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章回小说叙事之辨

内容摘要:但中国现代的一些理论家在谈论章回小说时,却常常引入西方小说的视角,把两种小说放在一起作比较。中西“章回”小说之间确实可以构成一种“同源”比较。中国学者眼中的中西小说“章回”作为小说文体概念被提出来是在晚清。从中西小说文体形式方面来谈论章回小说,陈景新的《小说学》一书值得关注。西方学者释义下的章回小说中国学者认为西方小说也用章回体,这在西方学者那里得到了某种响应。可以说,由回目而章题,当中国章回小说受西洋小说影响,完成自我修整的时候,中国小说与西洋小说趋向一致。章回小说在文体形式方面不仅和西洋小说“同源”,在其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和西洋小说还取得了相通。

关键词:同源;章回叙事体;文学;学者;中国章回小说;西方小说;西洋小说;中国小说;史诗;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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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章回小说”得名于它分章回的形态。在通常的认识中,西方是没有章回小说的。但中国现代的一些理论家在谈论章回小说时,却常常引入西方小说的视角,把两种小说放在一起作比较。而西方学者也并不否认在他们的文学谱系中存在“章回体”的文本。中西“章回”小说之间确实可以构成一种“同源”比较。

  中国学者眼中的中西小说

  “章回”作为小说文体概念被提出来是在晚清。晚清人把“章回小说”列为中国小说的一种文体类型,在描述其特点的时候,会涉及它和西方小说之间的差别。解弢在《小说话》一书中就用了比较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章回小说“多用顺排”,西方小说“多用错排”。吕思勉则从叙述者角度着眼,在《小说丛话》中用“自叙式”和“他叙式”来区分中西小说的不同。这种比较论述法从晚清开始逐渐成为认识中国小说乃至中国文学、文化的一种新方法。

  在民国年间编撰的各种文学论著中,对章回小说的界定显得简要肯定,乃至以“常识”面目出现,表现出一种成熟思考研究的结果。胡毓寰编撰的《中国文学源流》中说:“元明间之章回小说,既脱去杂记体之性质,而为全书连贯编述之长篇小说,是为小说界之一大进步。”其中“长篇小说”的概念源于西方。王维彰编撰的《国学问答》中,干脆给出这样一个定义:“章回小说,即长篇小说,宋以后始盛行。”中国古代只用“传奇”、“话本”来称谓小说,没有长短篇的称法。至晚清民国,西方文学概念引入,才用这些概念重新打量和规整中国小说。元明以前的笔记、传奇乃至话本都篇幅有限,元明兴起的章回小说却出现了长篇巨制。也就是说,在篇幅上,中国章回小说和西方长篇小说具有了契合点。

  从中西小说文体形式方面来谈论章回小说,陈景新的《小说学》一书值得关注。这部书引入西人眼光来评章回小说,认为章回体小说不是中国专有的。陈景新把“章回体”等同于“分节目”,而“分节目”是写作长篇小说的必要手续,中外皆然。于是,中西长篇小说都属章回体小说。

内容摘要:但中国现代的一些理论家在谈论章回小说时,却常常引入西方小说的视角,把两种小说放在一起作比较。中西“章回”小说之间确实可以构成一种“同源”比较。中国学者眼中的中西小说“章回”作为小说文体概念被提出来是在晚清。从中西小说文体形式方面来谈论章回小说,陈景新的《小说学》一书值得关注。西方学者释义下的章回小说中国学者认为西方小说也用章回体,这在西方学者那里得到了某种响应。可以说,由回目而章题,当中国章回小说受西洋小说影响,完成自我修整的时候,中国小说与西洋小说趋向一致。章回小说在文体形式方面不仅和西洋小说“同源”,在其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和西洋小说还取得了相通。

关键词:同源;章回叙事体;文学;学者;中国章回小说;西方小说;西洋小说;中国小说;史诗;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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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学者释义下的章回小说

  中国学者认为西方小说也用章回体,这在西方学者那里得到了某种响应。在美国学者的著作《艺术和人文艺术导论》中,列在“文学”一章名目下有一个显眼的词条“章回叙事体”:“‘章回’这一术语描述的是最古老的文学种类之一,包括诸如荷马的《奥德赛》之类的英雄史诗。”“章回叙事体”的主要特点是整部作品由若干故事或情节单元构成,各单元之间相对独立,关联不紧密,致使整部作品显得松散,甚至前后矛盾。

  用文化形态学的“同源”理论来看,西方“章回叙事体”最早的文本代表是荷马史诗,中国章回小说则由宋元“说话”发展而来。一些话本小说集,如《青琐高议》、《绿窗新话》等已开始分回标目,为后来长篇说部的定型奠定了基础。这些小说集中的故事当然都是独立成篇的。而宋元“说话”中的“讲史”所敷陈的一个个历史故事更成为后来章回小说“演义”的先河。可见,在结构方面,中西方的“章回叙事体”和章回小说具有“同源”关系。并且荷马史诗是古代吟游诗人们“口头流传的文学”,章回小说也是来源于宋元时期口头的“说话”艺术,这就更能使二者具有可比性。

  在文体形式方面,两种小说也存在“同源”的相似性。荷马史诗是集体创作的成果,经后人整理修订形成文本,最早的形态已无法确定。不管是否设有标题,因为篇幅长而分卷分段,已成为当然之事。荷马史诗之后的“章回叙事体”小说也大致如此。《堂·吉诃德》通行中译本都分章设章题,如杨绛的译本。《汤姆·琼斯》中译本所设章题也十分有意思,如萧乾的译本。只有《摩尔·弗兰德斯》中译本,如梁遇春的译本,没有分章。由此,“章回叙事体”作品基本上都分章叙述,一些作品设有标题,有些标题可以成句。这些特征和中国的章回小说是可以构成“同源”比较的。

  中西“章回”小说的同源与相通

  考察“章回叙事体”作品的卷章标题,基本上都是概述或提示本卷章的内容,没有其他的附加功能,而章回小说回目的功能要更多一些。回目参与到了章回小说的意义构成之中,是小说的有机部件,比西方小说的卷章标题更显重要。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同一部“章回叙事体”作品的不同版本,有些有卷章标题,有些没有,但不会影响作品意义的表达。另外,回目比卷章标题更能起到修饰的作用。联句回目不仅是对称整齐的美观标题,更能显示出作者的才气,作者借此抬高身价。然而这种观念在晚清以后发生巨变,小说不必借诗文来抬高身价,回目的修饰作用变得无足轻重。于是,联句回目也就逐渐成为一种套式,和小说本体渐相脱离。回目不必作得像诗一样对仗工整,与其如张恨水在《春明外史》时期吃力不讨好地经营回目,不如把联句改成章题,既保留了回目提示内容的主要功能,又能和流行的新体小说接轨,同时写来也省事省力,可谓一举三得。可以说,由回目而章题,当中国章回小说受西洋小说影响,完成自我修整的时候,中国小说与西洋小说趋向一致。

  其实,中国章回小说并非一开始就是分章标目的。最初的章回小说是分卷的,卷中再分“则”或“节”,分段标题是通俗的、偏于叙事的,和西方“章回叙事体”作品可以构成“同源”关系。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对仗工整的回目才逐渐兴盛流行起来。而至晚清,章回小说的回目已有不再用联句的;至20世纪40年代,单行标目成为普遍现象,即便一部分小说还用双句回目,但既不藻丽也不严格对仗,而是尽量通俗好懂。这样,章回小说的回目就完成了形态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生命历程,形成了一个回环。章回小说在文体形式方面不仅和西洋小说“同源”,在其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和西洋小说还取得了相通。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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