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义例学是作为经学的春秋学的核心内容，在经学史上颇具创新意味的中唐春秋学，也对义例的总结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春秋集传纂例》（以下简称《纂例》）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唐春秋学包含着复杂的内涵，而这种复杂性，正是在围绕义例的讨论中，得到集中呈现。例如，“公即位例”，啖助就取《榖梁》“继弑君不书即位，正也”这一包含鲜明褒贬之旨的意见，而不同意《左传》史学化的解释，《左传》认为庄公、闵公、僖公之不书即位，是由于因特殊原因而未行即位之礼，啖助认为此说“妄也”。[2]关于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著作，张稳苹、户崎哲彦有细致的钩稽考辨，参见张稳苹《啖、赵、陆三家之〈春秋〉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民国89年）页78-88。
关键词：纂例;之义;赵匡;陆淳;诸侯;之道;分析;周典;公羊学;讨论
作者简介：
义例学是作为经学的春秋学的核心内容，在经学史上颇具创新意味的中唐春秋学，也对义例的总结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春秋集传纂例》（以下简称《纂例》）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宋元以后言义例者，多标举啖、赵等人之意见，其义例学上的成就，很值得分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唐春秋学包含着复杂的内涵，而这种复杂性，正是在围绕义例的讨论中，得到集中呈现，因此，不关注啖、赵等人的义例学思想，也难以对中唐春秋学的整体面貌，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本文即试图以《纂例》为中心，对中唐春秋学之义例思想，做出一些分析。 一、 义例与学派思想的会通：《春秋集传纂例》是中唐春秋学的集成之作 据史志记载，啖助、赵匡、陆淳有多种春秋学著作，但今天传世较为完整的，只有《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辩疑》（以下简称《辩疑》）、《春秋微旨》（以下简称《微旨》）三种。 [2]如果将三部著作的内容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辩疑》与《微旨》各有其侧重，前者突出了“考经推理”的疑辨学风，而后者则侧重“立忠为教，原情为本”、推重“尧舜之道”，这固然是中唐春秋学的核心要旨，但并不能赅备其完整内涵，只有《纂例》一书，在包容《辩疑》与《微旨》之思想内涵的同时，又加入对“常典”与“权变”的复杂思考，对“尊王室”、“正陵僭”的提倡，而成为中唐春秋学的集成性表达。 陆淳所纂《春秋微旨》是中唐春秋学研究最受关注的作品，在历史上，此书也被视为中唐春秋学的代表作。柳宗元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令其深受震动的新春秋学观点，大多可以在《微旨》一书中看到。而通观全书，会发现此书有很鲜明的倾向，就是推重尧舜至公之道，讲求“立忠为教、原情为本”、“变不失正”。 《微旨》十分鲜明地提倡“责君”、“正君”之义，儆惩人君之言，所在多有，例如桓公“十五年五月郑伯突出奔蔡”，“淳闻于师曰：‘祭仲逐君，其恶大矣；没而不书，其义可也；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见逐，其恶甚矣，圣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诸侯之奔，皆不书所逐之臣，而以自奔为名，所以儆乎人君也。”[3]这里，陆淳等人将贬责的锋芒避开逐君之臣，而指向被逐之君。类似责君甚于责臣之意见，又见于闵公二年“十有二月，郑弃其师”，这里，郑帅高克弃师而逃，其罪显而易见，但陆淳等人的意见则认为：“夫人臣之义，可则竭节而进，否则奉身而退，高克进退违义，见恶于君，罪亦大矣，不书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见恶于君，其罪易知也，郑伯恶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礼，兼弃其人，失君之道矣。故圣人异其文，而深讥焉。” [4]这里，将高克弃师的罪责，又推本到郑伯失为君之道。
内容摘要：义例学是作为经学的春秋学的核心内容，在经学史上颇具创新意味的中唐春秋学，也对义例的总结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春秋集传纂例》（以下简称《纂例》）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唐春秋学包含着复杂的内涵，而这种复杂性，正是在围绕义例的讨论中，得到集中呈现。例如，“公即位例”，啖助就取《榖梁》“继弑君不书即位，正也”这一包含鲜明褒贬之旨的意见，而不同意《左传》史学化的解释，《左传》认为庄公、闵公、僖公之不书即位，是由于因特殊原因而未行即位之礼，啖助认为此说“妄也”。[2]关于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著作，张稳苹、户崎哲彦有细致的钩稽考辨，参见张稳苹《啖、赵、陆三家之〈春秋〉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民国89年）页78-88。
