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多数学者都将“以诗取士”与唐诗繁荣关系的讨论限定在唐代进士试诗赋的范围内，文章通过梳理汉代以来的材料，试图勾画出中古以来取士制度“文学—文章—诗赋”的一个渐变过程，从而证明文学繁荣影响取士制度由来已久。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按：举子将自己的诗赋文章献纳于文宗显贵以求延誉的行为)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建安以后文学创作逐渐步入自觉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审美所能带来的愉悦展现出特殊魅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开始产生影响，而诗赋最终进入取士制度，更有着一个“文学—文章—诗赋”的渐进过程。
关键词：进士;文学;中华书局;秀才;取士制度;唐诗;试诗;影响;北京;赋取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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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多数学者都将“以诗取士”与唐诗繁荣关系的讨论限定在唐代进士试诗赋的范围内，文章通过梳理汉代以来的材料，试图勾画出中古以来取士制度“文学—文章—诗赋”的一个渐变过程，从而证明文学繁荣影响取士制度由来已久，反过来取士重诗赋对唐诗繁荣的作用也从齐梁以来便已显露苗头。 关 键 词：诗赋/取士/唐诗/进士试 作者简介：高晓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唐代文学，北京 100732 1979年皇甫煃发表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是较早关注取士制度与唐诗繁荣关系的研究论文。文中提出：“唐代以诗赋取士与诗歌繁荣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看时间的谁先谁后。如果唐初就以诗取士，那么可能是以诗取士影响、促成了唐诗的繁荣，反之，如果以诗取士较晚，像制举试诗、赋是在天宝末年，那么就是唐诗的繁荣，影响、促使了制举试诗、赋。”①这一段话成为后人思考这一问题的定式思维，所以从皇甫先生自己开始多数研究者都将关注点集中在对“进士试诗赋”的考察上。永隆二年(681)八月诏令“自今以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以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②。已经是学界公认的“进士试杂文”的准确系年，所以又引出所谓的“杂文是否包括诗赋”的争论，之后举出《文苑英华》中的记载，证明张子容开元元年(713)所作的《璧池望秋月》、《长安早春》、王泠然《古木卧平沙》、刘眘虚《积雪为小山》等试帖诗都比《登科记考》载开元十二年(724)祖咏所作《终南山望余雪诗》要早，证明最晚开元初已经有杂文试诗赋的情况。最后，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根据《登科记考》中的记载，判定“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③，也基本成为学界定论。 建立在这些考证成果上，皇甫煃先生认为：“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俭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④傅璇琮先生也不同意说进士试诗赋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认为“实际情况恐怕倒是相反”，进士科考试诗赋“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⑤。这两个结论看似相同，但我认为傅先生的结论较为严谨，无可厚非，而皇甫先生的结论便可能略有疏漏。原因就在于傅先生用的是“进士试诗赋”，而皇甫先生用的是“诗赋取士”，即将“取士制度”与“进士科举”在很大程度上错误地对等起来。此后虽然“科举与诗歌繁荣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不少可贵成果，如程千帆先生指出“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按：举子将自己的诗赋文章献纳于文宗显贵以求延誉的行为)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⑥总体上都是以唐代进士科试诗赋之后作为讨论的起点，似乎在此之前诗赋与取士制度没有关系。本文认为，放到一个大的历史时期来看，文学自身的繁荣发展影响到朝廷取士制度越来越重视诗赋创作能力没有错，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以开元、天宝间进士试诗赋为起始标志的。即使不算司马相如之类靠作大赋直接擢授官职，以赋取士在东汉末年就已经有过制度上的设置，经过建安时代，“诗”在西晋时期曾开始出现影响取士制度的迹象，然而这种趋势在永嘉乱后中断，直到南朝在几位好尚文学的帝王引导下，齐梁重新掀起取士向诗赋文辞倾斜的趋势，并直接导致唐进士试诗赋的结果。“利禄所由出”，必然会使举人越来越重视诗赋创作，从这个角度说，取士制度对唐诗繁荣以及盛唐诗歌高峰出现的影响在以前是被大大滞后和低估了。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多数学者都将“以诗取士”与唐诗繁荣关系的讨论限定在唐代进士试诗赋的范围内，文章通过梳理汉代以来的材料，试图勾画出中古以来取士制度“文学—文章—诗赋”的一个渐变过程，从而证明文学繁荣影响取士制度由来已久。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按：举子将自己的诗赋文章献纳于文宗显贵以求延誉的行为)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建安以后文学创作逐渐步入自觉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审美所能带来的愉悦展现出特殊魅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开始产生影响，而诗赋最终进入取士制度，更有着一个“文学—文章—诗赋”的渐进过程。
