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舜臣，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发表过论文《元代诗僧的地域分布与宗派构成及对僧诗创作的影响》等。
诗僧是古典诗史上特殊的诗人群体。他们创作的诗歌，相当真切地反映了僧侣阶层的生活境遇和心灵世界，代表着僧侣文学的最高成就。然而，佛门历来视诗歌为“小道”、“外学”，经藏所录僧徒著述，一般收“经论”、“语录”而遗“外集”；僧徒亦极少措意于诗集的刊刻和流布。职是之故，古代僧诗散佚甚为严重。李国玲《宋僧著述考》著录的两宋释氏别集存佚比约为29/80①，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所录近代以前广东释氏别集“见”、“未见”比为25/81②。初步估算，当有七成以上的僧诗别集已不复存于天壤间。而仅存的僧诗文献，亦散无统纪。以《古今禅藻集》为例，虽网罗颇富，但所收亦仅三百七十七名诗僧的二千八百二十四首诗作③，实泰山一毫芒耳。此种状况，随着20世纪现代学术的建立、完善而逐渐得以改观，海内外学者在古代僧诗文献发掘、整理、著录、校注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拟对其略作综述，挂一漏万处，祈请识者补正。
一 僧诗文献研究的对象
僧诗文献，顾名思义，即释子创作的诗歌文献。但历来对诗僧、僧诗的内涵与外延均无明确界定，故在论述之前，应略予辨析。
清人魏禧曾指出：“夫僧有始于真，终于伪；有以伪始，以真终；又或始终皆伪愈不失其真者。”④僧徒此种游离于僧俗两界的现象，使人们在判别诗僧的身份时，常出现分歧。例如，《四库全书总目》评《古今禅藻集》的编选范围时就说：“中间如宋之惠休、唐之无本，后皆冠巾仕宦，与宋之道潜老而遭祸、官勒归俗者不同，一概收入，未免泛滥。”⑤可见诗僧身份的认定，主要还在于其为僧的真确性。关于此，我们以为余嘉锡的提法颇值得重视。他说：“……然则(周)贺平生所作诗，多作于为僧之时，其集之行世者，又或直题清塞之名，未及一一追改，故选僧诗者得而录之。若贾岛官至长江簿，以官名集，其诗又皆作贾岛，无追题其无本之名者，故不得而阑入之，是亦《春秋》名从主人之义也。昔梁刘勰出家，改名慧地；宋饶节为僧，改名如璧；而《南史》勰本传及吕居仁《江西宗派图》皆仍用其本名，以其著述成名，在未为僧之前故也。周贺少而出家，老始还俗，为僧之日长而为士人之日短；故《诗人主客图》及《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皆直名之曰僧清塞，李龏列入唐僧之中，初非漫然无所据者，不可谓之自乱其例。”⑥余氏以“《春秋》名从主人之义”及“为僧时日之长短”定夺“诗僧”之身份，显得更为灵活，也比较符合事实。像贾岛、刘勰、饶节这样很难称为诗僧者，历史上还有不少。例如，屈大均，字翁山，顺治七年广州屠城，即避难出家，更名今种，字灵一，“自首至足，遂无一而不僧”⑦。旋又浪迹岭外，拜访前朝遗老，凭吊故迹；返粤后，竟以儒者自尊，猛烈“辟佛”。这表明貌似缁流、实为遗民的屈大均，是绝不愿意人们称他为诗僧的。
“诗僧”一词较早见于中唐释皎然《杼山集》卷四《酬别襄阳诗僧绍微》、卷九《与权从事德舆书》和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等文献，所指皎然、灵澈、护国、清江、法振等，均为当世擅诗僧人。因此孙昌武认为：“诗僧可以说是以写诗为‘专业’的僧人，也可以说是披着袈裟的诗人。他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⑧高华平也认为：“‘诗僧’并非一般指那些偶尔能吟诵一两句诗的僧侣，而是指那些以诗著名的僧人。……‘诗僧’主要是相对于‘义学僧’而言的一个概念。”⑨此二说，意在排除诗作不多之僧。“诗僧”之地位在丛林历来不显，那些仅撰有少量诗作的高道大德，若以“诗僧”目之，确非“《春秋》名从主人之义”。但就学术研究尤其文献整理而言，这一界定失之过严。正如古代大多数诗人，未必皆视吟诗为一己之业，所重者仍是借以建功立业的身份，但在文学研究中，我们所认定的依然是其作为诗人之属性。从此一层面言，凡有吟诗经历之僧，皆应称作“诗僧”。
关于僧诗的分歧主要在于佛教偈颂与诗歌的关系，历来意见不甚统一，或等而观之，或判分为二。支谦《法句经序》称“偈者结语，犹诗颂也”，拾得亦云“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子细”⑩。然《全唐诗》却以为释家偈颂与道家章咒“本非歌诗之流”，一并删除(11)。此种断然否认释家偈颂为歌诗的观念，在古代实非主流。唐宋的诗歌总集，入选僧人偈颂者，比比皆是。《全唐诗》之所以不予收录，正如陈尚君所言，“并不在‘非歌诗’。《全唐文序》解释不取偈颂原因为‘以防流弊，以正人心’，始道出个中原因”(12)。
