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文”之独立性、“文”与“道”应居平等地位等逻辑客观性品格，亦为“道学之士”所忽视甚至抹杀。比较来看，“道学之士”之文道观念显然受到了其他两类士人群体的重要影响。“文章之士”、“传统儒学之士”、“道学之士”是两宋士人探讨文道关系的主要群体。“文章之士”探讨文道关系之中心与重心，主要集中于“文”之独立性、主体性和功用性等。“传统儒学之士”主要集中于文道关系、文与道如何发生关系这两个层面上，尤其注重从体用、本末等方面进行研究。“道学之士”探讨文道关系则具有泛化倾向，其文道关系或被替换为文化载体与文化精神之关系

如果说人物诗作、名家咏史与小说的互文关联更符合西方互文理论的所指，那么通过代拟诗词所建构的情节互文则与我国本土固有的互文修辞更为一致。人物诗词、名家咏史、作者代拟是《三国志演义》诗词韵语的三大来源。前二者主要以直接引用的方式进入小说，由于本身具有完全的独立性，进入小说之后更通过在两种不同文本之间构筑跨文本联系，丰富着小说的内涵意蕴。作者代拟诗词虽在外部指涉性上略逊于前二者，却能在小说内部建立起情节的参照互文。如果说人物诗作、名家咏史与小说的互文关联更符合西方互文理论的所指，那么通过代拟诗词所建构的情节互文

本文探究王鏊古文宗尚与经义作法的关系，分析其经义八股格的结构特征，进而揭示王鏊在明代经义八股格定型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明代时文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经义八股格，俗称八股文。成、弘两朝既是经义八股格达到鼎盛之时，又是王鏊由科举入仕途、时文写作活跃之时。明代经义大家首推王鏊，他的经义创作特征以及多次参与乡会试事的主考官身份，皆在明代经义八股格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探究王鏊古文宗尚与经义作法的关系，分析其经义八股格的结构特征，进而揭示王鏊在明代经义八股格定型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元代中期京师诗坛以其群体性诗学活动实现了诗风的融汇，在消长中荡涤了原先的地域隔阂，在新的大一统时代背景下，形成了可以代表元代诗文基本风貌的诗文创作与文学理论。

本文考证认为东阳马生是明初洪武年间以明经身份入太学就读的马原礼，宋濂笔下所写的乡先达是元末金华浦江籍著名学者吴莱，生活奢华的同舍生是他追随吴莱于诸暨白门问学时期的同学楼士宝、郑深、郑涛等人。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中所写到的人物，有时为太学生的东阳马生，宋濂在年轻时求学过程中所遇到的德隆望尊而又非常严厉的乡先达、求学期间生活奢华的同舍生等，这些人物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探究。本文考证认为东阳马生是明初洪武年间以明经身份入太学就读的马原礼，宋濂笔下所写的乡先达是元末金华浦江籍著名学者吴莱，生活奢华的同舍生是他追

“道达性情”是尤侗文学理论主张的核心，也是他诗文词乃至戏剧创作的主旋律，而这一理论主张在其骈文创作中体现得更为集中，更淋漓尽致。其性情之独运，与明清之际的历史大变局相关，也与他独特的个性和突出的才情相关。尤侗的骈文多遇物成赋、含情畅怀之作，往往在精切的体物和流丽的文辞之中，熔铸其内心深沉婉曲的情蕴，具有很强的美感，在当时和后代影响极大。

《红楼梦》研究面临着路径、方法的重新考量的问题。而通过广义的互文视角，却可以揭示出这部小说生成的文化、文学血脉——林黛玉的精神气质、林黛玉与薛宝钗二元对待的描写方式，都不是索隐或考证能解决的。无论“林下风气”与“闺房之秀”的“兼美”向往，还是“红楼”、“梦”、“葬花”等意象透露的忏悔心态，以及“太虚幻境”展现的女性天国等，都是那个时代常见的言说。一《红楼梦》阅读、赏析、研究中有一个百年大难题，就是如何认识、评价林黛玉与薛宝钗，也就是所谓“林薛优劣辨”。熟悉《红楼梦》文本的朋友一定会感到惊讶：这段文字和《红

