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采石之战/虞允文/文学
【作者简介】邹春秀，女，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文人关心政治，文学反映政治事件，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政治又影响文人，重大的时代政治事件，往往对文人创作有巨大影响。“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复杂现象，某一时期作家的群体心态，乃至某一作家的创作历程，都与这些政治事件有或大或小的关系。”①在宋金双方近120年(1117-1234)的对峙时期，从徽钦北迁到“绍兴和议”，从完颜亮侵宋到“隆兴和议”，从开禧北伐到“嘉定和议”等，都是影响到宋金政治格局的重要事件。其中，采石之战在宋金关系史上意义十分重大，引起宋金双方文人广泛关注。因为采石大捷是宋室南渡以来最振奋人心的一次战役，所以更是点燃了南宋文人的爱国激情，并一度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这样一来，采石之战这一政治事件就被文学化了。本文拟探讨虞允文采石之战在南宋时期的文学化进程，并试图揭示采石之战题材的作品与南宋爱国文学的关系。一、采石之战的创作底本
采石之战后，虞允文(1110-1174)成了拯救国家、民族于生死一线的伟大英雄。一时文人广泛关注虞允文的奇功大业，竞相传写，出现了一批颂功之作。而在这赞歌声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论调，譬如赵甡之《中兴遗史》、王明清《挥麈录》等就否定虞允文的采石战功。由此引人深思：宋金采石之战的过程究竟如何？虞允文在采石大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作为采石之战的亲历者，虞允文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上奏朝廷《江上军事三札》②，详细记录了采石之战的过程。以其《江上军事第一札》为例：
蒙圣恩，令从军江上，今月六日抵建康。……北岸有一高台，台上大红绣旗、黄旗各二，左右行立，中有大黄盖，有一人服金甲，以胡床坐其下。问之，此虏酋也。昨已登台祭天，刑白马，与诸将盟矣。兵号四十万，马数倍之。臣与统制官张振等共议，列马步军为阵，静以待之。分戈船为五……摆布仅毕，忽闻虏众齐声发喊，虏酋亲执小红旗，麾数百舟绝江而来。未顷刻间，已有七舟遽达南岸。虏登岸与官军战，臣往来行间，再三传令，激以大义，许以醴赏。步军统制时俊先登，军皆殊死斗，俘斩既尽。而战于江中者，艨艟相击，虏舟皆平沈，溺水死者以万数。天色向晦，北岸鼓声乃止，虏引余舟遁去。臣等尚虑其诈，不敢以兵掩其前，但以强弓弩袭其后追射之。
细观虞允文对采石之战的记载，应该符合事实。因为奏札是仓促之间写成的，如果不亲历其事，很难编造得出来。其中所记载的战绩，如“计其岸上之尸，凡二千七百余人。射杀万户一人，服紫茸绵甲注丝战袍，生获千户二人，女真三十余人”(《江上军事第一札》)，如此精确的数字和特别的服饰，也不可能随手编造而成。有些细节叙述，如“虏有旗头为官军斫断其左臂，尚能以手持小旗麾其下进战，久之乃仆地死，金人之伉健可概见矣”(《江上军事第二札》)，形容金军将领矫健善战，英勇顽强，真实可感，如在目前。这种肯定敌方将领的气度和胸怀，令人钦佩。至于“溺水死者以万数”“应弦而倒者以万数”(《江上军事第三札》)等概数，则不必苛责，一来那种纷纭繁杂的场面，足以给人这种数量众多的冲击感，二来夸张数目以形容杀敌的快意，正是亲历战场的文人对战争最真切的感受，并采用夸张的文学化手法将其表达出来。
但是，当时也有人对虞允文三札提出了质疑，譬如赵甡之就声称曾亲至采石战场，就采石之战有关情形“质之于士人、僧道、军兵、商贾、官员”，取“太平州及东采石之百姓所言”，录采石之战的过程于其《中兴遗史》③。在赵甡之笔下，虞允文根本没有往来行阵、激励士卒的义举，而是“坐峨眉台中，战抖几不能止”；而且采石一战金兵死亡人数仅“五六百人”，战绩有限。诸如此类的指摘很多。他还尖锐地批评虞允文三札“虚张功伐，大其劳绩。意在于邀求厚赏，以结将士之心，自誉己才，而冀异日之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曾对《中兴遗史》所指摘的细节一一反驳。其实不必争论细节孰是孰非，仅从文末赵甡之将采石大捷归功于上天，便可见其主观臆断：“当是之时，争战之声方厉，安危之机甚切，而人皆罢其业，离其居，乐观之，既而连亘数十里驻足不动，遂成江南壁立万仞之势，岂人力能使之然哉！盖天实为之也。”显然是道听途说，离事实较远。
