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文学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文学思潮，而文学思潮也制约着文学选本，促使选本对思潮作出反应。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在宋代文学选本中有非常生动的表现，典型的个案有《二李唱和集》等诗歌选本与“白体”诗风的相互生发、《西昆酬唱集》对“西昆体”的引领与示范、《二妙集》《众妙集》《三体唐诗》等对宗唐思潮的契合与呼应、《草堂诗余》《花庵词选》对雅正词风的疏远与游离等。
【关 键 词】文学选本/文学思潮/互动/宋代/个案
【作者简介】邓建（1976- ），男，湖北松滋人，文学博士，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文学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文学思潮，而文学思潮也制约着文学选本，促使选本对思潮作出反应。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在宋代文学选本中有非常生动的表现，典型的个案有《二李唱和集》等诗歌选本与“白体”诗风的相互生发、《西昆酬唱集》对“西昆体”的引领与示范、《二妙集》《众妙集》《三体唐诗》等对宗唐思潮的契合与呼应、《草堂诗余》《花庵词选》对雅正词风的疏远与游离等。
一、《二李唱和集》等诗歌选本与“白体”诗风的相互生发
宋初较早出现的一批诗歌选本，多是酬唱类选本，如《二李唱和集》所收录的是李昉与同僚李至往来唱和、缘情遣兴之作，《李昉唱和诗》所收录的是李昉与诸人之宴飨唱和诗，《禁林宴会集》所收录的是苏易简、毕士安、梁周翰、李昉等人的唱和之作，《翰林酬唱集》所收录的是王溥、李昉、汤悦、徐铉等人的唱和之作，《君臣赓载集》是君臣之唱和集，等等。这些选本，大多已经难得一见，唯《二李唱和集》较易觅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1载此集之本末：“李文正公昉，深州饶阳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为相。常语昉曰：‘卿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罢相，每曲宴，必宣赴赐坐。昉尝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①
此集所收诗风格浅切，与白居易诗风相仿。清陈榘《二李唱和集序》云：“读其诗，体格并近香山，《青箱杂记》所论未谬也。”②实际上，李昉之激赏白居易，由来已久，他曾以白居易诗句讽谏太宗，折服君心。《资治通鉴后编》卷17载：“帝一日语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辞以赞，独昉无言，微诵白居易《七德舞》词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帝遽兴，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③
而从上文所列宋初之酬唱类诗歌选本来看，李昉在诸唱和活动中都是处于中坚的位置，《二李唱和集》自不必论，《李昉唱和诗》显然亦是以李昉为中心，《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中亦有李昉。我们据此不难推知，正是对白乐天诗的共同爱赏，使当时以李昉等人为中心的一批士大夫文人流连于诗酒酬唱，继而将酬唱之作编辑刊行。而以这批文人馆阁重臣的政治地位与引领群伦的文学影响力，这些选本在当时流布极广，对“白体”之盛行产生重要作用。基于此，《二李唱和集》等诗歌选本与“白体”诗风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生发、循环互动的关系：一方面，诗歌选本的流布，对“白体”诗风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白体”诗风的流行又促成了更多同类诗歌选本的生产与流通。
内容摘要：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文学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文学思潮，而文学思潮也制约着文学选本，促使选本对思潮作出反应。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在宋代文学选本中有非常生动的表现，典型的个案有《二李唱和集》等诗歌选本与“白体”诗风的相互生发、《西昆酬唱集》对“西昆体”的引领与示范、《二妙集》《众妙集》《三体唐诗》等对宗唐思潮的契合与呼应、《草堂诗余》《花庵词选》对雅正词风的疏远与游离等。
关键词：文学选本;文学思潮;互动;宋代;个案 作者简介：二、《西昆酬唱集》对“西昆体”的引领与示范
除上述以李昉等人为中心的一批唱和类选本外，宋初另一部影响甚大的唱和类诗歌选本是《西昆酬唱集》。《西昆酬唱集》乃杨亿与同僚于真宗景德二年编纂《册府元龟》时，修书之余的更迭唱和之作。集中收录杨亿、刘筠、钱惟演等18人的唱和诗247首。
据杨亿《西昆酬唱集序》，西昆体诗人的诗歌趣尚在于“雕章丽句”，认为只有辞采富丽精工的诗歌才能“脍炙人口”。为此，他们将诗歌的创作过程绎为一种基于一定学养的程序化和技巧化的行为：先是“历览遗编，研味前作”，广泛阅读，反复体味；然后是“挹其芳润”，根据所需撷取词句、意象，加以巧妙地勾连、缝合、打磨，最终制成诗歌成品。“诗人只要多读书，熟悉前人作品，将其词句和意象根据需要重新加以组合变化，就可以做出词采华丽、声韵流转的诗歌来。因而作诗也就不再是‘缘情遣兴’了，而是一种理智的安排，用词的技艺，即使同一题目，也可以由于用词和用典的不同而翻衍变化出多首诗来，达到更迭唱和、互相切劘的目的。”④
不难想见，这种将作诗程序化和技巧化的“成功”尝试，对于当时众多饱读诗书却因禀赋不足等种种原因，而苦于作不出好诗来的普通士子，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的。于是一时之间，群起效之，诗坛风气为之一变。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22引《蔡宽夫诗话》：“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⑤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杨亿刘筠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一时慕之，号‘西昆体’。”⑥
在这种盛况空前的背后，《西昆酬唱集》的刊行与流布功不可没。欧阳修《六一诗话》云：“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⑦从欧阳修之语可以看出，正是《西昆酬唱集》的编行，使时人有了仿效、模拟的范本，从而最终导致“诗体一变”。虽然我们今天已经难以用准确的数据来描绘当时《西昆酬唱集》印行热销的火爆情景，但从宋人的某些记载我们仍可窥其一斑。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7云：“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之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⑧宋初唐风笼罩，宋人作诗都以唐人为模拟对象，故唐人诗集盛行于世，而《西昆酬唱集》一出，则“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足见其影响之巨。
当然，由于西昆体诗歌一味以切对为工，以编织故实为胜，终至流入形式主义的末路，加之其仿效者良莠不齐，一味挦扯，至于剽窃，沦为笑谈。蔡正孙《诗林广记》卷6引《古今诗话》：“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为诗，皆宗义山，号‘西昆体’。后进效之，多窃取义山诗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挦扯至此。’闻者大噱。”⑨
