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进步，是与古典文献整理研究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分不开的。传世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电子文献和数据库的研发与应用，以及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使新时期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尤其是新文献与电子文献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研究范围的扩展，更促进了研究视野、观念与方法的转变。进入21世纪，综合的历史的文献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

“视野与方法”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方法”与学术技巧相关联，而“视野”则与思想境界密切相关。

英雄传奇可被视为“故事”而非“小说”，故事类型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代英雄传奇研究具有适用性。英雄故事主要包括“出生”、“征战”、“婚姻”、“死亡”四大核心故事类型，其下可细化为若干情节单元，各故事类型及其异文具有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一)英雄出生故事英雄出身故事中常见“异物转世”的故事模式，出生故事中则常见“弃子不死”、“出生异兆”的故事模式。中国古代英雄传奇众多的故事类型与世界范围内的英雄故事有相通之处，将中国英雄故事置于世界范围来看，其故事类型的外在形式具有普遍性，如神奇出身、神奇助手、神奇武器、结义兄

乾元二年(759)秋，李白流放遇赦东归寻阳途中，在岳阳作《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为永王璘“谋主”、永王璘案难友李台卿鸣冤。

此后，《神仙传》《洞仙传》《续仙传》《墉城集仙录》《混元圣纪》《金莲正宗记》《纯阳帝君神话妙通纪》《七真因果传》《三教搜神大全》等小说中都有很多人物肖像描写，只不过有的描写简单，有的描写复杂而已。二除了肖像描写外，仙道小说中的一些人物神态描写也很出色，这些神态描写刻画了神仙的洒脱形象，传达了神仙的非凡气质，为丰满神仙形象建功不少。然《道藏》中的小说因为描写的主要是神仙，故多注重对人物形容外貌、法术及仙境的描写，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忽视，这就造成了一些神仙形象的干瘪和模式化，神仙人物缺少丰富的情感及可信度

摘要：“东瀛文体”的兴起,与甲午战争之后清廷借途日本以通欧西之学的改革策略存在直接关系,科举停废更加速了此种文体的风行。由于“东瀛文体”蕴含的新名词及外国文法,与古文的雅洁存在根本冲突,从而引起士大夫对古文命运的深切隐忧。由此产生的抵制“东瀛文体”思潮,不仅使晚清古文革新呈现出回环往复与多样化并存的特点,古文的总体走向也因而趋于回转,复古之风的抬头更导致晚清后期古文创作的繁荣景象。梳理晚清古文的这一回潮现象,不仅可以揭示清末民初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对认识晚清与五四文学变革的本质与区别而言,也具有重要的

故事中行动的主动方均为追求变化的女性，她们或希望获得与男性平等的身份，或努力进入与对方同样的状态，此类“趋同”的愿望不啻是事件演进的驱动器，而对这些追求的反复讲述则构成了叙事语义中的“互文见义”，四大传说的“间性”从中可见一斑。四大民间传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民间故事的代表，全仗成千上万同类故事的“顶托”，其产生乃是无数同类故事自动筛选淘汰的结果。三)传说结尾均有一抹亮色中国古代戏曲多以喜剧收场，普罗普研究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大都在“婚礼”的钟声中结束，弗莱如此归纳传奇故事的普遍规律：大多数传奇故事结局圆满：它

王夫之晚年隐居湘西所撰观生居“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一联，是他从政治失败、复国无望而转入文化建构后所写的，是其生涯转折的纪念碑。二、“活埋”之义船山“乞活埋”之云，殊为费解。明亡之后，避地隐居以全其气节者甚多，如徐树丕(1596-1683)，明亡后不仕，筑一活埋庵隐居，遂自号活埋庵道人，亦著有《埋庵集》。”[42]可见观生居题壁联中的“活埋”，非同普通隐居，乃是一种“死心”的隐居，是脱离生死，断绝一切杂念，与世俗决绝的隐居。在降清、殉国、逃禅与隐居四种方式中，船山毅然选隐居于深山僻壤，他的“活埋

唐末范摅著《云溪友议》，三分之二篇幅谈唐诗故事，多名家逸事，故事也曲折离奇。就可以考知的事迹看，范摅是唐末越州的处士，虽自称曾游历山水，交结名流，但其本人并没有诗歌存世，文学交游圈很窄，对本朝故实的掌握和辨识能力很差，却抱着很大的兴致，记录下唐代中后期民间流传唐诗名人名篇的离奇故事，留下唐诗民间传播的特殊文本。其后长沙窑瓷器题诗大量刊布，其中部分诗歌居然与远在西陲的敦煌、吐鲁番写本题诗相同，我也先后撰文《八十年来的唐诗辑佚及其文学史意义》、《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传》，说明唐代民间流传诗

