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日本女性也素来有文学创作的传统，相较而言，朝鲜女性的创作就极为寥寥。而当明代女性创作成为一代风气，并且传入朝鲜后，便开始引起朝鲜有识之士的反省，受此刺激，朝鲜女性创作也开始兴盛。全书六卷，分选中国、日本和朝鲜女性诗凡五千五十余首，卷一至卷五是中国部分，自上古少昊嫘祖至晚清康同璧，卷六为日本、朝鲜部分，日本十六人，朝鲜五十二人。57)我此前在《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的《兰雪轩集》解题中提出这一看法，得到日本仓员正江教授的呼应，见其《〈九州諸将軍記〉揭載李玉峰、許蘭雪軒記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雨朝平攘録〉に記録された朝鲜女流詩人——》(载《近世文芸研究と評論》第八十二号。
关键词：朝鲜;书籍;女性;兰雪轩;诗选;日本;环流;闺秀;文集;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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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整个东亚地区，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由来已久，不仅有名篇流传，而且有著名的女诗人、女作家享誉文坛。明代景泰(1450-1457)年间以降，闺秀文学在文坛上迅速崛起，女性作品的创作和出版风行一时。闺秀诗和闺秀诗人也就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日本女性也素来有文学创作的传统，相较而言，朝鲜女性的创作就极为寥寥。而当明代女性创作成为一代风气，并且传入朝鲜后，便开始引起朝鲜有识之士的反省，受此刺激，朝鲜女性创作也开始兴盛。在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汉籍的“东传”或“回流”，而较少着眼于“环流”。无论曰“东传”或“回流”，其考察的路径往往是单向的，而“环流”的视角所见者，则是曲折的、错综的、多元的流动，而且这种流动还是无休止的。前者所获往往是书籍传播的“表象”，而“环流”着重探索的是书籍传播、阅读之后的“心象”。“书籍环流”包含了书籍本身在传播中的多向循环，书籍内容的阅读、接受并反应的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 【关 键 词】明清时期/女性诗文集/东亚/环流 【作者简介】张伯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 一、引言 在整个东亚地区，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由来已久，不仅有名篇流传，而且有著名的女诗人、女作家享誉文坛。锺嵘《诗品》评论了自汉至梁一百二十多家作品，其中就有班姬、徐淑、鲍令晖等人分列上中下三品。唐诗繁荣兴盛的标志之一，就是作者身份广泛，用胡应麟的话说，“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①。而在明代景泰(1450-1457)年间以降，闺秀文学在文坛上迅速崛起，女性作品的创作和出版风行一时。季娴《闺秀集·选例》云：“自景(泰)、(正)德以后，风雅一道浸遍闺阁，至万历而盛矣。”又云：“宫闺名媛，选不一种，大约盈千累牍。”②其庞大的数量规模所造成的冲击，给四库馆臣也留下这样的印象：“闺秀著作，明人喜为编辑。”③闺秀诗和闺秀诗人也就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日本女性也素来有文学创作的传统，早在平安时代的《经国集》中，就有公主有智子内亲王《杂言奉和渔家二首》，仿照张志和《渔歌子》而作，《本朝一人一首》评之为“本朝女中无双之秀才也”④。而以假名创作的和歌、物语、日记等，更是其擅长的文体，也留下了不少经典名作。到江户时代，则有别集、总集相继问世。相较而言，朝鲜女性的创作就极为寥寥。尤其是在面对中国的女性创作时，这种对比就更为鲜明。徐居正(1420-1488)《东人诗话》卷下云： 古之闺秀如蔡琰、班婕妤、薛涛之辈，其词藻工丽，可与文士颉颃……吾东方绝无女子学问之事，虽有英资，止治纺绩而已，是以妇人之诗罕传。⑤ 沈守庆(1518-1601)《遣闲杂录》云： 妇人能文者，古有曹大家、班姬、薛涛辈，不可殚记。在中国非奇异之事，而我国则罕见，可谓奇异矣。⑥ 留意东亚女性诗文文献者如李德懋(1741-1793)也说：“高丽五百年，只传闺人诗一首。”⑦这里所提及的女性创作，都是指“闺秀”而言，不包括妓女在内。 