当然，虞允文三札的行文口气，俨然以采石之战的指挥官自任，确有些邀功之嫌。但他以帝王使者的身份犒师，因主将未至而参与督战，自然是最高指挥官，恰因完颜亮瓜州被杀，取得了采石之战的绝对性胜利，居功之心自然难免，此亦人之常情。但不能因此否定虞允文采石战功，而赵甡之所称虞允文三札“皆不可取信”就更失之偏激了。
总体来说，虞允文对采石之战的记载比较客观可信，所以《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在稽考众家记载的同时，基本采用了虞允文的记载。《江上军事三札》不仅成为后来很多文人再创作的重要底本，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也使其成为反映采石之战的第一部作品。
内容摘要：宋金采石之战引发南宋文人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创作。虞允文的《江上军事三札》是最早记录采石之战的作品；身处事件中心的文人如蹇驹、员兴宗等及时宣传采石大捷及虞允文战功，其作品多是偏重于纪事的诗文；远离事件中心的文人如张孝祥、杨万里等也热情歌颂虞允文采石战功，其作品是偏重于抒情的诗词和歌功颂德的应用文体；南宋后期人们认识到虞允文的“书生勋业”，其作品主要是偏重于抒情或议论的诗赋。这些有关虞允文采石之战的文学作品，是南宋爱国文学主旋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 作者简介：二、采石之战的当代创作
虞允文及采石大捷在当时所引发的文学创作，不仅参与人数很多，而且覆盖范围很广，从政治中心到偏远地区，都有众多文人积极创作，还有一些名家参与其中。这些作品对采石之战的反映，存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效应，这种时空的变换还影响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乃至文体的选择。
(一)接近“事件中心”的纪实性宣传
最先对采石之战进行再书写的是追随虞允文左右的门生宾客，他们最早获悉采石大战前后事迹，因而能够及时反映这一重大事件。如蹇驹，潼川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撰有《采石瓜洲毙亮记》一卷④，长达五千余字，详细记录采石之战始末。在战争时间、战略部署以及战绩数量等事实方面，皆与虞允文奏札如出一辙，具有很强的纪实性。蒙文通认为蹇驹此文“最坦率、最朴质，专为记载这一战役而作”⑤。在纪事的同时，蹇驹十分注意表达对虞允文的崇敬之情，将其刻画成识见非凡、大义凛然的英雄。如战斗开始前虞允文劝谕战士的过程：
公徐晓之曰：“敌万一过江，江南席卷，无措足之地，汝辈虽走，欲何之？今控大江，地利在我，不如死中求活耳。且朝廷养汝辈三十年，乃不能一战以报国乎？”众皆曰：“顾未尝不欲战，奈无当头者。”允文觉其言可动，倡言：“汝辈止缘王权谬妄抵此，今朝廷别差官管此军矣。”众愕立，曰：“差甚人？”允文谕之曰：“我亦朝廷官，朝廷差我来唤池州李显忠，交此军事。显忠如何？”众合辞曰：“如用显忠，得人矣。”
人物对话鲜活，时见方言俗语，凸显了虞允文激励将士、谋划战略的忠义智勇形象。再如战斗结束后虞允文劳问将士的细节：
诸将趋下拜曰：“曩意舍人是阁门宣赞耳，岂有文臣骑马往来行阵乎？”允文执其手曰：“诸公何言？相与共安危，死生同之，期于破贼以报国家。”
突出虞允文以文臣往来行阵的忠勇行为。这些生动的对话皆不见于虞允文的奏札，却最能展现其英雄形象。从文末“驹以门下士获侍燕间，并从幕府诸公间，获闻此事甚详”可知，蹇驹的门客身份决定他有机会从虞允文或其他幕僚口中获悉这些细节。又蹇驹称“舍人虞侯……建振古不可及之功”，且记事止于虞允文回朝“遂有川陕之命”，按《宋史·虞允文传》，虞允文宣抚川陕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故此文记事时间离采石大战仅两个月。蹇驹在文中自称“退而录之以报里中新友”，所以这是一篇及时宣扬虞允文丰功伟绩的文章。作为采石战役的宣传品，它确实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一倡百和，“蜀人家家有传本”。