文言小说在“丛残小语”、“子史末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国学”主流的小说观念就是偏正结构的“小”说观，包括体制小、价值小两个方面。在这种文化势差的挤压中，文言小说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结构、主题和叙事方式，这些文化基因对小说的影响很少被认真梳理，因而难以深入地理解和研究文言小说的特点。就其受“史传之余”和“子书者流”的影响而言，唐传奇和《聊斋志异》等文学性优异的小说形成叙述历史题材的独特模式——从性爱的角度进入历史与空间叙事，将历史、异域的代言人设计成女子、狐鬼

在思想文化方面，拓跋氏一改前期仇视、惧怕汉文化的心理，逐渐接受汉族文化，儒、道、释，以及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促成了北魏平城时期文学的复苏。在文化上，北魏皇族虽固守拓跋民族相对落后的文化传统，但试图接受多种文化，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文化政策发生着缓慢的变化，这种变化促使了北魏文学的复苏。二、平城时期皇室文学始盛北魏皇室是鲜卑拓跋氏民族文学的代表者，研究这个群体的创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可以了解北魏文学如何一步步更新民族文学观念，向先进的中原汉族文明靠拢。平城时期皇室文学简洁质朴的风格代表着鲜卑拓跋氏民族文学

领袖式人物组织参与交游雅集是影响诗坛风貌的重要因素，也是观察诗风流变的独特视角。本文通过梳理与分析王士禛与博学鸿儒的交游雅集来观照清康熙诗坛的风尚变迁。1678年，清康熙帝诏开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入京后，王士禛组织了一系列交游雅集活动，形成小圈子。他在小圈子中提倡神韵说，崇尚清新淡远、平和雅正的诗歌风貌，迎合了士人的审美趣味，淡化了社会矛盾，扭转了质实诗风。在诗学宗尚方面，王士禛传播宋诗风，但并不反对唐诗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专宗一朝一派的狭隘诗学观念，从而影响了诗坛大风气。

晚明时期，文士圈中阅读、评述、刊行苏轼诗文者层出。这一流行趋势，与此际宋代诗文受到重新审视的文学境域有关，显示了和晚明士人趋于相对开放、活跃的知识接受及精神诉求相应合的阅读视界的某种扩展。借由人们的广泛阅读与多重诠释，苏轼诗文的文学审美价值得以重新型塑。从具体的接受态势来看，一方面，晚明士人推重苏氏之作流溢出的诸如宏博、奇诡及率意而出的风调；另一方面，又偏尚显现其中的超旷与闲适的意致。这种多重的接受取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晚明士人文化性格及其表现在价值取向上的激进与退守相交织的复杂性。

作为审美感兴之范畴的中国的“感”字，至少在8世纪就见于日本文献。在“感”字的基础上，空海最早将“感兴”作为概念使用，世阿弥最早将“感”字有意识地、明确地作为一个戏剧美学概念加以使用。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中国是以心感物，心离不开物，心受制于物；日本是以心“感心”，心可离物而独立。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范畴是“哀”与“物哀”。其中“物哀”之“物”被置换为“物之心”，从而将“物”加以“心”化，称之为“物心”。中国的“感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日本的“哀”、“物哀”则包含着朴素而又过剩的感性与情绪；“感物”是

明清民歌时调中的商贾形象呈现出多样性。当时的民歌时调与小说、戏曲等文体也相互渗透、相互推动，既从一个方面显示了明清民歌时调这种兴盛诗体的旺盛生命力，也展示了新兴经济力量与时尚诗体联姻中呈现的商贾形象的新风貌。显然，无论是单独以民歌时调歌咏商贾，还是在民歌时调与小说或戏曲融合中写商贾，民歌时调都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相关文章论唐代小说中商贾描写的文化意蕴明清民歌时调视野中的商贾形象论唐代商贾题材小说的道德意识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中唐至明中叶诗歌中农商观念的转变及其意义纸刊订购：010-82503438或

甲午战争是一百二十年前中、日之间发生的一场改变中国命运与世界格局的战争。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害。甲午战争诗人群体以自己的诗歌创作记述了战争爆发后中国人的心路历程。

明清江南文学既是宋元文学之深化，又是近代文学之预演。三是文学精神层面，江南区域之文学经典高扬启蒙大旗完成对雅与俗、娱乐与教化的双重跨越。【关键词】明清江南/言情/启蒙/文学精神【作者简介】葛永海，浙江嵊州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小说与文学地理研究。二、“言情以启蒙”的双重超越：从情本主题到启蒙精神正如前文所述，明清时期江南文学兴起了一股主情思潮，在具体形态上表现为雅俗互动，文学功能上表现为娱乐与教化的纠结。就思想动力而言，启蒙成为这一思潮发展演进的