朝鲜半岛素有“小中华”之称，其始为华人对他们的称谓，后来逐步演变为其自称。高丽使臣朴寅亮(？～1096)“熙宁中与金觐使宋，所著尺牍、表状及题咏，宋人称之，至刊二公诗文，号《小华集》”⑧。所谓“小华”，就是“小中华”之意。李奎报(1168-1241)《题华夷图长短句》云：“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⑨从唐玄宗称新罗为“君子之国”⑩，到南北宋人以“小中华”看高丽，其间的脉络是一以贯之的。“小中华”的核心即在诗文，所以对于诗文集的购买也特别用心。对于自身的诗文造诣，朝鲜人颇有自信，以文章华国也是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唯独欠缺的是女性诗文。但就此而言，他们即便注意到这方面的事实，所发出的也是自傲的声音。如徐居正云：“四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风，吾东方女子不学之俗，安知反有益耶？”(11)而当明代女性创作成为一代风气，并且传入朝鲜后，便开始引起朝鲜有识之士的反省，许筠(1569-1618)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他说： 东方妇人能诗者鲜，所谓惟酒食是议、不当外求词华者耶？然唐人诗以闺秀称者二十余家，文献足可征也。近来颇有之，景樊天仙之才，玉峰亦大家……文风之盛，不愧唐人，亦国家之一盛事也。(12) 这里所说的“唐人”，指的就是中国人。二十余家的闺秀诗文，对于朝鲜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创作业绩，在相当程度上对许筠有所刺激。经过一番反省，他提出了本国闺秀的代表，一是其姊氏许兰雪轩(名楚姬，字景樊，1563-1618)，另一个是李玉峰(？-1592)，同时又将她们的创作上升到“国家之一盛事”的高度，可谓空前之论。 许筠只是笼统地说到中国闺秀之作二十余家，两百年后的成海应(1760～1839)在其《兰室谈丛·妇人诗集》中则作了详细列举： 妇人诗集始于颜竣、殷淳，而徐陵、李康成有《玉台》之编，蔡省风有《瑶池》之咏，代如甄综，韦縠《才调集》辑闺秀一卷。宋元以降，选家类不见遗。明朝则有郦琥之《彤管遗编》，张之象之《彤管新编》，田艺衡之《诗女史》，刘之珍之《翠楼集》，俞宪之《淑秀集》，周履清(案：当作“靖”)之《宫闺诗》，郑琰之《名媛汇编》，梅鼎祚之《女士集》、《青泥莲花记》，姚旅之《露书》，潘之恒之《亘史》，赵问奇之《古今女史》，无名子池上客之《名媛玑囊》，竹浦苏氏之《臙脂玑》，兰陵邹氏之《红蕉集》，江邦申之《玉台文菀》，方维仪之《宫闺诗史》，沈宜修之《伊人思》，季娴之《闺秀集》，而青黄杂糅，真赝交错，济南王士禄悉从考正，为《然脂集》。(13) 成氏列举了大量明代闺秀诗集，(14)是否皆亲见不可断言，但或多或少应有传入朝鲜者。这些书在现存的朝鲜王室书目中俱未见，因此，可以推测其流传范围主要是在民间。 书籍交流的途径，笔者以前曾归纳为采购、输入、翻刻、馈赠四项，(15)考察东亚的书籍环流，其途径大致类此，只是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此处拟围绕与女性文学相关的书籍略述如下。
《笔精》卷五云：“新都汪伯英，从万中丞经略朝鲜，集其国中古今诗四卷，俨然中华之调。”(22)则亦从此行采访所得者中编选。 三部诗选的编者、眼光、采访对象不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突出女性创作，尤其是许兰雪轩，在三部书中都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今本吴编共七卷，入选诗人一百十二名，诗作三百四十首，兰雪轩一人就入选五十八首。此书还入选了李氏、成氏、俞汝舟妻、赵瑗妾李氏等其他女性之作。蓝编八卷，收诗五百八十五首，兰雪轩一人就占两卷，诗作一百三十首，其地位之突出也十分明显。此外，还入选了新罗女王、赵瑗妾李淑媛、李氏、成氏、俞汝舟妻等。汪编虽不见，但从旁证材料可见，亦同具以上特点。如王同轨云：“蓟州贾司马、新都汪伯英选梓其中诗成帙，独许姝氏最多而最工。”(23)洪万宗亦指出：“近世蓟门贾司马、新都汪伯英选东方诗，独兰雪轩诗最多。”(24)如果注意到吴编本“同阅校正”者的名单，贾、汪两人皆名列其中，则其受吴编影响，突出兰雪轩的地位，也就很自然了。
内容摘要：日本女性也素来有文学创作的传统，相较而言，朝鲜女性的创作就极为寥寥。而当明代女性创作成为一代风气，并且传入朝鲜后，便开始引起朝鲜有识之士的反省，受此刺激，朝鲜女性创作也开始兴盛。全书六卷，分选中国、日本和朝鲜女性诗凡五千五十余首，卷一至卷五是中国部分，自上古少昊嫘祖至晚清康同璧，卷六为日本、朝鲜部分，日本十六人，朝鲜五十二人。57)我此前在《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的《兰雪轩集》解题中提出这一看法，得到日本仓员正江教授的呼应，见其《〈九州諸将軍記〉揭載李玉峰、許蘭雪軒記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雨朝平攘録〉に記録された朝鲜女流詩人——》(载《近世文芸研究と評論》第八十二号。
