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人们常常跨界性地攀附或援引史传、古文、绘画与戏剧等诸文类的专门性术语，以裨补难以自足言说的缺憾，从而形成“拟于史传”、“拟于古文”、“拟于绘画”、“拟于戏剧”等“跨界取譬”的修辞批评传统。针对写人文本的各种批评术语又常常围绕两个关键词形成会通：一是小说与绘画、古文、戏剧等诸文体所共享的“代言”理论，二是凸显传统小说人物角色表演特征的“态”这一重要范畴。这种传统小说批评既有利于评论者便捷地阐释与评批小说文本，又有益于读者准确地理解并把握小说较之绘画等其他文类在叙事、写人方面的文体优势，

一、韩愈对庄子学统的儒学化改造及其旨趣对庄子思想的接受，韩愈有一个非常大胆的结论：庄子是孔门的后学。二、“援庄入儒”为韩愈崇尚怪奇提供了理据韩愈“援庄入儒”虽系率尔之举，却对其文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韩愈虽然将庄子纳入儒家学统，但韩愈思想与庄子思想存在极大的差异，韩愈汲汲出于仕，他不少作品都是为求仕而作，与庄子的出世思想不吻合。20)陈允锋《论韩愈文艺思想与庄学精神的关系》(载《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论述了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与庄学思想中的“自然”观的内在联系，韩诗“诙俳”“嘲戏”的创作特点与《

一唐五代文人邊塞詞的基本面貌在進一步地考察唐五代文人邊塞詞之前，我們有必要對「邊塞詞」的概念做出更明確的界定。二唐五代文人邊塞詞的題材類型雖然唐五代文人邊塞詞的創作主要出現在晚唐五代這個「後邊塞詩」的時代，但盛唐邊塞詩派乃至中晚唐以來邊塞詩的持續發展仍然會對唐五代文人邊塞詞的創作提供借鑒，這在題材類型和創作模式上自然也會有所體現。相关文章邺下文人集团内部活动对文人观念的影响从政治到文学：建安文人业缘的历史走向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论文人书法的意义及其局限中国古代文人集团论纲纸刊订购：010-8250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主张唯情论(至情论)的文学观。对此，既往学术界的论述失之于简单地说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等文献中关于“唯情论”的主张，而没有就其“情”的观念作具体、系统的理论阐述。本文围绕汤显祖的“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三个重要命题，对其“唯情论”文学观的核心思想作了系统阐释，并在“情”、“奇”和“神”三个层面阐述了汤显祖文论观的逻辑结构。汤显祖论文主“情”，同时也主“奇”——“情”与“奇”是汤显祖文论的一体两面。我们比较一

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自由书”，论证为何要将学校、报纸、演说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但“报纸”、“演说”多即兴之作，对时下有启蒙之功，却非知识增长的最佳途径。费时费力较多、讲究通力合作的辞书出版以及教科书编撰，如强劲的后卫，支撑着整个社会的学术积累与知识创新。在满清王朝寿终正寝的前夕，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了东吴大学教授黄人编著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史》。刚刚崛起的社会组织（现代大学和出版社）与新型出版物（辞书和教科书），二者的合作，让我们得以一窥晚清西学东渐的蹒跚步伐。考虑到黄人

【内容提要】本文對唐宋時期都市文學風景詞的發展綫索作了梳理與評價，認爲詞雖然產生於都市，但真正開始寫都市風景的是花間詞人。北宋柳永開創了都市文學風景詞的新局面，在其筆下，都市文學風景詞大量出現。【关键词】唐宋詞/都市詞/都市風光描寫/發展綫索【作者简介】劉揚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詞起源於都市，是都市的文學，它原是配合都市里的秦樓楚館中歌伎們的流行曲?{，爲了佐酒助歡而興盛起來的。二宋詞中都市文化題材的大力開拓者——婉約詞開山祖柳永到了既熟悉和喜愛都市生活、又創製了適合描繪都市文學風景的大量長?{慢詞的

在对南明绝命诗的整体观照背景下，展开刘宗周、瞿式耜、张煌言等个案研究，以诗作细读与史实关联为基础，揭示绝命诗既反映了个人内心世界的独特与丰富，也反映了士人群体以及时代风尚的价值取向。在众多的死亡之中，弘光朝左都御史、大儒刘宗周，永历朝文渊阁大学士、吏、兵两部尚书瞿式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煌言等三位名臣之死尤广为人知，在当时即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而在他们死亡的过程中，诗分别扮演着不同的重要作用。与前面分析的刘宗周、瞿式耜等人不同，张煌言对于死亡没有丝毫的犹豫，刘宗周挣扎过、瞿式耜反抗过，最主要的原因是

