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根据他的定义，中国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不仅在外在形态上犹如一个“块茎文本”，而且在思维上确实也蕴含着“块茎思维”必备的六个基本性能。《二十四诗品》并不属于后现代文本，然而它与“块茎”概念客观上存在的联系，不仅体现出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的东方化转向，也为借鉴后现代批评模式来重新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价值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应当看到，德勒兹的“块茎”概念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只是在思维和文本形态层面上具有着某些相似性，而两种思维的本性却存在着质的差异，因为德勒兹所推崇的块茎思维本身始终是以西方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为背景的。
关键词：司空图;块茎思维;文化;文本;高原;中国;批评;十四诗品;断裂;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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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德勒兹在《千高原》导论中提出了“块茎”的概念。根据他的定义，中国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不仅在外在形态上犹如一个“块茎文本”，而且在思维上确实也蕴含着“块茎思维”必备的六个基本性能。《二十四诗品》并不属于后现代文本，然而它与“块茎”概念客观上存在的联系，不仅体现出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的东方化转向，也为借鉴后现代批评模式来重新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价值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德勒兹；“块茎”概念 作者简介：胡志明，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杰作，其思维和文本形态与现代人所熟悉的理性思维逻辑大相径庭。有人认为：“这部诗学专论采用了最具民族特色的意象批评模式。”[1]它把中国传统批评中的点评式、印象式、感悟式，特别是意象批评等思维和文本特征都发挥到了极致，所以即便今人仍把它看作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2]，“骤举观之，似无端绪可寻”[3]。然而我们把《二十四诗品》放在后现代文化语境里，却能够发现它其实天然地具有一些后现代思想家所倡导的“块茎思维”的显著特征。 一、《二十四诗品》与块茎文本 “块茎（ｒｈｉｚｏｍｅ）”本来是植物学术语，指多年生植物的一种因变态而呈块状的茎，主要特点是其内部有发达的薄壁组织，可以贮藏丰富的养分，表面则布满许多芽眼，能够生长出不定根或芽枝，具有自繁殖力。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吉尔·德勒兹十分了解“块茎”的这种构造、形状和机能，并且以此来喻指他所倡导的一种具有后现代文化特征的思维和文本形态。 德勒兹曾把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思维形象地比喻为“根—树”模式。因为这种思维总是强调一个中心，整个思维过程都是从这个中心即“根”出发，并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其思维的基本原则就是逻辑上的一致性，犹如一棵大树那样必须保持整个思维进程的谱系性和统一性。然而，“再怎么说，这种思维体系也从来未能达到多样性的理解”，因为“这是一个由中枢主根支撑次根的统一整体”；即使它有时也使用二分法，而实质上这“二分法的二元逻辑只是被相连的循环之间的双义关系所替换了”。[4]德勒兹与其合作伙伴瓜塔里在他们的代表著作《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的第一部《反俄狄浦斯》中，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所蕴含的“根—树”状思维模式的实质进行了全面的解析与颠覆，随后在第二部《千高原》（Ａ Ｔhousand Ｐlateaus）里，他们正面提出了这种具有解辖域化功能（即可以充分解放人们的欲望所具有的革命性和生产性能量）的“块茎”思维。因为这种思维从来不会依赖于某一主根，“块茎自身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从分叉的表面扩展，朝向各个方向结成各种球茎和块茎。”[5]“它不是由部件所构成的，而是由维度，确切地说是由运动方向构成的。它既没有起始也没有结尾，而总是一个中间物，它由此生长，由此流溢出来。”所以说，“块茎是一种反谱系学”。[6]德勒兹与瓜塔里在《千高原》“导论”中着重讨论了“块茎”概念，并且把由块茎思维生成的文本称为“块茎文本”。其实《千高原》就是一个典型的“块茎文本”。“《千高原》则采用了前卫写作技术，例如使书的‘形式’成为其‘内容’的一部分，或者干脆打破形式与内容之分。……《千高原》则采用了类似拼凑的技巧，放弃了任何类似于叙事或论证阐述的理论方法，偏好一种随机的、观点并置的章节安排，或者说是由复杂的概念流组成的‘高原’。这些高原混乱地跨越了许多不同主题、时间框架及学科领域；而且，依照作者的建议，它可以按照任意一种顺序来阅读。”[7]《千高原》的写作方式其实也完全是“块茎”式的。“《千高原》中某一题旨或概念在不同的‘原’中或写一句，或写一段，或写一页，随机修改，但又到处留下文本生成的踪迹。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导论》中介绍‘块茎’概念时把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描述成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多元生成状态。”[8]
