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社会巨变、文化转型的春秋战国之际，中国文学传播经历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历史性变革，这场变革深刻地影响到战国文学的面貌。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战国那样，传播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战国文学传播不是停留在单纯传播作品之上，传播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创造过程，很多战国文学文本就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其他像文学语言的口语化、散文的特殊结构形式、托名的技巧、文献的保存等诸多战国文学现象，都只有从传播角度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关 键 词】文本/语言/结构/托名/保存
【作者简介】陈桐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等。商周春秋时期的文学传播是在官方政治宗法体制之内进行：传播内容是《诗》、《书》、《易》和史文；传播者是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官和乐官；传播的受众是贵族阶层。春秋末年，周王朝政治宗法体制趋于崩溃，文学传播从官方走向民间，传播主体由商周史官变为诸子百家，传播内容由官方文献变为诸子治国平天下的散文和南楚新兴的辞赋，传播的组织形式由商周官方体制变为学派之内师徒相传，传播的受众由贵族子弟变为各学派弟子后学，传播的宗旨由履行王事职责变为按照各派学说重建一统天下。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学传播转型，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文学传播的规模，提升了文学传播的效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战国文学自身的面貌，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战国那样，传播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不仅很多战国文学作品内容是在传播过程中逐步生成，而且像文学的语言、文章的结构、托名的技巧乃至文献的保存等等，都只有从传播角度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
一 文本在传播中逐步生成
汉代以后作者发表文章，除了少数民间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增删之外，绝大多数文章在发表时都是定稿。战国文章往往不是一次写成，最初文本在进入传播过程之际还不是一个定本，而是由宗师写出初稿，或者由宗师口述，弟子笔录，然后在传播过程中由弟子后学不断增删，战国文本就是在传播、接受、增删、再传播、再接受、再增删的动态过程中不断生成，有些文本从初稿到最后写定，可能需要几百年时间。
战国时期，不同宗师有不同的传播系统，而不同传播系统会产生不同的文本。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和上博简《性情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①。这两个本子的入墓年代大致相近，都在战国中期偏晚。它们应该是同出于一个祖本，由于出于不同的传播系统，因此这两个本子在分章和文字方面均有较大的差异。郭店简《性自命出》第3章和第4章的前半部分，是上博简《性情论》所没有的；郭店简《性自命出》后半部分是以第14、15、16章开头，而上博简《性情论》则将这三章放在文章最后；在郭店简《性自命出》第17、18章之间，上博简《性情论》插入第22章。两种版本的文字差异更多。有些是单个字的写法不同，例如，郭店简《性自命出》第l章“凡人虽有性”的“性”，上博简《性情论》写成“生”。又如第5章，郭店简的“交”和“厉”，上博简字下皆有“心”字。有些是接连几个字不同，如第8章，郭店简“凡道心术”数字，为上博简所无。又如第12章，郭店简“凡至乐”三字，为上博简所无。有些是句子的不同，例如，第2章“虽有性心弗取不出”一句，是上博简所没有的。又如第7章，郭店简“道者群物之道”，上博简无“者群物之道”，但在第一个“道”字后有“也”字。两种版本还存在不同的大段文字，如郭店简第3章“凡心有志”一段，第4章“凡物无不异也者”至“柔取之也”一段，第13章“喜斯陶”一段，都是上博简所没有的。再如第14章，郭店简“举，其心必在焉，察其见者，情焉失哉”、“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近义，所为道者四，唯人”数句，均为上博简所缺②。与此相似的是，郭店简和上博简中都有《缁衣》，两种《缁衣》版本都是二十三章，比今本《礼记·缁衣》少两章。两种版本在文字上存在很多差异，例如第4章“惟王之邛”句，郭店简《缁衣》写成“共惟王恭”，上博简《缁衣》写作“惟王之功”。第6章郭店简“四方顺之”，上博简写作“四国顺之”。第9章郭店简“颂”，上博简写成“容”。第11章郭店简“卿事”，上博简作“向使”。第12章郭店简“不倍”，上博简作“倍倍”等等③。
同一文本在不同时段往往会呈现出不同面貌。对此郭店简《老子》与帛书《老子》可资比较。郭店简《老子》是战国中期偏后的本子，帛书本《老子》的抄写年代在秦汉之际。将两种《老子》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章序和文字都有差异。郭店简《老子》“示素保仆，少私寡欲”，帛书《老子》写作“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郭店简《老子》“圣人欲不欲，教不教”，帛书《老子》写作“圣人欲不欲，学不学”。郭店简《老子》“为亡为，事亡事，味亡味，大小之”，帛书本《老子》写作“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郭店简《老子》“至虚，恒也；守中，笃也”，帛书《老子》写作“致虚，极；守静，笃也”。郭店简《老子》“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畔”，帛书《老子》写作“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郭店简《老子》“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帛书《老子》写作“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郭店简《老子》“大器曼成”，帛书《老子》写作“大器免成”。郭店简《老子》与帛书《老子》在思想观点上也存在重大区别。例如，郭店简《老子》“绝智弃辩”，帛书《老子》写作“绝圣弃智”；竹简本《老子》“绝诈弃伪”，帛书《老子》写作“绝仁弃义”。这些材料表明，“早期道儒关系远没有达到冲突尖锐化和激化的程度”④。
战国文本就是这样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究竟哪一个本子能够最后胜出而成为定本，这就要看历史的机缘了。