学术界对“风矩应明”与“骨采宜耀”之解读分歧甚大。本文从刘勰所举作品实例与书中相关词语之使用特点，说明“风矩应明”与“骨采宜耀”，显然并情思事义与辞采而言。“风矩应明”是说“章”所表达的情思与辞采都应该光明照耀；“骨采宜耀”是说“表”这种文体，风情义理均应具光明之气象。刘勰不仅对章表这两种实用文体提出了属于感情与文采的美的要求，对二十篇文体论中的绝大多数文体，也都提出了艺术的要求。刘勰的杂文学观念，反映的正是我国文学传统的主要特点。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如何处理史实与评价的问题。

感物论是一个有关文学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发生的概念，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理论之一。明代感物论经历了三个阶段：明初感物论思想深受理学影响，以理、道为文学发生的起点，形成了以心、物、理为主体的感物理论，并通过对“比德”说的改造和贯彻产生了巨大影响。明中期的复古文学则从反对理学出发，形成了以心、物、情为主体的感物理论，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干预，以积极的理想主义精神投身现实。晚明的感物论受到心学的巨大影响，突出心灵在文学创作中的主导地位，但并不抛弃现实，而是既执着于现世，又强调心灵的超越，从而形成了以心、物、

这些诗歌，既有对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风光的描绘，又有对沿途奇特海景的展现，不仅开拓了传统诗歌的表现范围，还以文学审美的方式表现出钓鱼岛作为中国固有领土的心理文化认同。这一系列作品中，徐嘉炎《壬戌新秋偕诸同年送别悔斋年长兄奉使册封琉球公宴序》中云及“针分甲乙，道经赤坎、黄麻”尤可注意，足见黄尾屿、赤尾屿等钓鱼岛附属岛屿颇为士人了解，钓鱼岛列岛概念不止在“航海图经”中，已成为士人文学作品构成之意象。赵朴初先生作为嘉庆五年册封使赵文楷的六世孙曾通过家集阅读， 1979年 5月 22日《致友人艾中全书》云

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到杜甫为一大变化；唐诗的发展，到韩愈为一大变化。而韩诗之变，就继承关系而言，主要是承杜诗变化而来的，特别是将杜诗的奇险倾向，推扩到极致而“自成一家新语”。而他对杜诗的继承与发展，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和诗学渊源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探索新的体式和句式，是杜、韩相继促成唐诗大变的主要手段。杜、韩是古典诗歌由“唐音”转向“宋调”的关键人物。

左思《三都赋》选择邺都而不是洛阳作为描写对象，有对曹魏尤其是对魏武帝曹操武功文治历史功绩的认可与肯定，《三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很好地表达了“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宗旨，阐明了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三都赋》产生“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是西晋主流意识形态对晋承魏统政治伦理认同的一种表现，也是三国以迄西晋魏、蜀、吴三国争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的反映。

21世纪初期十年的古代赋学研究，以数十种赋选、百余种论著、近两百篇学位论文、千余篇期刊文章的卓越成绩超越以往任何一个十年，呈显繁荣气象，成为当今古典文学界的研究热点。同时，也形成了区别从前的学术特点和新的趋向：一是研究内容的深化与领域的拓展；二是理论探讨与学术总结的注重；三是文献整理的进步与当代辞赋评论的兴起；四是博士群体的活跃与研究方法的多元。

文体交融和文体相互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形成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以传奇为代表的戏曲理论执着论述曲与诗歌的同源性、同质性、同构性，同时也注意到了戏曲艺术的独特个性，其中有关“曲”的理论是对诗歌理论的因袭，有关“戏”的认识是对诗歌理论的变革，戏曲文体的生成不仅是“文体交融”的过程，也是理论交融的过程。李渔的“同源而异派”之说恰切地概括了这一关系。

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汉书学”特征渐趋凸显：注音、释义为主；著书、授徒并举；抄撮、抄撰盛行。“汉书学”的繁荣为后起的“文选学”奠定基础，是“文选学”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象乐”是上古时代一种古老的表演艺术，苏轼称之为“戏礼”形态，是我国歌舞剧的雏形。象的本义是模拟，象乐的基本艺术特征是摹拟和形容。象乐经常表现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主题，叙述重大的历史事件，典型的是“周所存六代之乐”，“六代之乐”实际是上古时代的民族史诗。中国史诗以“演唱”为主的形态，决定了它与“讲唱”为主的西方长篇史诗的区别。“成”是象乐的结构形式，《大武》六成是象乐的典型结构样式。

谢灵运山水诗作为晋宋之际诗歌变革的重要成果，其山水、玄理并存的表现范畴，体物精细、辞采富丽的艺术风格及所谓的“玄言尾巴”等特点，可以说皆与玄学“言尽意”论有内在关系。”从“淡乎寡味”到“富艳难踪”，诗歌语言的这种发展与诗人的艺术才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诗歌表现对象的转变促进诗歌语言意识的自觉，这是“言—象”关系在诗歌艺术上的体现，谢灵运山水诗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如《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朝旦发阳崖。从谢灵运山水诗的创作实践看，山水与玄理作为表现范畴共存，但生动直观的山水形象与抽象思辨的玄学义理，作