偈颂，原是印度佛教的一种韵文，梵文作gāthā，音译伽陀、伽他、偈陀，意译讽诵、偈颂、颂、歌谣等，种类甚多。隋代释吉藏以为重要者有通偈、别偈两种：前者又称首卢偈，“莫问长行与偈，但令三十二字满即便名偈”，每句字数不定，句数亦不拘，齐行、散行并存，满三十二字即为一偈，在形式上与诗歌区别较明显；后者则“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皆以四句而成”(13)，句式齐整，每句字数相同，甚至押韵、平仄、对仗等与近体诗亦颇为接近。可见，人们摒弃偈颂，还在于其内容主说理而寡诗味。其实，诗歌内容的解读，见仁见智，无统一之定规，况且偈颂中亦不乏诗情浓郁之作；再者，说理诗亦为诗歌题材之一，像宋明理学家的性气诗，其说理意味并不亚于偈颂。因而，轻易将佛家偈颂逐出诗歌园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综上所论，僧诗文献研究的对象，应包括僧徒所撰诸体诗歌与宗门偈颂。而对于那些半途还俗的“僧徒”以及因特殊原因遁入空门的僧徒，应以“春秋名从主人之义”及“为僧时日之长短”来判定，贾岛、饶节、屈大均等人不应阑入诗僧队伍。
内容摘要：古代僧诗散佚甚为严重，此种状况，随着20世纪现代学术的建立、完善而逐渐得以改观，海内外学者在古代僧诗文献发掘、整理、著录、校注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拟对其略作综述，挂一漏万处，祈请识者补正。
关键词：别集;梵志诗;研究;敦煌;僧诗文献;整理;诗集;版本;诗歌;中华书局 作者简介：二 大陆地区历朝僧诗的收集、辑佚与整理
释子作诗，始于东晋，历唐宋元明诸朝而逮清季，丛林吟咏之风，未尝断绝。然时移治乱，像运升沉，历代诗僧的兴衰并不平衡。学界对僧诗文献的整理，亦用力不均。1993年，艾若、林凡联络数十位学者，着手编纂《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拟分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五卷，系统整理东晋至清末释氏之诗(14)。此一宏大构想，诚有功于僧诗文献的研究。但直至今日，惟“晋唐五代卷”出版行世，余者皆付之阙如。此种状况，基本反映了二十世纪以来古代僧诗文献研究的大势——东晋、南北朝、隋唐最为完备，两宋次之，元、明、清三朝最弱。兹缕述如下。
先唐的僧诗文献，《隋书·经籍志》著录了支遁、慧远、惠琳等僧人的十三种别集，惜除支遁集外，皆散佚无存(15)。明人冯惟讷所编《古诗纪》，广泛采摭，得诗僧三十二人七十四首诗作，是收录六朝僧诗最完备的古籍之一(16)。但冯氏考证殊疏，讹误屡出，先后有清人冯班《诗纪匡谬》、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补正之(17)。20世纪40年代，逯钦立历二十余载，撰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冯惟讷《古诗纪》为基础，以杨守敬《古诗存目》为参考”，广取群书，补苴阙佚，共收四十名释氏“本土之谣”八十六首(18)，并传其生平，详明出处。逯著的特点在于，每参稽《广弘明集》、《高僧传》、《庐山记》诸校本，以广异文，斟酌校定。但是，逯著在处理偈颂时，仅收入题有“赞诗”字样者，同时割弃了疑为可能作于唐代的一些僧诗，故仍有遗漏(19)。例如，其失收的傅翕(一百零八首)、菩提达摩(二十五首)等，即为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和《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晋唐五代卷》(共收入四十四人二百五十二首诗)收入。先唐基础文献有限，学者之订补，虽东鳞西爪，实属不易。
唐代的僧诗文献，因有《全唐诗》(共收一百一十五位僧人二千八百余首诗)而较显集中、系统。但由于其编者观念的偏颇和视阈的缺失，漏辑、误植、重出等现象，仍复不少。20世纪以来，随着大批地下文献的发掘和遗存于域外的古籍的“回流”(例如《祖堂集》)，唐代僧诗文献整理取得了极大的成绩。这里首先需提到的是：刘复、胡适、郑振铎、王重民、向达、刘铭恕、张锡厚、项楚等几代学者，从敦煌文献中抄录、勘校的三百余首王梵志诗，不仅全面填补了《全唐诗》未收其诗的空白，而且肇始了学界对白话僧诗的关注。此外，像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敦煌文学总集所收僧诗，亦多数未见于《全唐诗》中。90年代后，英藏、法藏、俄藏等敦煌文献以集成方式影印出版，使敦煌文献整理再掀高潮，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敦煌石窟僧诗辑校》(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等著作，陆续面世。这三本撰著，因王梵志诗已有校注本而未收外，余者皆力图网罗并尽，或考察作者、抄者及创作时代，或依别本、义例，精心勘校，虽非敦煌僧诗的全帙，但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称之为渊薮，亦无不可。