内容摘要：战国文学传播不是停留在单纯传播作品之上，传播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创造过程，很多战国文学文本就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学传播转型，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文学传播的规模，提升了文学传播的效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战国文学自身的面貌，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战国那样，传播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不仅很多战国文学作品内容是在传播过程中逐步生成。但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战国文学传播远远超越了它的一般功能，其时文学传播过程同时又是文学生产过程和文学接受消费过程，文学传播者同时又是文学生产者和文学消费者，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战国那样，将文学生产、文学传播、文学消费三者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关键词：传播;文学;孔子;散文;诸子;老子;口语;保存;语录;言论 作者简介：二 文学语言在传播中趋于平易
与商周春秋文章相比，战国文章语言要平易得多，甚至比明清古文还要好读，口语化特色非常明显。这是因为，战国很多文章是从口头传播进入书面传播，由此大大地缩短了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使战国书面文章保留了口语化特色，促使文学语言向平易化方向发展。
孔子师徒对战国文学语言发展起到开风气的作用。孔子用口语教学，七十子原汁原味地记下孔子的口语，编《论语》时又保留了孔子的口语原貌——《论语》的口语化就是这样来的。《论语》中不少对话体语录明白如话。例如，《公冶长》载：“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这些对话几乎不用注释，后人就能读懂它的文意。《论语》语录在描摹孔子声情口吻方面尤其传神。例如，《八佾》：“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这是孔子高兴时的声情。《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是孔子急于洗清辩白时的情景。《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这是孔子大悲大痛时的语调。《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这是孔子生气时的口吻。《宪问》：“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这是孔子无奈时的语气。《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是孔子逗乐时的口气。《微子》：“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孔子失意时的情形。《论语》有时用重复句来表达孔子对某一思想的强调。例如，《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至牖执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处的重复表达了孔子对高足身染沉疴的痛惜和无奈。运用丰富的语气词是表达声情口吻的重要手段。例如，《学而》载孔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本来用一个“矣”就可以了，但加上一个“已”，传达出加重、延缓、慎重的意味。《论语》某些语录甚至连用三个语气词。例如，《雍也》：“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尔乎?’”“焉”“尔”“乎”三个疑问语气词连用，不仅加重了疑问语气，而且起到舒缓的作用，衬托出孔子作为长者迂徐含蓄的情态(孔子与尊者对话，语气词就少得多)。《论语》对话体语录还运用了其他语气词，诸如“也夫”、“也哉”、“也与”、“矣夫”、“乎哉”、“矣夫”、“矣哉”、“云尔”、“也与哉”、“云乎哉”等等，这些语气词在摹写声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战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论语》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文学语言由书面语向口语方向发展。
孔子身后，诸子百家各开户牖，文学传播事业进入了如火如荼的时代。由于当时游说者太多，而各国诸侯贵族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也缺乏很好的耐性，因此，如何抓住万分宝贵的游说机会，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诸侯贵族轻松愉快地听懂并接受自己的观点，就成为每一个游说之士都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为此诸子百家绞尽脑汁地钻研语言艺术，力求运用最浅显、最生动、最易懂的语言来传播深刻的思想观点。诸子百家的游说之辞，有的是由游说者弟子当场记录下来，有的则是在事后由弟子或本人补记。无论是现场实录还是事后补记，都是从口头传播进入书面传播。这样，诸子口头传播的某些特点，诸如口语化、浅显化、形象化等等，就会如实地反映到书面传播之中。诸子多用日常口语进行交流。如《墨子·公输》载墨子止楚攻宋：“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⑤墨子没有对楚王、公输般讲一番深刻的“非攻”道理，而是在轻松的口语交流中折服对方。在需要正面地讲述道理时，诸子们化深为浅。如《商君书·更法》载秦孝公对是否变法犹豫不决，商鞅劝秦孝公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⑥这一段话语言简明而意义深刻。为了使自己的传播明白易懂，诸子说客从诸侯贵族的身边琐事说起，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对齐宣王传播王道学说，而齐宣王却醉心于霸道，怎样才能唤起齐宣王对王道的兴趣呢?孟子先讲了一个齐宣王本人“以羊易牛”的小故事，以此说明齐宣王富有仁心，而仁心就是实施王道仁政的前提条件。《战国策·楚策》载庄辛劝谏顷襄王疏远奸臣，从蜻蛉、黄雀、黄鹄一直说到蔡灵侯，再说到顷襄王本人，直说得顷襄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这样的口头传播，基本上不存在任何语言理解上的障碍。此外，诸子们还通过设譬取象进行传播，化抽象为形象，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传播功效。战国也有一些从事书面传播的诸子学者，他们同样追求语言的生动浅显。诸子百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一种把深刻的思想往浅易里说的时代文风，由此巩固并发展了由《论语》开启的口语化成果，使战国文学语言进入了一个以浅易、生动、形象为特色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