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唐代宗族处在中国古代宗族的转型期，是中古宗族与近古宗族的交会之处：它在南北朝时代中古宗族衰变的基础上，基于隋唐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一方面继续着南北朝以来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中古宗族的衰变，同时又开启着宋元以后近古宗族的历史。这些变革的直接结果是剥夺了世家大族的入仕特权，也剥夺了旧有宗族集团的政治权力，既不试可以以世族任于中央、州郡，又不能以宗族之力量被辟用于郡县，宗族的政治凝聚力大为消解。总之，中国古代的宗族形态，经过唐代的嬗变，完成了从中古宗族向近古宗族的转化，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唐代的宗族形态既不是宗族之活跃期，又不仅仅是世家大族式宗族组织从衰落走向瓦解的时期，它是中古宗族的尾声，又是近古宗族的开端，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关键词：大族;世族;政治;中华书局;家法;乡村;世家;近古宗族;豪族;特权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唐代宗族处在中国古代宗族的转型期，是中古宗族与近古宗族的交会之处：它在南北朝时代中古宗族衰变的基础上，基于隋唐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一方面继续着南北朝以来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中古宗族的衰变，同时又开启着宋元以后近古宗族的历史。其转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宗族的分野日渐清晰；二是其居住形态从“聚族而居”发展为“宗族聚居”；三是宗族政治、军事功能的消褪；四是近古宗族的萌发。 关键词：唐代；宗族；转型 作者简介：马新，山东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研究所教授；齐涛，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12AZS003）、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中国乡村社会通史”（12AWTJ10）阶段性成果。 对于唐代社会中的宗族问题，论之者甚少，也不够充分，其原因当然有史料缺乏之制约，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笔记、诗文碑志，有关唐代宗族活动的史料较为稀见，仅敦煌文书中有较为集中的文献资料，亦有杨际平等据以完成之《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除此之外，凡论宗族史者，语及唐代，往往是草草带过，多未作深入细致之探讨。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治宗族史者多将唐代之宗族史与魏晋南北朝之宗族史划为同一阶段，简单化地认定这一阶段的宗族史就是世家大族史，而唐代宗族史便是世族之没落史，因此，也就处于宗族活动与功能体现的低谷，许多内容无可述焉。例如，徐扬杰先生在《中国家族制度史》一书中，将唐代宗族史置于第五章“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中，仅在该章第六部分论及“唐代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演变”。作者认为： 唐代的近300年，是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从衰落走向瓦解的时期。大体上说，唐初的100余年中，这种家族组织虽然已经开始呈现出衰落、颓败的种种征象，但衰落中仍有所发展。中唐以后，由于地主庄园的逐渐崩溃，门阀士族制度的灭亡，加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争斗的激烈，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就逐渐瓦解了。[1] 常建华先生所撰《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也认为： 士庶之间界限的缩小以至士族的崩溃是这一历史时期宗族制度演变的突出特征。其动力主要来源于选举制度的变更、士族内部代表不同政治利益地域集团之间的斗争、经济制度的变革以及唐末农民战争。[2] 刘军、王询两位先生则明确提出，在中国古代宗族发展史上，东汉至唐中叶是世族阶段，宋以来为庶民宗族阶段，唐中叶至五代则是世族的衰落灭亡期[3]。李文治、江太新先生的《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观点与之相近，只是他们把唐以前称作“门阀权贵等级制宗法宗族制”，宋以后称作“一般官僚及庶民户类型宗法宗族制”[4]。邢铁先生在《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一文中也认为，唐代以前以北方政治型的世家大族为主要形态，宋代以后血缘型的家族组织成了普遍形态，并且主要存在于东南地区[5]。而包伟民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宗族发展的阶段划分又与上述多数学者有所不同。他虽然认为“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魏晋隋唐时期的贵族型家族向明清之际的普及型家族制度的演变过程，而两宋则处于此转变的中间阶段，并为普及型家族制度的发端时期”[6]，但仍将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宗族史视为同一时期。 可以看出，以上诸家所论有两点共同之处：一是把宋以前历史时期的宗族形态简单地一概而论为诸如“世族宗族”、“门阀权贵等级制宗法宗族”、“贵族型”宗族、“政治型的世家大族”等身份性宗族；二是以世族宗族之衰落史代唐代宗族之全貌。这些论点显然皆有失偏颇。