关键词：朝鲜;书籍;女性;兰雪轩;诗选;日本;环流;闺秀;文集;创作 作者简介： 二、采访 自明正统十四年(1449)倪谦出使朝鲜，与朝鲜文臣多有诗文酬唱，朝鲜方面将这些作品编纂成集，刊行于世，终于《癸酉皇华集》(1634年刻)，形成了近两百年明鲜之间的诗赋外交传统，这就是现存的二十五种(一种不完整)《皇华集》(16)。这些书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国，也为中国文人所阅读，并且引发了他们浓厚的兴趣。许筠《丙午纪行》四月一日记录了朱之蕃的一番话： 在北京见《皇华》旧刻，如李荇、郑士龙、李珥俱有集乎？……近观柳老(当指柳成龙)之作，圆转婉亮，有胜于前人也。贵国人诗，可速缮写以示。(17) 此事发生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从这段话中不难发现，中国文人在北京就可以看到《皇华集》，由于对此类文献的阅读而引起对朝鲜人诗的兴趣，因此，到朝鲜后就自然生出收集、采访的愿望。这不只是朱之蕃的个人兴趣，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一批中国文人共有的想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宣祖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倭乱”后，明军出兵援朝，为之收复故土，军中韩初命、吴明济、汪世锺、蓝芳威等人，都怀有采访朝鲜诗的心愿，就不难理解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两部《朝鲜诗选》和一部《朝鲜诗》。 最先编纂成帙的是吴明济的《朝鲜诗选》，据其自序，丁酉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随军援朝，次年在义州向李文学等人“访东海名士崔致远诸君集”，“有能忆者，辄书以进，渐至一二百篇”；至汉城，“馆于许氏，许氏伯仲三人，曰葑、曰筬、曰筠，以文鸣东海间。葑、筠皆举状元，筠更敏甚，一览不忘，能诵东诗数百篇，于是济所积日富。复得其妹氏诗二百篇。而尹判书根寿及诸文学亦多搜残篇，遂盈箧”；其后又“馆于李氏，李氏，朝鲜议政德馨也，雅善诗文，济益请搜诸名人集，前后所得，自新罗至今朝鲜共百余家。披览之，凡两月不越户限，得佳篇若干篇，类而书之”。(18)此书之编成，完全得自于其本人在当地的采访。 又有蓝芳威《朝鲜诗选全集》，和吴明济不同，他的采访对象不是文学名家，而是民间百姓。由于语言不通，他或是通过“译人”，即翻译；或是凭借“楮颖”，即纸笔，尤其是后者。“即马圉重厮(蓄马者和杂役)亦工点画”，“士多通诗，以至于方之外，梱之中，在不乏人。初不以靺鞈士于翰墨寡所短长，时诣军幕，以诗相投赠，或以其国中所为诗交出而传示。久而益亲习，煦若家人情”；“自忘疎陋，亲为订选，共得诗如干，厘为四部”(19)。吴知过序言亦称，“(蓝公)首尾在朝鲜者几三年，得朝鲜投赠诗及士女自所为诗几数百篇，皆不辞手录，而亲为选订”(20)。但此书编成于吴书之后(吴编刊刻于万历二十八年，蓝编刊刻于万历三十二年)，受其较大影响也是事实(21)。 汪世锺(字伯英，参与者可能还有贾维钥)则编就《朝鲜诗》四卷，其书已佚，据徐《笔精》卷五云：“新都汪伯英，从万中丞经略朝鲜，集其国中古今诗四卷，俨然中华之调。”(22)则亦从此行采访所得者中编选。 三部诗选的编者、眼光、采访对象不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突出女性创作，尤其是许兰雪轩，在三部书中都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今本吴编共七卷，入选诗人一百十二名，诗作三百四十首，兰雪轩一人就入选五十八首。此书还入选了李氏、成氏、俞汝舟妻、赵瑗妾李氏等其他女性之作。蓝编八卷，收诗五百八十五首，兰雪轩一人就占两卷，诗作一百三十首，其地位之突出也十分明显。此外，还入选了新罗女王、赵瑗妾李淑媛、李氏、成氏、俞汝舟妻等。汪编虽不见，但从旁证材料可见，亦同具以上特点。如王同轨云：“蓟州贾司马、新都汪伯英选梓其中诗成帙，独许姝氏最多而最工。”(23)洪万宗亦指出：“近世蓟门贾司马、新都汪伯英选东方诗，独兰雪轩诗最多。”(24)如果注意到吴编本“同阅校正”者的名单，贾、汪两人皆名列其中，则其受吴编影响，突出兰雪轩的地位，也就很自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