素，而是与他的早年经历、少年记忆有着直接的关系。 王士禛少年时居住在山东新城，亲身经历了流贼的屠杀和异族的蹂躏，王氏一门，死者十余人，凄惨的一幕幕留给他深刻的印象，他后来一再记述崇祯年间的家国灾难。据《陇首集》附载《明史·忠义列传》(11)，崇祯五年十一月(1632)，吴桥兵变(12)，南陷新城，王士禛的伯祖王象复及其子王与夔死之，时在王士禛出生前之两年。这样的家族悲剧，他年幼时应该有所耳闻。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清兵破新城，即“壬午之难”，王士禛伯父王与胤的长女、儿媳，伯父王与朋和两个儿子王士熊、王士雅等十余人死之，时王士禛已八九岁。这场惨烈的家国之难，在少年王士禛的心灵上留下了沉痛的创伤。他一生都在反复回忆那一幕幕凄惨的场景，如《古夫于亭杂录》卷三记载“从兄孤绛(按，王士纯，从伯父王与夔子)，殉崇祯壬午之难”。又，《五烈节家传》记载，“壬午冬，清兵再入关，以十一月至济，二十九日驻兵。新城沦陷。十二月初一日，伯母孙孺人(伯父王与龄妻)投井死，二子士瞻、士鹄守城，士瞻死于兵。士熊、士雅，皆守城死。”在《五烈节家传》里，王士禛还特别回忆了当时亲眼目睹他的母亲与堂嫂张氏(王士和妻)对缢自杀的一幕情景： 壬午十二月初一日，城陷，(张氏)自经东阁中，以发覆面。初，先宜人与张对缢，先宜人绳绝不死。时夜中，喉咯咯有声，但言渴甚。士禛方八岁，无所得水，乃以手掬鱼盎冰进之，以书册覆体上。又明日，兵退，得无死。视张，则久绝矣。(13) 这是多么惨烈的一幕景象啊!给年方八岁的王士禛的幼小心灵蒙上了阴影，记忆深刻，多年以后细节都历历在目。王士禛在文中赞叹曰：“壬午、甲申之间，诸母而下，节烈辈出!” 一年多以后的“甲申之变”，王士禛十岁，家庭又遭变故，伯父王与胤一家多人殉难自杀。(14)关于此事，王与胤在崇祯十七年甲申四月二十六日绝笔书《自撰圹志》中记述得非常清楚，当时他因为上疏劾总兵官邓玘纵兵殃民而被罢归。家居已九年，本指望养亲教子，闭门读书，以终天年，“不意京师卒破，圣主以殉社稷上升。余闻之，雪泣沾衣，即欲攀龙髯而授命，特以望九老父，未有归着，欲奉之走海滨，老父以祖宗坟墓故，入舟复返。余不敢强，相次归家，遂偕妻于氏、子士和，并命于寝室。命也如斯，可奈何!”(15)王士禛在《世父侍御公逸事状》里记载曰： 世父侍御公讳与胤，字百斯，大父方伯公次子也。……甲申三月，闻流贼陷京师，泣涕不食。买舟利津之三汊，将浮于海。闻海道梗，夜起投水，为家人所持，不死。买冰片潜服之，又不死。乃舍舟归里，笑谓家人曰：“吾不死矣。”家人信之。伺少怠，夜半登楼，与孺人于氏、子廪生士和同缢死，甲申四月二十六日也。留绝命词壁间，遗命薄葬，公死时年五十六，孺人少于公一岁，士和年二十八。……公死时，士禛方年十岁，稍长，与四方贤士大夫游，恐世父之事遂湮没而无传也，既乞能言者为志表传赞。(16) 伯父一家殉国而死，这是王士禛在世变中又一次亲身遭际的丧乱之痛，后来在《五侄墓志铭》等文里，他还一再提及。《分甘余话》卷四，王士禛还记述先伯父王与胤《咏梅》“南枝与北枝，不作春风格”等句，陈伯玑评曰：“公忠烈之性，已见于此。”若深文周纳的话，此二句正是有违碍字句。 