内容摘要：唐代宗族处在中国古代宗族的转型期，是中古宗族与近古宗族的交会之处：它在南北朝时代中古宗族衰变的基础上，基于隋唐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一方面继续着南北朝以来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中古宗族的衰变，同时又开启着宋元以后近古宗族的历史。这些变革的直接结果是剥夺了世家大族的入仕特权，也剥夺了旧有宗族集团的政治权力，既不试可以以世族任于中央、州郡，又不能以宗族之力量被辟用于郡县，宗族的政治凝聚力大为消解。总之，中国古代的宗族形态，经过唐代的嬗变，完成了从中古宗族向近古宗族的转化，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唐代的宗族形态既不是宗族之活跃期，又不仅仅是世家大族式宗族组织从衰落走向瓦解的时期，它是中古宗族的尾声，又是近古宗族的开端，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关键词：大族;世族;政治;中华书局;家法;乡村;世家;近古宗族;豪族;特权 作者简介：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唐代仍是宗族制度之繁盛期。例如，杜正胜先生在《传统家族试论》一文中即认为： 隋唐承袭北朝的传统，那时的家庭远比汉代“三族”的范围大，宗族之活跃自不待言。自春秋晚期以下，宗族的政治社会功能当以南北朝至隋唐最称空前绝后。[7] 这一说法亦颇可商榷。从唐代社会的宗族现状看，传统的带有较强身份色彩与政治、军事功能的大族淡出中古社会，是不争的事实。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宗族仍在存续发展之中，只不过较之前代少了那些政治与军事的光环，走到了中古宗族与近古宗族的交会处。也可以说，这一时期正处在中国古代宗族的转型期，而这一问题恰恰未被论者所关注。 为了明瞭唐代宗族转型的机理与表现，我们有必要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的面貌及特征进行探讨和分析。一、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中古宗族
中古宗族始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代达到全盛，其内凝与外化均大为增强。一方面，宗亲内部的向心力与凝聚性强化，包括共同的社会行为、经济互助、宗法观念以及同宗成员间的联系等等，都普遍有所加强；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宗族已外化为具有基层组织性质的社会组织，甚至具备了军事功能。这一历史时期较为广泛存在的一些特定的宗族组织形态，是内凝与外化的集中体现，比如世族宗族、宗党宗族、豪族宗族、庶民宗族等等。 世族宗族上承东汉之豪族，兴盛于两晋南北朝时期，是通过累世相积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政治权力而形成的身份性宗族集团。对其存在状态及特性，前人论之颇多，此不赘述。 宗党是指北方少数民族迁徙内地后形成的宗族组织。魏晋以来，北方少数民族移徙内地已成潮流。十六国至北朝初年，少数民族的内徙更是大规模展开。移徙内地的少数民族首先面临的是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与之相应，则是北魏初年的“离散部落”政策。北魏道武帝时代，“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8]。这样，相当一部分氏族在“离散”与“分土”中未被进一步分散。在汉化的过程中，他们逐步按汉民族的文化习惯转化为宗族。这些在少数民族汉化过程中生成的宗族集团，实际上成为北魏前期重要的组织形式。为了有效实现社会控制，北魏王朝将原有的对氏族的统治方式转化为对这些新兴宗族的统治方式，因势利导，创立了宗主督护制——利用宗长、族长充当乡里行政组织之长。 豪族主要是指乡村社会中非身份性的强势宗族集团。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豪族与东汉豪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东汉豪族是当时强宗大姓势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政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豪族则是世族宗法集团之外的、缺少政治地位与身份的地方强宗大姓。以东晋南朝为例，北方南下的世族依靠其独有的政治优势与社会地位，使其宗族力量不断壮大，成为乡村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南方原有的一些著名的宗族也跻身世族行列，成为南朝社会中颇有影响的力量，如吴郡之顾、陆、朱、张，会稽郡之孔、魏、虞、谢，广陵郡之雷、蒋、谷、鲁，建安郡之林、黄、陈、郑，等等。除此之外的那些地方豪族虽然在乡村社会颇有势力，但相对于世族而言，缺少政治、经济特权，受到世族的积压与排挤。《梁书·沈瑀传》记其为余姚令时，“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自瑀到，非讼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阶下，以法绳之。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9]。 从总体而言，东晋南朝豪族的发展以侯景之乱为界可以分为明显的两个时期：前期是沉伏期，受到较多的制约。后期则是迸发期，迅速崛起于南朝各地。如《陈书》卷三十五史臣曰：“梁末之灾沴，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10]陈的开国者陈霸先实际上就是南朝的豪族。自陈之后，豪族遂成为南朝政权的重要依靠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