关键词：进士;文学;中华书局;秀才;取士制度;唐诗;试诗;影响;北京;赋取士 作者简介： 多种流派的文化共同缔造了绚丽的华夏文明，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态度无疑是长期的政治主流，这股潮流甚至可以适用于许多“伪释道”，不同的只在于所“学”之术。取决于不同的文化发展水平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我国古代取士制度也在不断变化演进，唐武后时期薛登《论选举疏》中对此有简要概述： 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徵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爱放达。晋宋之后，只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受职惟贤之义。有梁荐士，雅好属词，陈氏简贤，特珍赋咏。故其俗以诗酒为重，不以修身为务。逮至隋室，余风尚存……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⑦ 这是对唐以前历代取士准则的简要概括，具体到内容与方式，两汉时期设置的举贤良对策、察孝廉、举秀才、试明经、选博士等取士途径成为长期沿用的主流。《魏书·陈群传》记载魏尚书陈群建立九品中正制选官的新制度，这一制度在近400年的时间里日益堕落，获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恶果。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提到“九品中正”选官，总是习惯于将它视作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取士制度，实际上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通过察举取士仍然是对整个社会影响较大的主要选人方式。建安以后文学创作逐渐步入自觉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审美所能带来的愉悦展现出特殊魅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开始产生影响，而诗赋最终进入取士制度，更有着一个“文学—文章—诗赋”的渐进过程。 汉代以举孝廉和举秀才两科为重，当时的以文取士就集中表现在秀才科。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开始定期或不定期州举秀才(东汉避光武讳称茂才)，这时所谓秀才十分宽泛，文士、武士等才能突出者均可举秀才，一如《汉书·武帝纪》中所说“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⑧。很快到元帝时期(前48—前33)取士就开始倾向于文学之士，既有“少好书，博达善属文”⑨的陈汤(后成为西汉名将)被富平侯张勃举荐茂材，也有“习《鲁诗》、京氏《易》”⑩的李昺被举茂才，说明此时的“文学”包括经学章句之学与辞赋文章之作。东汉时期“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谣谚已经清楚表明总体来说秀才科倾向才学修养，孝廉科看重品行高下。东汉“章帝时诏复用前汉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11)顺帝时尚书令左雄实行的“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牋奏(12)的考试制度一改察举后通过策试铨选的传统，考试内容已经与明经、进士科十分接近，可说是科举试文章的一次早期探索。在汉代“独尊儒术”的背景下，长于儒家经典的章句之士还有通过举明经、郡文学、举博士、博士弟子等途径入仕。另外，西汉以孝治国，奠定了两汉取士往往兼重“才行”的基调，《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中所载“(郅)寿，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称，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13)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说明具备德行的文人才适合被察举，这也正是唐代贾至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举例“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词以观行，则及词也”，借以区别当时科举导致“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14)之弊的论据之一。汉代州郡察举的秀、孝之才贡于朝廷后，多拜为郎官备帝王顾问差遣。《文献通考·选举九》：“汉制凡郡国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调僚属及部人之贤者，举为秀才、廉吏而贡于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无常员，或至千人，属光禄勋。”(15)东汉随着机构变革，各类郎官成为政务中枢尚书台各分曹的行政长官，逐渐享有了实权，为此韦彪曾上疏章帝曰：“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闲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16)这是较早质疑以文辞取士制度的言论。东汉末年蔡邕也曾上封事：“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针对汉末新置鸿都门学以“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17)提出批评，这是在制度上以辞赋教学、取士的最早记载，取士言“诗”则两汉不及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