关键词：纂例;之义;赵匡;陆淳;诸侯;之道;分析;周典;公羊学;讨论 作者简介： 类似的“责君”之义，还表现为针对周天子的“正王”之旨，例如成公“十六年曹伯归自京师”，陆淳等认为“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晋侯讨而执之，其事当矣，王不能定其罪，失政刑也，书曰：‘归自京师’而不名‘曹伯’，以深讥王，而不罪负刍也。” [5]《微旨》所发明的“责君”之义，多是自我作古而为三传所无，例如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左传》：“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繻葛，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公羊传》：“其言从王伐郑何，从王，正也。”《榖梁》：“举从者之辞也，其举从者之辞，何也？曰，为之辞伐郑也，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于是不服，为天子病矣。”三传皆无“责王”之义，《公羊》甚至以“从王”为正。陆淳等人则又认为，圣心所贬，乃在“王之失政”，所谓“三国之军不行，而使微者从王，不待贬绝而罪见者也，陈佗杀太子而立，王不能讨，又许其以师从，王之失政，亦可知矣。” [6] “责君”、“正君”之辞，在《微旨》中大量出现，成为其讨论褒贬的核心主题，而强调“尊君”的意见，则远未有如此鲜明与显著。这样的褒贬倾向，与《微旨》所推重的“公天下”之义，显然有值得注意的联系。《微旨》认为，人君当以“公天下”为心，而不应以名位土地人民为私有，而行“家天下”之私。对“纪侯大去其国”褒贬之旨的分析，则于此有精彩的发明：“淳闻于师曰：国君死社稷，先王之制也，纪侯进不能死难，退不能事齐，失为邦之道矣，春秋不罪，其意何也？曰：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故尧禅舜，舜禅禹，非贤非德，莫敢居之，若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斯皆三代以降家天下之意也。故语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禹，吾无间然矣，达斯语者，其知春秋之旨乎！” [7]这样的“公天下”之义，构成了《微旨》的核心精神，陆淳《微旨序》即云：“传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禹，吾无间然矣。推此而言，宣尼之心，尧舜之心也；宣尼之道，三王之道也。故春秋之文，通于礼经者，斯皆宪章周典，可得而知矣。其有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迹虽近义而意实蕴奸，……则表之圣心，酌乎皇极，是生人以来，未有臻斯理也。” [8]可见，在陆淳等人看来，《春秋》宪章周典之处，并非其真正的精微所在，圣心的深远微妙，在于以尧舜之道，变通周典，而酌乎皇极。 《微旨》于“公天下”之义中所体现的对至公之道的推重，体现在许多问题上，例如，《微旨》于庄公“二年夫人姜氏会齐侯于 ”论孝之大端，在正亲以大义，而非徇家人之私爱，所谓“姜氏齐侯之恶着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得制母乎？夫死从子，通乎其下，况国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风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国何？若庄公哀痛以思父，诚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车马仆从，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则公威命之不行，而哀戚不至尔。” [9] 对徇私忘公之“孝”的否定，在《微旨》中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体现，就是对《公羊》学极为推重的“复仇”之义的完全回避。公羊学之注重“复仇”，前人已多有论及， [10]例如前举“庄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即发明荣复仇之义：“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 [11]类似这样的“荣复仇”褒贬之旨，在《微旨》中已完全不复可见。 《微旨》认为《春秋》褒贬，能变化周典，而得“变之正”，例如桓公“六年，蔡人杀陈佗”，陆淳等认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官者，杀无赦。陈佗杀太子之贼也，蔡虽邻国，以义杀之，亦变之正也，故书曰蔡人。” [12]蔡杀陈佗，所以得到宽宥，是因为“以义杀之”，而《微旨》屡屡指出，变化周典而得“变之正”的“义”，是“安社稷”、“保天下”的至公之义。“四年十二月，卫人立晋”，啖助云：“言立，明非正也，称人，众词也。所以明石碏之贵忠，而善其义也。此言以常法言之，则石碏立晋，非正也，盖当时次，当立者不贤，石 不得已而立晋，以安社稷也。故书卫人立晋。……即原情之义，而得变之正也。” [13] 《微旨》所强调的“变之正”，与公羊学所说的“权”有所不同。《公羊传》有大量以“权”说经的内容，但《微旨》则更倾向使用“变之正”的说法，这一说法出自《榖梁传》。其间的区别，可通过何休《解诂》对执郑祭仲之传以为知权的解释来理解，桓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公羊传》：“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往省于留，涂出于宋，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14]何休解诂“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喻祭仲知国重君轻，君子以存国除逐君之罪，虽不能防其难，罪不足而功有余，故得为贤也。” [15]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引陈人卓：“此《公羊》精义也，逐君罪重，存国功尤重，存国之功除逐君之罪，所以为别轻重也。” [16]可见，公羊学的“权”是以“轻重”为核心，以功与过的对比来得出褒贬之义，祭仲所以受到褒扬，是因为“功”大于“过”。这种“功”、“过”权衡、以功覆过的思路，在《公羊传》中相当常见，例如僖公十七年“夏，灭项”，《公羊传》：“齐灭之也，不言齐，为桓公讳也。……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徐彦解曰：“言灭国例书月者，恶其篡而罪之，今桓公功足除其灭，是以不月。” [17]这种功过相除的思路，强调的是对行为功过的轻重考虑。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