另一蜀人员兴宗的《绍兴采石大战始末》⑥，也是及时宣扬虞允文采石战功的作品。此文与蹇驹之作的写成时间同在绍兴三十二年，记事同是止在这一年二月，但两家又各不相知，有所遗漏⑦，说明蹇、员二人不约而同地在第一时间内对采石大捷进行报道，其共同点是反映时事的及时性，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写作方式的选择上几乎相同，都是文言、白话间用的语体类作品，便于传播。
除此之外，员兴宗还以诗叙事，讴歌虞允文采石战功，有《歌两淮》⑧诗一首，其诗引曰：“事以诗叙者，唐人累累有焉。……吾蜀虞公尝援尺棰笞敌两淮之上，敌愤以死，此事旷古今一快者。宾客欲表著铺张而绪言之，其当取杜乎？当用白也？”据此知员兴宗为虞允文同乡宾客，作诗目的就是讴歌虞允文采石之功。此诗长达千余言，几乎是《绍兴采石大战始末》的韵语版，如虞允文初至采石问询战士一节，采用了乐府民歌传统的问答形式：“公趣下马询众语，众共来前致辞苦。平时节使驱为奴，逐逐无聊战无主。而今侧身堕两失，官骑已亡难再得。诚令军政日月悬，我有微躯人不惜。公闻瑟缩涕潸然，汝曹寄命真可怜。朝今清明万乘圣，权已殛死家南迁。若等是行能奋死，朝建勋名暮朱紫。官今付我诰如山，节使察使皆在此。”另外，此诗状写宋金两军采石交战情形，气势也颇壮阔。先是极力渲染敌方“千里断岸皆遮逻”，以“天低野旷笳鼓咽”之景暗示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势，但我方毫无畏惧，“长啸激俊挥戈回，万斧并下声如雷”，最终使得“敌愁惊心疑鹤唳，十步回头九堕泪”。从诗末“近来分陕从天阙，悬解西民愁百结”等语来看，本诗也应写于虞允文初赴川陕宣抚使之命时，故有“为君再赋洗兵马，下客敢继唐诗翁”的期许，一方面期望虞允文再立战功，一举收复失地，另一方面以杜甫自勉，足证其诗歌的“诗史”意义。全诗篇幅较长，记事详尽，其中不乏铺写夸张的成分，可惜文采略嫌不足，远远不及杜、白叙事水准。
蹇、员二人在语体本的基础上，又各自修改完成了同题的文言本——《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一引《虞尚书采石毙亮记》一文⑨，卷二百四十二又引员兴宗《采石战胜录》一文⑩。据蒙文通考证，员兴宗的文言本写成时间比较接近语体本，蹇驹的文言本写成于乾道(1165-1173)年间，滞后语体本至少三年。以蹇驹两本为例，语体本写得及时，重在事实报道；文言本从容创作，意在歌功颂德。从写作意图来看，语体本是报道采石大战，文言本是要作史垂后，如蹇驹言：“异时国史大书特书与宋匹休，……以扬厉无前之绩者”。所以，在论定虞允文采石战功时，语体本仅有一句“建振古不可及之功”，文言本则将虞允文采石战功与赤壁、淝水之战相比来拔高虞允文之功勋：“(虞公)身自督战，遂成采石之功，而瓜洲之虏不战而自毙，此岂与赤壁、淝水乘危徼幸同日语哉！”该文甚至认为后来江淮战场的战势走向诸如成闵收复扬州、泗州等，“皆虞公前日鼓勇士气一战之力也”。赞誉实在有点过高，揄扬意图十分明显。赵甡之曾批评虞允文门下士“拾掇三札，溢其虚美，作为记事之文，夸大允文之功”。(11)当是针对这一类有心夸饰之文。
身处事件中心的蹇驹等人在采石之战后最先宣扬采石大捷，说明文学反映政治事件的及时性。同为虞允文门生宾客的身份和情感倾向，决定了其创作意图在于大力宣扬虞允文采石大捷以激励士气，振奋民心。如蹇驹在《虞尚书采石毙亮记》中就宣称欲“广其事，以壮吾中国之威，以激吾蜀士夫之气”。总体来说，这一类作品距离采石大捷时间最近，纪实性比较强，但艺术水平不高，这与其作者的水平有关。虞允文当时以中书舍人(正四品)的身份犒军，他身边聚集的文人在名家辈出的宋代声名很有限，员兴宗还有《九华集》存世，而蹇驹则是非常普通的文人，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颂功之声高而艺术影响低。这也正是后来王质所感叹的“有恢宏之功，而无穆清之章”(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