《全唐诗》的辑校、补遗，是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成就。唐代僧诗文献的研究，也借此获益甚丰。代表该项工作最高的成果，主要有王重民、孙望、童养年辑录《全唐诗外编》和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共约辑录出一百三十余位僧人一千七百余首诗作。学者之整理，或移正，或补入，或正题，或考生平，皆为完善唐代僧诗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文章，亦值得重视，例如，佟培基《唐代僧诗重出甄辨》(《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辑)、张如安《唐释宗亮诗辑存》(《宁波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曹汛《淡然考》(《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期)，等等。总之，唐代僧诗文献，经几代学者百年捃摭，庶无遗佚。
两宋僧诗文献，除《九僧集》、《石门文字禅》等二十余种别集存世外，还有一些像陈起《圣宋高僧诗选》之类的断代僧诗选本。但这些选本，或囿于一体，或限于特定时段，尚不能全面反映两宋僧诗的总体面貌。1998年，历十余载、聚众多专家心血的大型诗歌总集——《全宋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宋诗》取材甚广，凡别集史传、语录灯录、稗乘地志、金石墨迹等文献，“长编短制，细大不捐，断章残句，在所必录”(20)，共得八百一十八位诗僧(21)近两万余首诗作。撰者所据文献，力择善本、足本，酌校异同，详明出处，并撰有僧人小传，附以篇目索引。赵宋三百年僧诗之体貌，于斯概见。
元代僧诗文献的整理，在20世纪前，以清人顾嗣立、席世臣所编《元诗选》和《元诗选癸集》最为完备，共收入一百三十二名僧人八百零七首诗作(22)。此后很长时间里，元诗未引起学人足够的重视，更鲜见专门致力于元僧诗文献的研究者。20世纪90年代后，杨镰接手了《中国历代僧诗全集·元代卷》、《全元诗》的主编工作，对元诗文献作了大量的辑佚、校勘、考辨、汇录工作，“已经编录出一百九十八位元代释子的四千八百九十六首诗”(23)，诗作总量为顾、席所辑的六倍之多。相信待其成果面世后，必将厚惠学林。
明清的僧诗文献，繁多芜杂，积累甚薄，整理难度很大。《中国历代僧诗全集》“缘起”称，“邀请了江庆柏、陈敏杰、李灵年三位先生为分册主编或编委，由他们与上海复旦大学同仁协作，负责明、清两代部分”，并称“进展很快，有一个四十多学人组成的班子”(24)。但近二十年过去，未见及后续报道。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明清僧诗文献整理的艰巨性。
陈尚君言：“断代全集的编纂，是程功巨大而学术要求极为严格的工作。”(25)僧诗文献散佚极多，分布广泛，整理的难度尤为巨大，非知晓内典、外学者莫能为，否则遗憾在所难免。例如，《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晋唐五代卷》“考订、注释均过于疏略，遗漏，错误亦不少”(26)；《全宋诗》中所收僧诗，“同样存在着漏收、误收、重出等现象”(27)。补苴罅漏，精益求精，乃文献整理应有之义；况且孤本、秘笈迭现，更为订补提供了便利。例如，不少学者对宋代僧诗文献进行校释和辑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2005年出版的《全宋诗订补》，辑补、校订了一百零四位僧人的诗作(28)；朱刚、陈钰《宋代禅僧诗辑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辑录了《全宋诗》未收的七千八百余首禅僧诗，“收获之丰，令人惊叹”(29)。冯国栋《〈全宋诗〉僧诗补佚(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2期)、卞东波《陈起〈圣宋高僧诗选〉丛考》(《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辑佚诗、举异文、考生平，均颇具价值。此外，张如安、傅璇琮、陈小法、江静等人，从《中兴禅林风月集》、《一帆风》、《江湖风月集》、《贞和集》等日藏文献中，辑录了数百首宋代僧诗(30)，有些文献“甚至闻所未闻”(31)，特别是许红霞在日本访学期间，发现了数种日本刊刻的南宋僧诗别集，并承担了《全宋诗补正》僧诗部分的工作(32)。可见，文献辑校，讹若渡河，喻同扫叶，无有竟时。20世纪以来有关历朝僧诗文献的整理，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欲臻完善之途仍艰巨漫长，尚需更多的学者付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