目前我们看到的《诗集传序》并非为通行本《诗集传》所撰写，而是朱熹此前为其“失败之作”《诗集解》写的序言。本文通过分析这一处于朱熹思想转折期的过渡性文本，试图揭示此序与《诗序》——《大序》、《小序》的对话关系。在展开《诗集传序》与其他相关文本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朱熹所做的内在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有意将人性(“性”、“欲”)置于汉儒的“风”、“教”之先；其二，以理学悄然置换汉儒的经学；其三，通过刻意强调“以诗说诗”、“将本文熟读玩味”，试图把《诗经》的解释权重新交还给每一个读者。正是在上述意

唐人称乐府者，实分当代乐章歌词与各种形式的拟乐府两大类。而其称乐府学者，实以后一类为主要内容。唐人乐府学具有理论与创作同条共生的特点。初唐为沿承齐梁体制的近体赋题乐府，其倾向为尚辞；自盛唐李白建立古乐府学，奠定唐乐府学以复古为基本特点的宗旨。此后中唐元结、顾况至元稹、白居易提倡新题乐府，其倾向为尚义；韩孟一派杂拟乐府歌谣，带有自我作古的倾向。唐乐府可分为尚辞、尚义与尚乐三类，而中唐以后的主要方向在于尚义派的发展。唐人拟乐府创作，不仅是抗衡流行的近体，也有抗衡今乐的意图，复古诗学是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撑。

文体交融和文体相互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形成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以传奇为代表的戏曲理论执着论述曲与诗歌的同源性、同质性、同构性，同时也注意到了戏曲艺术的独特个性，其中有关“曲”的理论是对诗歌理论的因袭，有关“戏”的认识是对诗歌理论的变革，戏曲文体的生成不仅是“文体交融”的过程，也是理论交融的过程。李渔的“同源而异派”之说恰切地概括了这一关系。

《水浒传》有简本和繁本不同系统。简本文本形态粗陋，其主要价值在于普及性传播，满足各阶层读者的需求。繁本的意义则在其精工细致的文笔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三四百年来以其精致文本引领《水浒传》的精英阅读，为《水浒传》的广泛传播提供稳定的文本基础。对比简本与繁本，可见不同版本因读者定位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文本面貌和文学价值。

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文学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文学思潮，而文学思潮也制约着文学选本，促使选本对思潮作出反应。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在宋代文学选本中有非常生动的表现，典型的个案有《二李唱和集》等诗歌选本与“白体”诗风的相互生发、《西昆酬唱集》对“西昆体”的引领与示范、《二妙集》《众妙集》《三体唐诗》等对宗唐思潮的契合与呼应、《草堂诗余》《花庵词选》对雅正词风的疏远与游离等。

“自批评”相对于对其他作家作品的批评的“他批评”而言，是对自己和己作的批评。清代词学不同时期的“自批评”皆独具特色，变化轨迹明显可寻，流派特征十分突出。清代词学“自批评”有“自赞式”、“自谦式”、“反省式”等多种形式。“自批评”多是首次开创性的“元批评”，是词学“命名”，享有发明“专利”。不少“自批评”本真可信，可见清代词史及词学史“原生态”，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对历史“当事人”词人的“夫子自道”，我们应充分“体认”，给予起码的尊重。自批评“缺席”的词学史，是不全的词学史，有必要作学理上的深刻反思。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在文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墓志记载文学家的事迹，可以对唐代文学名家诸如贺知章、李白、杜甫、韦应物等具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唐代是诗人辈出的时代，但因仅靠写本文献的流传而埋没了很多诗人和诗作，从新出墓志中挖掘被埋没的诗人和作品，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墓志是特殊的人物传记，它在程序规范和变化发展的交融过程中不断演进；墓志出土的偶然性以及未经选择的原始状态，最有助于文体发生和演变的研究；通过墓志以钩稽唐代文人的著述，也可以展现唐代文学与学术繁荣的状况。

一般认为，《三国志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然而，这一结论并没有扎实的文献基础作为支撑。直到今天，人们既没有发现《三国志演义》在元末明初流传的任何版本（稿本、抄本或刊本），没有发现元末明初有任何人记载或谈论过《三国志演义》，也不见有《三国志演义》影响当时文学发展的任何信息。浙江宁波天一阁所藏《录鬼簿续编》中记载的那个戏曲家罗贯中是否就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同样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确切证据。中国人姓氏有限，同姓名者实在太多，而明代中后期传说的《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有宋人、元人、明人数说，因此，关键不是要寻找到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