故乡是一个归宿的符号。顺治七年桂林失守后，永历朝廷中抗清失败的文人的返乡之旅，值得关注

《文心雕龙》在《隋志》及以后的目录里多归在集部。尽管也有认为《文心》是子书的，但这种说法影响甚微，不足以改变《隋志》影响所致而形成的普遍看法。由《序志》和《诸子》两篇的对照可见，两文对作者著述用心和《文心》著作性质的表述高度一致，这就证明，刘勰本人是将《文心》当作子书来写的。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刘勰撰写《文心》的态度，也有助于理解该书的特点。

毕达哥拉斯确定了音乐的首要的净化作用，用音乐某些旋律和节奏可以教育人，用音乐和某些旋律、节奏治疗人的脾气和情欲，并恢复内心能力的和谐。从表现人类情感的角度说，音乐所达之情，用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的话语来说是“情感(或“内在生命”)的形式”：我们叫作“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及其启示从影视剧《孔子》看孔子文化产业开发《孔子家语》、《孔丛子》之小说考辨柏拉图与孔子文体形态比较研究纸刊订购：

词学从明代“中衰”到清代“中兴”，明末清初特别是清初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它对明代词坛存在的多种流弊作了全面的清算，也对为明代词坛所遗弃的唐宋词统进行了恢复和重建。重点考察清初对唐宋词统的恢复重建之路，分析在音乐与文学关系的认识上，在词人穷达与创作关怀的理解上，在秾艳、俚俗、醇雅词风的取向上，表现出来的种种观念以及和社会变迁的联系，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深化对清初词学复兴的认识。一、文体：音乐性与文学性并重词是在隋唐燕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音乐文学，其初起之际主要以音乐的面貌出现，唐人谓之“曲子”或曰“曲子词”

关于钓鱼岛的发现及其归属问题，有不少册封使写于海途的诗歌作品相印证。赵朴初在致其友人艾中全的二通书札中即以家史证国史，揭示出其先太高祖赵文楷嘉庆五年写作钓鱼岛诗歌的宝贵文学史料。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掘出更多的文学文献，佐证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在一定意义上，家族史或文学史，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相关联，国家和民族历史的具体事件往往可以由家族史或文学史体现出来，或者说在家族史和文学史中庋藏和累积了许多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细节。因此，家族史料和文学史料在研究包括舆地海疆等问题在内的重要历

此诗以“薪”象征非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这种含义超越了汉以来的旧说，为理解《诗经》中的《王风·扬之水》和《郑风·扬之水》两篇作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极具启发意义。如：《郑风·扬之水》中，起兴句后所接诗句不用“之”、“不”二字，为何起兴句全同《王风·扬之水》?既然“扬之水，不流束薪”无所取义，那么《唐风·扬之水》为何不取而用之，为何要变为“扬之水，白石凿凿”?“彼其之子”释为“室家”。《多薪》中所揭示出的“薪”之人工属性与兄弟之天然属性的对应关系，是合理解释《诗经》中《王风·扬之水》和《郑风·扬之水》两篇的

观音题材小说在观音信仰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中产生，其发展演变与观音信仰在中土的传播、变化密切相关，并成为观音信仰的重要表现形态与传播媒介。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观音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宗教研究，如楼宇烈《〈法华经〉与观世音信仰》、南怀瑾《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杨曾文《观音信仰的传入与流行》、郭绍林《论唐代的观音崇拜》、李利安《中国观音文化基本结构解析》、韩秉方《观世音信仰与妙善的传说》。尽管观音题材小说不属于类型小说，却也有着类型小说的“恒定因素”——观音信仰(虔诚皈依观音，观音会在危难时刻显灵)，它在一定程度上

《豳风·七月》来自民间，由奴隶们集体口头创作，历经传播与不断创作的漫长过程，最后由周代宫廷乐师加工润色、创作而定型。因此，无论从创作主体、情感抒发来看，还是从诗歌原型、表现手法来看，《豳风·七月》所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处于由民歌向抒情诗发展的过渡阶段，而不是叙事诗、农事诗。25)《豳风·七月》通过展现周代奴隶生活的全景，抒发了不同处境中的奴隶们的各种情感，这些带有普遍性情感的个体体验在奴隶们长期的劳作中、传唱中不断沉淀，在将平凡的繁重琐细的劳役作为抒情内容一一表现出来的同时，既抒发了奴隶们

战国文学传播不是停留在单纯传播作品之上，传播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创造过程，很多战国文学文本就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学传播转型，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文学传播的规模，提升了文学传播的效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战国文学自身的面貌，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战国那样，传播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不仅很多战国文学作品内容是在传播过程中逐步生成。但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战国文学传播远远超越了它的一般功能，其时文学传播过程同时又是文学生产过程和文学接受消费过程，文学传播者同时又是文学生产者和文学消费者，