《大戴礼记》传世版本以十三卷本为主，历代史志目录、公私书目均有记载。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有“《大戴礼乔记》八卷，汉乔仁”，以此为突破口，可以考证出《大戴礼记》在东汉至南宋时期至少有八十五篇本、桥仁编选本、卢辩注本、十三卷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三卷四十篇本7种版本流传。1.《大戴礼乔记》八卷的著录与真实性考辨焦竑《国史·经籍志·礼类·二戴礼》著录有“《大戴礼记》十三卷，汉戴德撰”和“《大戴礼乔记》八卷，汉乔仁”③。三、《大戴礼记》今十三卷本生成过程蠡测韩元吉是刊刻《大戴礼记》的第一人

【内容提要】唐人小说传播中存在“事”、“传”两种叙事方式，口头传述谓之“事”，文字记述谓之“传”。“事”、“传”之分的本质就是口头叙述与书面叙述的差别，这也就形成小说叙述的“雅体”和“俗体”的文体特征。唐人对“事”、“传”的区别是对小说特征较为成熟的认识，这必然影响人们去界定小说文体的属性。在“事”、“传”之别的叙述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和分析小说叙述的雅体与俗体相交融的叙事体式及其审美特点。李玫小说的诗化倾向，在其他文人的创作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虽然这不是唐人小说的主流，却反映了小说在文人圈传播时不断雅化

【作者简介】李颖，中国传媒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院李学勤先生， 1933年生于北京，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2013年，本刊特委托中国传媒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院李颖副教授对李学勤教授进行采访，并撰写此访谈。一、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李颖李先生。二、铜器铭文与周代制度研究李颖您是青铜器研究的大家，在这一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发表过重要论著，您的研究方法及结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李颖您研究青铜器一贯很重视从古代制度的角度来探索问题，能不能谈谈金文在古代礼制研究方面的意义？李颖礼乐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不

谢表是臣属向皇帝谢恩的文章。谢表文体是在宋代定型的，而且文采斐然、数量丰富。这与宋代官制和科举有关。宋代谢表使用四六骈体，格式严格，崇尚用典，修辞讲究斟酌得体。宋代兴起的《四六话》对谢表多有论说。明代文章家认为前代谢表有“三体”，即古体、唐体、宋体。宋代谢表内容结构通常分四个层次：破题、自白、颂圣、表态。谢表的变体有状、札子、戏拟谢表、虚拟谢表、代拟谢表等。

自江淹《恨赋》、《别赋》被萧统收入《昭明文选》之后，遂作为江淹辞赋之代表作广为人知，其次第也多从《文选》编排，先《恨》后《别》，钱钟书先生更以为“《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故《别赋》或作于江淹赴吴兴途中，《恨赋》当是江淹自吴兴返京口后所为，二赋之写作动机及命意均与江淹特定经历，尤其是江淹与建平王景素的关系密切相关。既然江淹本人并未在作品中透露具体的写作时间，那么从作品内容的关联度来判断彼此间关系便成为一种具有可行性的选择，而由钱钟书“众星之拱北辰”的比喻，很容易将《恨赋》认定为江淹吴兴诸赋中

本通过寻绎清诗英译的历史脉络，结合对《待麟集》内容的介绍与评议，定位此书在清诗的英译与传播进程中的历史意义，并以此为主要依据，评价罗郁正先生对清诗英译与传播的杰出贡献。

甲午战争引发了以国难诗史和民族心史为主题的诗界高潮的到来。甲午战争诗歌通过对战争过程的描绘弘扬诗史精神，通过对战败原因的诘问呼唤杰出人才，而台湾诗歌的崛起显示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强化，战争与和平观念的调适则反映了中国与世界意识的深化。甲午战争诗歌的艺术探索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近代诗风的新变，叙事性和批判性的增强是诗史意识强化的艺术化反映，悲愤苍凉、沉雄刚健诗风的弘扬和忧郁苦涩、感伤哀怨情绪的抒发是时代精神的诗性传达，而多种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的汇聚与运用，则反映了近代诗歌综合古今、融通雅俗、寻求创造发展的艺术追求。

内容提要：晁补之词的编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两部校注著作即刘乃昌、杨庆存的《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与乔力的《晁补之词编年笺注》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并不意味着晁词编年工作的最终完成，它们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甄别、补证、完善的问题。乔著认为本词与《凤凰台上忆吹箫》（千里相思）同样为闲居金乡时作，但没有论证（见第138页）。（参乔著77页、刘著102页）本文认为此词与《满庭芳·忆庐山》、《满庭芳·用东坡韵题自画莲社图》（归去来兮）等歌咏庐山的词作一样，属于补之的“思山辞十数”之一，作于晚年闲居金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