内容摘要：根据他的定义，中国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不仅在外在形态上犹如一个“块茎文本”，而且在思维上确实也蕴含着“块茎思维”必备的六个基本性能。《二十四诗品》并不属于后现代文本，然而它与“块茎”概念客观上存在的联系，不仅体现出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的东方化转向，也为借鉴后现代批评模式来重新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价值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应当看到，德勒兹的“块茎”概念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只是在思维和文本形态层面上具有着某些相似性，而两种思维的本性却存在着质的差异，因为德勒兹所推崇的块茎思维本身始终是以西方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为背景的。
关键词：司空图;块茎思维;文化;文本;高原;中国;批评;十四诗品;断裂;德勒兹 作者简介：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典诗学文论传统中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作品，然而它的文本构成形态却颇为独特，在许多方面都与《千高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诗品》同样是一个不太好理解的文本。早在一千多年前，最早提及《诗品》的苏东坡就曾发出感慨：“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9]苏轼坦率地承认自己当初没有读懂，直到后来才渐渐地领悟了其中的奥妙。清人孙联奎也说：“夫《诗品》，解也难，说之亦难。”所以他也只能“臆焉而已”。[10]《诗品》不仅理解难，即使你真的有所领悟，并想有所表达时，同样会感到其表达之难。当代祖宝泉先生索性说，《诗品》“可以说是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11]。特别是对于深受西方理性思维逻辑影响的现代中国人来说，《诗品》确实就是“难以捉摸的东西”。 其次，《诗品》文本的形态特征具有混杂性。虽然它并没有像《千高原》那样“跨越了许多不同主题、时间框架及学科领域”，而且它还以“诗品”之名明确地标示了自身的学科领域，但是作为一个诗学专论，《诗品》的言说方式非常特别，所以古人常常感到其意难解。郑之钟说：“每苦其意旨浑涵，猝难索解。”[12]杨振纲说：“……其间往往有不可解处，非后人之不能解，实其文之不可解也。”[13]今人虽然具备了自觉的现代学科理念，然而在考察《诗品》时，也总是歧见纷呈。朱东润先生认为：“《诗品》一书，可谓为诗的哲学论，于诗人之人生观，以及诗之作法，诗之品题，一一言及。”[14]张少康先生反对这种看法，说：“《二十四诗品》实际上是二十四首优美的四言诗，在它所描绘二十四种不同风格的诗境中，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品格和精神情操。”[15]其实他也认为，它既是“诗品”，又是诗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作者的人品。即使在大多肯定《诗品》是讨论诗歌意境的“风格论”观点中，也存在着到底应当将它归类于创作论还是欣赏论的不同看法。个中原因，恐怕在于它的写作方式确实与《千高原》相仿，也“采用了前卫写作技术，例如使书的‘形式’成为其‘内容’的一部分，或者干脆打破了形式与内容之分”。[16]细言之，这是因为“《诗品》的每一品都是一首十分精彩的十二句的四言诗，以诗歌的形式来描绘诗境的特点，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批评方法”。[17]它以诗的语言和诗的形式来评品诗的境界，其文本形式与意旨内涵达到了高度的混合和融合，《诗品》的诗的形式已经成为司空图所描绘的各种诗歌境界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引导着读者只能以欣赏品味的方式，而不是以逻辑概念的方式，来恰当地体悟《诗品》的内涵。 再次，《诗品》文本的组合结构与《千高原》十分相像。《千高原》“采用了类似拼凑的技巧，放弃了任何类似于叙事或论证阐述的理论方法，偏好一种随机的、观点并置的章节安排，或者说是由复杂的概念流组成的‘高原’”。其中每一章节都是“居间”的，读者可以“按照任意一种顺序来阅读”。《诗品》同样如此。苏轼认为它“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18]，也就是说，整个二十四品纯然属于一种随意性的组合。清人杨振纲虽然着意于寻绎内在的脉络，但还是首先承认其“本属错举，原无次第”。[19]祖宝泉则明确地说，“《诗品》是二十四首诗的集合体”，而“不是一部有系统的东西。这二十四品每品各自独立，前后不相连贯，并没有显示出什么完整的体系。”[20]也就是说，在“诗品”的总标题下，二十四品既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而且每一品也都是“居间（in-between）”的。其中没有哪一品是纲领或主旨性的，相互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读者可以从任意一品开始读解，而且还能够将其中任意一品单独剥离开来，甚至只是抽取其中一两个诗句来单独理解，同样不会违悖作者的原意。其实这在中国传统中是常见的现象，因为中国古代文论或诗论大多是感悟性点评式的，人们无须西方式地首先需要梳理整个逻辑体系，而只要透悟到某个关节点，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和艺术的体验来加以理解和运用了。在这方面，《诗品》显然更具典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