郭茂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所收唐尧《神人畅》、虞舜《思亲操》、夏禹《襄陵操》、周文王《文王操》、齐椟沐子《雉朝飞操》、卫女《思归引》等“前乐府”，即为“乐府”与乐府诗始于这一时期的最有力例证。一、汉初“乐府”的史料复按所谓“前乐府”，是指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乐府诗，如商朝乐府、周朝乐府、秦朝乐府等①。二、先秦“乐府”的出土文物贾谊《新书·匈奴》与《史记·乐书》之所载，既然可证西汉初年确有“乐府”之存在，则秦代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也就不言而喻。三、商周乐舞职官之文献记载“乐府编钟”、封泥“

《文心雕龙》在《隋志》及以后的目录里多归在集部。尽管也有认为《文心》是子书的，但这种说法影响甚微，不足以改变《隋志》影响所致而形成的普遍看法。由《序志》和《诸子》两篇的对照可见，两文对作者著述用心和《文心》著作性质的表述高度一致，这就证明，刘勰本人是将《文心》当作子书来写的。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刘勰撰写《文心》的态度，也有助于理解该书的特点。

“诗言志”作为古代诗学的纲领性命题，一直受到历代诗学家的重视，而“赋诗言志”则一直被当作一种古代的用诗方式去认知。实际上，“赋诗言志”在后世的诗学活动中仍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表现出了促进诗人间相互交流融通的诗学职能，同时也是古代诗学活动中最重要的诗学训练方式，对于古代诗人掌握必要的诗学技艺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遗憾的是，“赋诗言志”的这些特点和诗学职能却在古代诗学研究的话语语境中被忽视了。结合对“诗可以群”在古代诗歌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历史考镜，对“赋诗言志”与“诗言志”的理论内涵和相互关系进行阐述

仪式形态的诗、乐、舞承前启后，奠定了后来艺术史、诗歌史发展的基础，确定了中国音乐、舞蹈和诗歌发展的基本走向，具有奠基作用和启蒙意义。在没有仪式的情境里，诗、乐、舞实际上完全可以各自为阵，互不干涉，三位一体是诗、乐、舞的仪式形态，是仪式的结果，并随着仪式的兴盛而兴盛，随着仪式的衰亡而衰亡。仪式之外的人的言行举止、行为动作往往具有具体的生活实用目的，以满足人的基本生活、生理需求为前提，而仪式行为超越了实用和日常性，和人的精神情感、价值信仰相联系，这就决定了构成仪式的各种要素必须符合仪式行为者的情感模式和心理模

关于钓鱼岛的发现及其归属问题，有不少册封使写于海途的诗歌作品相印证。赵朴初在致其友人艾中全的二通书札中即以家史证国史，揭示出其先太高祖赵文楷嘉庆五年写作钓鱼岛诗歌的宝贵文学史料。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掘出更多的文学文献，佐证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在一定意义上，家族史或文学史，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相关联，国家和民族历史的具体事件往往可以由家族史或文学史体现出来，或者说在家族史和文学史中庋藏和累积了许多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细节。因此，家族史料和文学史料在研究包括舆地海疆等问题在内的重要历

杜甫晚年流寓巴、蜀、荆、湘所作诗篇，言及江南的委实不少，或追忆年轻时代的吴越之游，或因时、因事、因物、因境而语及江南。他对江南的思念和向往，既有对文化江南的眷念，又包含生存之希冀、亲情之召唤。

古代僧诗散佚甚为严重，此种状况，随着20世纪现代学术的建立、完善而逐渐得以改观，海内外学者在古代僧诗文献发掘、整理、著录、校注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拟对其略作综述，挂一漏万处，祈请识者补正。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位代表人物，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古代被尊为“亚圣”。孟子在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文本解读方式和文学批评标准的“知言养气”论和“与民同乐”观。一、知言养气的文学文本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关于“气”这个术语的运用，不同的作者虽有不同的界说，但孟子的“知言养气”的“气”这个概念，无疑是后世“文气说”的先声。二、与民同乐的批评标准论孟子的“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谈的是批评的标准问题。语见《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

敦煌石窟出土文书为我们了解唐西北边陲与吐蕃之间往来的某些真实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揭示了吐蕃攻占河西前夕的部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