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杜甫晚年流寓巴、蜀、荆、湘所作诗篇，言及江南的委实不少，或追忆年轻时代的吴越之游，或因时、因事、因物、因境而语及江南。他对江南的思念和向往，既有对文化江南的眷念，又包含生存之希冀、亲情之召唤。
江南山水秀异、人文底蕴深厚，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南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具有“文化图腾”的意味。西汉的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阅沅湘”，为《史记》的撰写提供了宝贵的感性认识和实地考察资料。东晋时期，王谢子弟随晋室南渡，“兰亭雅集”、“雪夜访戴”，谱写了延续数百年的江左风流。唐代的李白25岁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渤”，在江南一带游历；在被玄宗“赐金放还”后，再次游历江南；孟浩然“烟花三月下扬州”，在盛壮之年遍游江南。李白和孟浩然分别写下数十篇歌咏江南的精美诗作，成为唐代江南文化的参与者和丰富者。与李白、孟浩然基本同时的杜甫，早年也曾游历江南，相信也写过不少咏叹江南的诗篇，可惜这些“少作”并未流传下来。不过，他在晚年诗作中不断追忆江南，明确表达对江南之“胜”的思念。
晚年期冀东下江南
天宝十四年（755）冬，安史之乱爆发。杜甫遭逢此变，先陷贼，后脱险，“麻鞋见天子”，拜左拾遗，后因房琯事责授华州司功参军，因饥馑及兵乱而弃官，“流离陇蜀，漂泊西南”。
杜甫初至蜀中，在友人资助下营建草堂，过了几年相对安闲平静的日子。但蜀中毕竟不是杜甫甘心栖息之地，中原和朝廷才是他最心心念念的所在。当得知朝廷收复蓟北时，他兴奋地规划着回乡之路：“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当困居三峡，无法北归时，他不时怅叹“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他一次次整装待发，又一次次放弃行程，甚至究竟要去哪里，都完全身不由己。不过除北返中原外，另一条路线始终在诗人脑海中盘纡，即东下江南。如《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其二写道：“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长楫，长啸下荆门。”《绝句》写道：“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俨然已做好东下江南的准备。此外，《游子》诗云：“巴蜀愁谁语，吴门兴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峡暮帆前。”《桃竹仗引赠章留后》诗云：“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枻白帝城。”《解闷》其二云：“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等等。他如此频繁地表达东下江南的意愿，显然有强烈的动因。
眷恋文化江南
杜甫初营草堂时曾写过一首《卜居》，前三联大意是：主人为杜甫卜居浣花溪畔，此地林塘甚幽，远离尘杂，山水闲逸，风光秀美。得此佳境，颇能销解客愁。而诗的尾联“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忽宕开一笔，用王子猷“雪夜访戴”故事，由眼前的浣花溪联想到万里之外的山阴，流露出杜甫对江南的特有情衷。此时的蜀中（包括其地其人）对杜甫相当友好，杜甫之“厌蜀”也是几年后的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杜甫初至蜀中即思江南？从杜甫稍后创作的《壮游》可找到明确答案：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庐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荷芰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壮游》记录了青年时代的杜甫一段难以忘怀的吴越之游。他在苏州、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游历最久，收获也极大。这片土地上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以及秀美蕴藉的山水风物，给杜甫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几十年后，杜甫依然沉浸其中，既念念不忘，又若有所失。《壮游》写于大历元年（766），比《春日梓州登楼二首》晚三年，恰可作为“思吴胜事繁”的绝佳注脚。此外，杜甫对江南风物、文化的追忆与向往，时常见诸笔端。
内容摘要：杜甫晚年流寓巴、蜀、荆、湘所作诗篇，言及江南的委实不少，或追忆年轻时代的吴越之游，或因时、因事、因物、因境而语及江南。他对江南的思念和向往，既有对文化江南的眷念，又包含生存之希冀、亲情之召唤。
关键词：杜甫;江南;草堂;吴越;蜀中 作者简介：为生存计，欲下江南
杜甫念念不忘江南，除了因为江南的文化意蕴外，还包含政治经济形势、亲情友情等多重考量。
江南经过南朝数百年发展，至隋唐而成经济富庶之区，中唐以后更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扰攘，兵连祸结，江南因离战争漩涡稍远，成为相对安宁的区域。杜甫在蜀中及三峡中的处境，除严武镇蜀期间蒙其眷顾而生活稍安定外，其他时间可谓衣食不济乃至性命堪虞。如严武短暂离蜀还朝，四川发生吐蕃入寇、军士哗变、徐知道叛乱等事件，杜甫不得不东奔梓州、阆州；严武再镇西川后不久暴卒，杜甫更失去依怙。故草堂数顷之地，虽欲安栖而不可得；峡中数亩之田，以病废之躯养疾其中，亦苦不堪言。无论在成都草堂、梓州城楼，还是在三峡之中、洞庭之上，窘迫困顿的杜甫，为生存计，遂时时想望江南。如《赠苏四徯》云“君今下荆扬，独帆如飞鸿。二州豪侠场，人马皆自雄。一请甘饥寒，再请甘养蒙”，虽临别赠言，亦可反观杜甫对江南的艳羡。前引《解闷》其二“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更清晰地道出了杜甫欲东下江南的一个原因。
挂念亲人，想望江南
杜甫极重亲情，梁启超尝以“情圣”目之。漂泊流离之际，杜甫时常想起在战乱中散失的亲人，先后写过《得舍弟消息》之“风吹紫荆树”、“乱后谁归得”，《月夜忆舍弟》之“戍鼓断人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有弟有弟在远方”、“有妹有妹在钟离”等，以及《遣兴》之“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遣愁》之“渐惜容颜老，无由弟妹来”，《送韩十四江东省觐》之“我已无家寻弟妹，君今何处访庭闱”等诗句，无不表达出对战乱中漂泊他乡的亲人的挂念和担忧。杜甫寓居草堂及困居三峡期间，先后与其弟颖、占、观等取得联系，唯弟丰往江左，数载绝无音信，杜甫尤为挂念，他带着担忧、牵挂和猜测的心理创作了《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二首》。第一首“羁栖见汝难”及“十年朝夕泪，衣袖不曾干”，见思弟之深切；第二首“闻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据友朋模棱两可的消息猜想弟之所在，“明年下春水，东尽白云求”，则欲去夔往江左寻访其弟。《元日示宗武》结句云“不见江东弟，高歌泪数行”，亦在感慨漂零之际表达对五弟的牵挂。
杜甫晚年流寓巴、蜀、荆、湘所作诗篇，言及江南的委实不少，或追忆年轻时代的吴越之游，或因时、因事、因物、因境而语及江南。《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较典型地表达了他在特定时期迫切希望离蜀适吴的心态。尽管他未必真的“厌蜀”（譬如他对曾居数年的草堂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对吴（江南）的思念和向往发自内心。这其中，既有对文化江南的眷念，又包含生存之希冀、亲情之召唤。杜甫虽最终病殁于洞庭湖一叶扁舟之上，未能实现再到江南的愿望，但他早年的吴越之游，以及晚年对江南的思念、向往和咏赞，使其与司马迁、王谢子弟、李白、孟浩然等一起，成为江南文化的参与者和丰富者。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