令年轻的王士禛悲痛的不只是伯父的殉难，更在于伯父的忠烈没有剖白于天下，没有得到新朝的认可。顺治十年六月，清廷颁诏，“赐故明殉难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及太监王承恩十六人谥，并给祭田，所在有司致祭”(《清史稿·世祖本纪》)。汪琬《御史王公传并赞》云：“世祖章皇帝既定天下，诏礼官具甲申死难诸臣本末上之。为之临朝太息，特命赐谥，宣付史馆，甚盛典也。凡蒙赐谥者，二十有三人，而公以左降家居，独不得与，议者至今惜之。”(17)因为王士禛的伯父殉难时居家，已无官职，因此不在旌表赐谥之列。汪琬同文又记曰：“予友王子贻上，痛从父之不得闻于朝也，以其事寓予。”正是这种悲痛、遗憾与不平，促使王士禛花费心力，请陈允衡、钱谦益、汪琬、朱彝尊、杜浚、纪映钟等撰序、传、赞、墓表和跋，甚至自作了一篇《明史·忠义列传》作为附录，并在康熙二年(1663)刊刻了伯父王与胤的《陇首集》，表彰伯父的忠烈，立传不朽。(18)这既是抚慰伯父亡灵，也可说是对自身心灵创伤的一次安抚。从顺治十年清廷给殉故明之难者赐谥，到康熙二年伯父《陇首集》的刊刻，正是创作《秋柳》诗前前后后的几年时间，或许我们并不能同意方功惠把《秋柳》诗(其二)“不见琅琊大道王”一句直接解释为“痛诸父也”(19)，但是，说伯父殉国等家庭丧乱变故在王士禛心头上一直盘旋，为《秋柳》诗的创作奠定了情感的基调，应该是符合情理的吧! 在明清世变中遭际丧亡离乱的不仅是王士禛本宗，他的元配张夫人一家也未能幸免。王士禛《诰封宜人先室张氏行述》云：“甲申之乱，公兄弟携百口南渡，侨居金陵。乙酉去金陵，转徙京口，外舅以疾殁于金沙。宜人随诸母崎岖兵间，备历艰厄，丙戌始归故里。”(20)岳父逃难，病死于外。丙戌为顺治三年(1646)，四年以后，王士禛与张氏成婚。在创作《秋柳》诗之前，王士禛定当备悉夫人张氏一家甲申年的艰厄，加重了他的丧乱之痛。 翻阅王士禛文集，他有不少文章如《任民育杨定国传》、《刘孔和王遵坦传》、《孝廉申君观仲墓志铭》都记载了耳闻目睹的明末忠烈死难的悲剧。(21)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些都是他的少年记忆；但是若《张先生传》记载新城人张心勿之兄“死戊寅济南之变”，《刘烈妇郝氏传》记载“明崇祯四年，叛将李九成等发难吴桥，反戈而南，破山东一郡五县，杀人如草。十二月七日陷新城，刘前徽妻郝氏死之”，这些发生在家乡的悲壮故事，他应该早有闻见，这构成了他少年记忆的一部分。 可见，王士禛少年生活于兵荒马乱的明清易代之际，家庭屡更丧乱，特别是在八岁的“壬午之难”、十岁的“甲申之变”时，亲眼目睹多位亲人殉国罹难，这些血腥惨烈的场面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记，也是塑造他“仆本恨人，性多感慨”性格的重要现实因素。我们不能说《秋柳》诗就是吟咏壬午、甲申的本事，但是少年饱经丧乱留下的创伤性记忆，构成了他睹物兴情的心理基调，致使他的《秋柳》诗中浸润了浓厚的丧亡、世变感。这种丧亡、世变感无疑是有现实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